牛津通识读本：托克维尔 [16]
这一评价尤其适用于文人们对教会的大肆攻击，这是他们传授的教育中最突出的特点。教会代表着传统、权威和等级——这些全都是文人在政治上反对的。他们不像托克维尔那样，把教会看作自由的潜在盟友，而是把教会当成政治革命和改革的主要障碍。然而，教会在18世纪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势力。教会没有压制出版自由，只不过是用无效的审查制度和微不足道的骚扰激怒了作家们，不过是些警告，称不上让他们噤声。事实上，托克维尔说，当时被噤声的人反而是信教的人。文人们为自己争取出版自由以便提出简单化的改革方案，而不是为所有人争取自由，后一种政治自由恰恰有可能会阻碍或让人们抵制其方案。革命只发生在想象中，没有一个文人相信暴力，或对迫在眉睫的暴力有一丝一毫的察觉，也没有人想到过他们或许应对此负责。但托克维尔认为他们应该对最终到来的大革命的性质负责——他们承担的责任虽说没有思想家那么大，却和那些偶然发现了政治真空、本该警醒忧虑，却在其间兴风作浪的无用政客一样难脱干系。
说到那些满脑子抽象理论的文人，托克维尔和埃德蒙·柏克一样谴责了他们。但他对待哲学的态度却与柏克迥然不同，虽然其差别要细细分辨。柏克之所以抨击哲学，是为了反对那些自称哲学家的人，继而用重新恢复的对审慎明断的信心来取代哲学；托克维尔却没有这样讨论哲学和哲学思想，只是偶尔抨击它们不切实际，同时也为审慎明断提供了一个补充。这就是教导人们如何理解社会的一般活动、评判大众的想法，并预测结果如何的“伟大的政治学”。他说，随便在街上遇到一个美国人，他都会知道宗教对于自由社会至关重要，因为那些最不精通“政治学”的人反而很清楚这一点。然而他从未对这些关于政治学的惊人话语做出任何解释，就像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看似在开篇做出了承诺，却根本没有提出一种“焕然一新的世界所需的……新政治学”。一门系统详尽的政治学会贬损政治活动的重要性（抢风头），或许还会损害读者独立思考的能力。真正让政治家们学会政治艺术的当是“自由制度的运作”。作为一名政治学导师，托克维尔的政治学谦虚自制，不着痕迹，更不出风头。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三编，托克维尔的确就他自己的政治学举了一个例子，不过这一点并没有被读者看出来。这正是他著名的命题：“对一个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之时。”如果看似无处可逃，人民还会毫无怨言地容忍压迫，而一旦发现未来有救，他们就会急不可耐，诉诸暴力。只有到了1780年改革行将到来之际，才诞生了“人可以持续无限地完善的理论”。这一理论让一个民族对既有的良善浑然不觉，反而受到鼓动去争取“新事物”。这也正是《论美国的民主》中探讨过的非理性的进步理论，此时它被看作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原因。托克维尔赞扬了革命者“令人钦佩”地坚信人的可完善性和人的力量；他们热爱人类的荣耀并坚信人类的美德。但如果说他们心志真诚，他们的头脑却因为神圣法则被废止、世俗法律被颠覆而迷失了方向。走向完善的确令人振奋，但永无止境。如果人希望在自由中找到满足感，他就需要一种能够洞察全局的政治，其间必须有人的容身之处。
第六章 托克维尔的骄傲
由托克维尔对于哲学的批评看来，称其为哲学家或许会自相矛盾，过于冒失。但他自称“新式自由主义者”，并提出了自己重新思考过的新的自由主义。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曾批评唯物主义哲学助长了民主制度只寻求物质享乐的性情，致使人们丧失了宗教所激发的自豪感。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又批评理性主义哲学只寻求改革体系而不介意有无自由。我们不难把这两种哲学看成是作为自由主义之源的现代政治哲学的不同方面：唯物主义追求实施改革而不再逆来顺受，理性主义追求改善物质生活而非画饼充饥[1] 。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记述了自己亲眼见到并参与其中的1848年法国革命，借以展示他希望自由主义能够有一些骄傲，那是他本人的多少有些悲壮的骄傲。那是有关失败的记述，几乎不能算是骄傲的胜利。但同时它又不无启迪，不管是把自己想象成政治家的哲学家，还是听任自己被哲学家鼓动的平民，都会从中受到教益。
为我一个人写的？
托克维尔的《回忆录》明显不同于他的另外两部主要著作，这本书撰写于那两部巨著之间的1850—1851年。他在本书开头说自己“暂时离开公务的舞台”，且由于健康原因而无法持续进行任何研究工作。1849年10月，他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高也是最后一个职位，他在任的时间也不过区区五个月；随后在1850年3月，他第一次吐血，这是九年后夺去他的生命的疾病的初发症状。他现在是单身，“处于孤寂之中” ——这句话带着点卢梭式的浪漫，因而决定探究1848年一连串事件的根源，“描绘”他所看到的事件参与者。这本书完全不像他的其他著作那样，是写给读者的“文学作品”；它是“为我一个人写的”。《回忆录》一书的确只给几个朋友看过，在他有生之年也没有出版，直到1893年，因为他的遗嘱许可才得以面世。
托克维尔说，这部作品将会是一面“镜子”，他在里面看见了同代人和他自己，而不是准备公之于众的“画像”。他唯一的目标是“自得其乐”，“独自思考”社会的真实写照，观察“拥有真正现实的善恶的人，去理解和评价他的本性”。因此他的言辞或许是真诚的，他必须对这些内容“完全保密”。这里他强调了审视镜中的自己（这是他会做的事）和为他人画像（这是他不会去做的事）之间的差别。但他又说自己会“描绘”那些他见过的人，而且在接下来那一段，他再次提到希望“描绘”的事件。此外，在本书后文中，他的确以最精彩的文笔“描绘”了那些人物和事件，完全不是只为自己的消遣而写。虽然他曾在一封信中说自己正在进行的这个工作是“白日做梦”，实际上，他却咨询过其他参与者，还核查了文献来验证自己的记忆。那么，为什么他要对这部作品的目标受众如此含糊其辞呢？
《回忆录》的确是一幅生动的画像，但却是给后代人看的。这部作品的鲜明特征就是它内含许多生动的个人肖像，全然不同于他的另外两部主要研究原因、对人物只作泛泛而谈的著作。在该书中，从他对国王路易—菲利普的辛辣分析开始，读者会接二连三地看到令人难忘的讽刺画式人物素描，这些个人不是事件的主导者，而是因为自己的错误、有时还是因为美德而成了那些事件的牺牲品。他自己的亲人（他的弟媳）和朋友（让—雅克·安培）都未能幸免，在该书接近结尾处，我们又看到了总统（很快又成了皇帝）路易·拿破仑的滑稽肖像：半是老式的阴谋家，半是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在生前公布这些乐事可能会显得过于轻率，很有可能还会引来牢狱之灾，但为后代记述这段史实却让托克维尔有机会展示务实政治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在《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两部著作中，他颂扬了政治自由的实践；在这本书中，他剖析了政治自由的实际运用 ——或者倒不如说，论证了法国未能建立起政治自由。
但更重要的是，托克维尔剖析了自己的作用，或者毋宁说自己的失败。他本人是个陷身于政坛的文人，就像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谴责的那些人一样。在这里，他展示了在政坛上挥斥方遒的文人能走多远，要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机遇，又要多么仰仗其必须与之合作的庸众的协作。这是《回忆录》写实的一面，与描绘的一面既和谐共存，也形成了对照，因为当他反观自身时，他看到自己身为画师，既身处政坛，又作为导师身处其上。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结尾他说，他努力进入上帝的视角，以便在民主制度和贵族制度之间做出评判。但他还说，和凡人不同，上帝既能看到孤立的事件，也能看到全貌。在本书中，他站在个体的立场上来审视人性，因为事件之所以是孤立的，是因为人类个体千差万别。像18世纪的法国文人一样，投身政治的哲学家倾向于认为可以系统地应用普遍真理来长久地改进人类的事业。因此，普遍真理可以要求个别境况服从于它，并强迫后者按照它的意志行事。
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表明，这种服从不会发生。他把自己置于1848年法国革命的情境中，彼时，他作为一个文人或哲学家，希望控制事件的发生却无能为力。他当然反对理论家，尤其是希望发生那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也从未声称代表“哲学”或任何学说，他只代表他自己。但在反对革命时，他承担起反哲学家的角色，揭露了自命为哲学家的那些人的荒谬行为。1848年革命推翻了路易—菲利普的君主政体 ——对此结果托克维尔反对却无奈，随后建立了受困于党派倾轧的共和国，他负责任地加入了这个共和国的政府，却并不热衷于此。共和国又在1851年被路易·拿破仑推翻，重新建立了拿破仑的帝国，如今变成了温和、民主的专制国家，集中央集权和平民的自满为一体。1848年的革命者们并未得偿所愿，托克维尔也一样壮志未酬。他看到了自己预测的噩梦成真，又距离关键事件那么近，这让他自己便足以成为思想家之无能的典型。记录这些事件的《回忆录》直到很久以后才出版，可以使我们清楚地洞察到他的内心，并和他一样做出判断 ——我们毕竟眼见着这些事件以让人宽心的陈词滥调一一披露出来，为的是取悦当代读者。
图9 托克维尔的一幅速描，画的是他本人和同事朗瑞奈拉着车去内阁
关于他自己的建议无效，托克维尔举了一个关键的例子。虽说他只能勉强算是热衷于君主制，但他认为法国维持一个有民选议会的君主立宪制要好于冒险成立共和国、选举总统，为拿破仑的继任者铺平道路 ——这正是后来真实发生的情况。1848年2月24日，一伙武装民众暴力闯入制宪议会（下议院），推翻了君主制度。这一事件使得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在巴黎闹事并使用革命暴力反对宪法的暴徒取得了合法地位，作为连锁反应，这后来又推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