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托克维尔 [15]
这些就是中央集权制的主要特性。托克维尔坚称，其总体的结果相当于废除了政治而代之以行政管理，这也适时地变成了政府的意图。法国君主的行政管理始于国王们和贵族的贪婪，随后发展成为所有政府共有之本能的结果，最终表现为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确实是政治史上的一场革命，即使没有事先筹划。这种新型政府取代了“天意”；每个人作为个人，而不再是封建制度中的某个阶级的一员，跟政府建立直接的关系。它们很像是当前福利国家的权利，同样是绕过一切中间群体，从政府直接发放到个人手中的权益。这意味着个人只仰赖政府，仿佛向上帝祷告那样，而不再依赖他的家庭或自己在封建阶级中的地位。政府和个人之间没有了“次级权力”，这种次级权力本可以为了捍卫作为某个群体成员的个人 ——例如贵族或仰仗贵族的农奴 ——的权利和特权，而与中央权力机构抗衡。没有像托克维尔在美国看到的那种社团，通过对权力机构加以制约来行使相当于贵族制中的贵族的功能，奇怪的是，这种制约关系竟有点像中世纪的封建秩序，其中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暴政也能够有效预防。
随着君主制度的发展，法国的贵族日渐衰落，他们像国王一样贪婪，却比后者更加短视。起初，贵族们在征税时出卖自己同意征税的权利来换取免税的特权，后来有些税赋是向所有的人征收的，但对贵族仍有所减免。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富人们不用交税，因而对他们不再提供帮助的人也就丧失了责任感。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大量财富，因为国王开始出卖朝廷的官职给他们；贵族们愚蠢地珍视其宫廷生涯的荣誉，认为那比统治属民的快乐和责任更加宝贵。因为需要更多的钱，他们向农奴出售其领地，农奴变成了拥有土地的农民，如此便有责任缴纳贵族免于缴纳的税赋。由于君主制揽下了一切责任，它也总是缺钱，财政上的权宜之计层出不穷。其目的并非通过税赋蓄意削弱贵族的力量，托克维尔说，接下来的政策不是哪一个国王制定的，而是制度使然。但在事实上如此削弱贵族以至于贵族的特权看来像是无本之木，这是毫无理性的行为，因为当大革命到来之际，贵族不但无法自卫，也无力保护君主制。君主制的政策实际上不是个周密的策略，而是让野心和贪婪不受节制，在冷酷的中央集权中成为定规，这看似让政府更加理性，实际上却完全相反。君主制没有意识到，它的反贵族政策会把贵族变成享有特权的世袭阶级，而不是运作良好的上层阶级 ——托克维尔坚信这是有重大区别的。它没有看到它的政策实际上是民主的，并有可能真正走向民主制度。
托克维尔的讨论是围绕着贵族展开的，但他充分、完整地向我们展示了旧制度的各个方面，对模仿贵族的中产阶级、仇恨贵族的农民，以及不支持贵族的神职人员都评述了一番。他承认法国的贵族尽管腐朽，却仍然保持着骄傲，并且因为有“充满阳刚之气的美德”，他们既不奴颜婢膝，也未沉溺于在他的年代盛行一时的对物质富足的阴柔之爱。贵族们秉持着自古以来对国王的忠诚，能够声称他们的灵魂是自由的——他说，现代的头脑几乎已经无法理解这一事实了。他们表现出一种伟大，但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为其效劳的国王并不残酷，反而相当温和；他们为了法国的利益竭尽所能，只有在习焉不察之时才会踩到别人头上。因为对政治自由充满敌意，他们自毁前程，丧失了学习所行之事的机会。
之所以对论证进行这样一番调整，托克维尔是希望即使在批评之后，还能为他的时代留下正面形象的贵族典范，他们足以启迪或羞辱那些让路易·拿破仑掌握了权力的选民。但他也抨击了柏克，后者认为如果法国贵族经历过改革，他们在大革命之时仍然可以独当一面。有人会为柏克辩护，说他的动机和托克维尔一样，是在更高层面上赞扬法国的贵族。柏克认为英国贵族在他的时代仍然存在，而他不想对贵族的生存能力有所非议；他撰写《法国革命论》一书的目的，就是要铲除英国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抑制英国激进分子想要在海峡这一端发起革命的欲望。柏克当然不会想要支持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新世界无法阻挡的看法，他也没有这样做。但于他而言也是同样的情形，一如他的名言所示，“骑士的时代一去不返”，再也回不到那个贵族们挺身而出为玛丽·安托瓦内特[2]辩护的时代了。在他自己的关于托克维尔所叙述的政治史的版本中，或许他的最佳选择就是夸大贵族制度的完美无瑕，就像托克维尔的版本夸大了贵族制度的陈旧过时并否认它能够通过改革获得拯救。柏克的观点可以总结为有限的欣赏，但没有丝毫对往昔的眷恋。
托克维尔在总结自己对旧制度的考察时下了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它并非一个整体，它未能构成一个“国家”。全盛时期的封建秩序建立了一个国家，因为它是一体的，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整体。但旧制度形成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统一体，它没有多样化的组成部分，而是由完全相同的个人所组成。这或许同样不是君主制度的本意，但结果就是如此。它的政策让法国变成了一具“冰冻的尸体”，“整齐划一的一群”“相似者”，各个群体间彼此隔绝孤立。他把这种境况称为“个人主义”，在关于民主制度的那本书中，他也曾用这个概念描述这种情况。他说，旧制度是“一种集体个人主义，它为我们熟悉的真正的个人主义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 。
真正的个人主义是民主的，而集体个人主义在为其作准备的过程中，却教会了旧制度下很多小群体中的个人只为自己着想。人们或许会认为，集体个人主义和真正的个人主义两者都处于“单一政府”治下，无论是国王，还是大政府的抽象国家。“单一”的概念让人想起孟德斯鸠的唯一（un seu）和马基雅维里的单独（uno solo），意指建立了秩序的独裁者或君主。在托克维尔看来，专制是错误的、强加于人的秩序，缺乏条理和连贯性。为了形成一个整体、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民族必须拥有发表言论的政治自由并为其多样化的组成部分赋形。政治自由不是统一体和秩序的敌人，恰恰相反，它是此二者的必要条件。它抗拒统治，但也会用同样的声音要求被统治。错误的统一体是由高高在上者强加于人的，这是民主的大政府和绝对君主制度所共有的特质，它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也理应承担革命的后果。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既是健康的标志，也是病入膏肓的表现——健康在于它试图形成一个整体，而重疾在于其注定失败。它无疑更是在建立权威而非颠覆权威，但大革命所建立的权威不合理法，因为它没有成功地形成一个整体。
文人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三编，事关最终确定托克维尔如今所谓“大革命”的地点、起源和特征的更具体、更新近的事实。与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法国君主制的行政政策 ——相对，这些事实可以被视为直接诱因。事实证明它们最终只是同一个事实，即自18世纪中期以来控制了法国政界的文人，以及他们对贵族、神职人员和国王的影响。他们的核心重要性再次让托克维尔提出了思想观念在政策中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这个问题看来似乎是《论美国的民主》的核心主题，但在那本书中并没有最终解决。是行动还是写作，这是托克维尔个人生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受到另一个问题的影响，即写作是不是一种行动方式，某位作者所写下的思想观念是否具有政治影响。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又回过头来探讨了这个问题。
法国一直是欧洲最有文化的国家，但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的文人日渐培养出一种新的政治妄想。法国文人和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并没有参政；他们没有权力或公职。但他们终日埋头于各种政治问题，总是在进行抽象的思考，讨论社会的起源、作为权力机构对立面的公民的根本权利、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的与人为的关系、风俗的正当性，以及法律的原则等问题。他们都认为，应该把取材于理性和自然法则的简单、基本的规则替换成当时社会盛行的复杂的传统习俗。这些抽象的话题和这个过于简单化的结论表明，他们不但缺乏政治经验，而且还藐视政治，托克维尔对此厌恶不已。
托克维尔并没有通过研究现代政治哲学史来解释这一近因。托克维尔心知肚明，如果这么做，他会发现，力图将政治学过于简化的始作俑者是霍布斯和洛克，笛卡尔也不无贡献，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曾引用过笛卡尔的话。相反，他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绝非全新，而是已有三千年历史的观念，会在这个时候浮现在脑海中。作为回答，他引用了文人关于充满不公平特权的社会的看法，这“自然会引导”他们希望根据一个全新的计划重建社会，而这个计划是每个人借助自己的理性提出的。他们没有体验过自由的政治，否则他们会警觉到既有事实的力量足以阻碍最为理想的形式，因为他们看不到没有任何政治自由的现实，也无从知晓他们一无所知的东西。托克维尔似乎是想把文人界充斥的这种愚蠢无知归咎于政治权威，而不是指责文人愚钝无能。
这些文人是谁？托克维尔当然提到了伏尔泰，谈到他欣赏英国的言论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他在这里没有提到卢梭，虽说卢梭像伏尔泰一样有名，而且革命者们引述卢梭的话要多得多 ——同时他也是托克维尔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认为发挥最重要角色的当属“经济学派”，或称重农主义者，他们用愚蠢的妙策不负责任地干预政事，狂热追求平等，对自由却没多大兴趣。他们的领袖是杜尔哥[3]，他不爱管闲事，是个拥有“伟大灵魂”和“罕见天资”的人，这让他鹤立鸡群。但也正是他在1775年愚蠢地建议路易十六，说后者完全可以在选出的议会中给予国家有名无实的自由而无须赋予议会任何实权。经济学派鼓吹“民主的专制”，托克维尔在他的时代所看到的社会主义也是受到了他们的启发。他们把自由作为实现平等或财富等其他好处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法国人民丧失了对自由的志趣。“这种崇高的志趣”，托克维尔在专门论述经济学派的那一章中写道，是“伟大心灵”的特权，是与之为敌的“平庸灵魂们”从来都感受不到的。
经济学派最早的前辈出现在17世纪，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霍布斯，但托克维尔把他们当作新鲜事物来对待。他们的思想或许并不新鲜，但却是最近才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