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托克维尔 [14]
这两部著作都是向法国及全体人类提供建议，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政治文本；但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作者满怀义愤，丝毫没有体现出《论美国的民主》中非凡的冷静客观。与其说他对大革命满腔怒火，不如说他对其所取代的旧君主制度切齿愤盈，而与其说他怒君主制度之不争，不如说他痛恨君主制和革命在拿破仑专制时期的双双登场。只要看到拿破仑统治的结果是他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所建帝国的世俗平庸，便可得出这一结论。
《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巧妙地称为“政治史”，因为它将政治评判和历史结合起来，既避免了论争，也没有将科学的客观性贬得一文不值。但这些只是形式上的差别，并非本质差异。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表达了对政治自由要求的深切关注，《旧制度与大革命》当视为将同样的关怀和忧虑倾注在法国。虽然在前一本书中，他开头便讨论了民主的趋势乃天意使然，不管其是否对自由有利，但在本书的前言中，他承认自己为自由激烈辩护，也为捍卫自由而支持它所释放的那些更加高尚和强烈的激情。在本书正文中，他的研究解释了他何以如此热爱自由，因为事实证明，政治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在君主制度下丧失了政治自由必然会导致法国彻底丧失自由。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他论述了两个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未能全面展开的政治学观点：一是政治自由的贵族根源，一是理性主义行政对自由的危险。但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要历史课题是什么。
大革命的延续
法国的革命者认为自己完成了与过去的彻底决裂。他们试图把自己国家的命运切割成互不相干的两段，1789年之前和1789年之后，并相信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与其背道而驰的反革命主义者竟然也持有同样的信念。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自始至终选用埃德蒙·柏克的观点来突出自己的见解，这位伟大的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史上“第一次彻底的革命”。这是一场情感、风俗和道德见解的革命，“甚至触及人类精神的建构”。托克维尔反对革命正反双方达成的共识，他主张大革命的起源是它即将毁灭的社会，它是法国君主制的旧制度的杰作，后者一直倾向于故意而又大体上无知无觉地自我毁灭。大革命不仅发生于1789年巴士底狱的陷落；早在1439（或1444）年查理七世未经贵族同意便下令征收新税时，大革命便已开始。
但托克维尔并不否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否认的是这场大革命的发生是人类意图支配的，认为它既没有顺应革命者的意志，也没有违背反对者的意愿。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谴责了民主历史学家否认人类意图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但关于民主的到来，他们的见解倒是正确的。书名“旧制度与大革命”体现了变化之巨，却没有言明这是法国的大革命。（托克维尔担心书名的问题，看来就在出版之前临时删去或同意删去了这个形容词。）他同意如柏克所说，大革命是彻底的，并且像美国革命一样，被宣扬到其他国家，得到了全人类的关注。大革命不会反复发生，也不会被未来的革命所抵消，实际上，它原本就是为了完成此前所有的革命，那些革命均不彻底，因而需要更加深入的革命才能重建往日的荣光。他所主张的是，这一巨变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它是新的革命，但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因而不该令人觉得突然。在他的书中，托克维尔列举了促成大革命的行动，但它们的整体意义却没有引起所有人的注意。1789年后，其意义又被革命者的自吹自擂及其敌人的公开谴责掩盖了。
图8 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埃德蒙·柏克。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把柏克和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进行了对比
能够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大革命的评论者们大都认为，发动革命本是为了摧毁宗教、引发混乱或至少削弱政治权力。柏克就是这种观点的一个突出代表，他集中火力攻击大革命发起者们的无神论思想，认为他们消除了人们对神灵的信仰而彻底改变了人类，从而否定了政府的神授权力，削弱了政府。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错把一次意外当成了根本性的原因。教会或许是旧制度中最有权力的部分；它妨碍了改革，为了建立一个新秩序来替代旧制度，就必须对它进行制度和信仰两方面的攻击。这种新秩序——而不是摧毁教会——才是根本目标，并且新秩序一定要比旧秩序更强大，而不是更虚弱。法国无意将自己撕成碎片，事实上，它后来还组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军队，也造就了一种全新的、信仰“至高存在”（Supreme Being）的革命性宗教，它希望这种宗教比基督教更加权威。托克维尔在本书后面部分说，法国大革命要比此前任何其他事件更像是“宗教改革”，它满心指望自己也能够得到像基督教提供给旧制度那样的支持，最好还能收获更大的热情。就像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一样，托克维尔希望读者明白，宗教和自由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对抗，甚至在人为的宗教和大革命所带来的虚假自由之间也是如此。
至于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是第一次攻击旧制度，并以一种新宗教自居的革命，托克维尔并未直接言明。显然，它的思想依据更易被更多的人接受，以至于在某一特定的节点，这个理论看似可行。作为超过了此前所有革命的一次彻底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所依凭的观念并不比此前的任何革命思想更加真实，而只是突然看来可行，而旧制度却突然间难以为继了。旧制度是封建制度，托克维尔会说，封建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看起来就不再是个能够维持运转的稳定连贯的整体。如今美国人或许会说，它在那个时间点上就不再实用了。托克维尔在他的政治史中反对革命思想家们试图在实践前先行制定理论。他并不试图评判支持和攻击封建制度的两方意见谁对谁错，而是考察了封建制度能否构成一个整体，成为某种观念、某种合乎理性的理论的主体。正如他曾在第一部著作中通过研究美国人的实践发现了民主的形象，在这部著作中，他也考察了旧制度的实践，为的是看看它是否连贯。
起初，封建制度是由孤立生存的野蛮部落组成的无序状态，但随后出现了独特的日耳曼法；该法律并非源自罗马法系，而是一种独创，形成了“由各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它们之间就像现代法典那样联系密切，是供半野蛮的社会使用的圣人法。托克维尔没有说明封建制度中精心设计的特权和责任等级是如何产生的；他只是说，该法典和等级在全欧各地几乎都一样，没有什么明确的原因，仿佛是随意自生、自然发展而成的。这才是真正的旧制度，而18世纪的法国不是，真正的革命所推翻的也正是这个。真正的革命是法国君主制的中央集权，也就是人们如今常用的“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这两个术语所表示的基本制度。
何为中央集权？考察一下前文提及的查理七世采取的第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国王在未经贵族同意的情况下获得了征税的权力，作为交换，对贵族免征税赋。托克维尔说，出于贪婪，贵族把自己的政治权力出卖给了国王。但除此以外，国王一方有着“让每一个政府都希望自行领导一切事务的本能，无论政府的行为主体是什么，这种本能始终存在” 。这一动机超越了贪婪的偶然性，因为它永远在引诱任何政府从产生于政府之外的任何社团中攫取权力。若干个世纪以来，贵族在君主面前节节败退，不断丧失被征求意见和统治其领地的权力，而君主逐渐学会了通过总督来治理国家，总督是国王的代理人，是受国王的大臣们从中央指挥的行政官员。
总督变成了旧制度特有的官员（此时它已经变成了旧制度），他们是择优选拔出来的，并发展出一套“创造一千种控制手段”的技能。他们来自中产阶级，因为贵族不屑于如此低级和从属的境遇，宁愿在朝廷上为争得国王的欢心而勾心斗角。总督们对其所行之事和努力尝试都保留了仔细的记录，托克维尔在巴黎的档案堆中仔细研究了那些记录。这些行政人员是“新社会的贵族”，他称呼他们为公务员（fonctionnaires）。和现代官僚一样（他在注释中写了一句话贬低那个“现代套话”），他们偏爱统计数字和会计账目。为显示自己的人性，他们从满是数据的纸堆里抬起眼睛，抱怨农民懒惰倔强，那些农民几乎从不听从他们的建议或接受他们的指导。18世纪，他们甚至还曾染上了某种狄德罗式和卢梭式的“虚假的多愁善感”，此举试图缓解那种整日淹没在账目中的枯燥乏味，很像是如今管理心理学治疗中的宣泄。托克维尔讲了一个负责政府慈善项目的总审计长的故事，这个项目负责提供基金，各教区的居民也必须捐献一定的金额来匹配。当他们捐献的金额充足时，总审计长便在分派清单边上写道：好，表示满意；而当份额特别巨大时，他写道：好，表示满意和感动。
从这件趣事可以看到，旧制度的中央集权制既不严酷也不暴虐。随着它越来越复杂和广泛，它也日益规范、开明和温和。“压迫少，疏导多。”这正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警告过的温和的专制。它亲切宽厚而助益良多，发挥着监护性而非恶意的力量。它假装教给农民们“致富的艺术”，却很少分发有关农业技术的著述。托克维尔认为，这就是法国后来所谓“行政监护”（la tutelle administrative）的起源——意指像监护人那样无微不至，像导师一般循循善诱。如今的美国人大概会认为美国农业部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当时的问题（或许现在也一样）在于政府承诺的改进超出了它力所能及，人民因而不再信任政府，新方法原本应有的合理性变得荒谬可笑，所有的法国人都受到监护，被剥夺了自治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常常犹豫不决，失去了勇气；因此，旧制度总是依照僵化的规则管理人民，执法懈怠，又被各种特权和豁免弄得愈发弛惰。
巴黎是这个行政国家的中心，它的主权优势超过了法国其他各地，是中央集权的象征。尽管国王们一直试图遏制这座城市的发展，巴黎的规模还是逐年扩大。随着各省的公共生活和本地自由的消失，巴黎变成了唯一的权力中心，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