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托克维尔 [11]
然而这些历史学家本身倒显得很伟大，像是要抛弃他们描述的一般原因，自满地傲视那些没有意识到推动其前进的力量的其他人类。接下来关于美国的议会辩才的一章看似与历史无关，但实际上论述了同样的观点。贵族议会的成员都是贵族，如果无话可说，他们也无须证明什么，甘愿保持沉默。美国的情况则相反，代表都是无名之辈，时常迫于需要而努力争取并显示自己及其选举人的重要地位，滔滔不绝地发表一些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民主时代的代表们总说自己很重要，其在精神上与认为人的力量微不足道的民主时代历史学家相抵触。民主时代的人看来拥有一种对荣誉的渴望，这是一种想要生活在贵族时代、作为大人物而备受拥戴的渴望，而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他那善于归纳的头脑整日忙着证明民主制度的优越，与他那个要证明自己杰出的个人头脑并不合拍。
民主个人主义
托克维尔从思想转向“情感”，考察了民主的心灵所特有的感情。其中主要的一种感情是他称之为“个人主义”的无力感。这是个我们如今每天都能听到的词，它有好几个层面的意思，通常用作褒义，比如“吃苦耐劳的个人主义”。托克维尔并不是这个词的首创者，但他却是第一个重视和强调这个词的人。他对这个词的定义不同于“自我中心”或“自私”，那可是被普遍视为道德缺陷的严重自恋。个人主义是一种民主时代的情感，它是反省的、温和的，让每一个公民得以脱离芸芸众生，回归家庭、朋友和自身。这种情感伴随着对平等的热爱，在民主时代这种对平等的热爱总是要比对自由的渴望更加强烈，但究其本身，与其说它是一种激情或一种缺陷，倒不如说是一个错误的评价。那种评价源自民主社会现状，恰恰是泛神论者和民主时代历史学家教导的东西：个人无能为力，需要服从非人性的巨大力量，而公共美德是徒劳无用的。在贵族社会中，等级制度是牢固地连接人与人以及现在与过去的纽带，民主社会则不同，它把所有的人放在同一个层面上，人们抽象而虚弱地把自己的善意延伸到全体人类，但实际上他们只对自己身边的人感兴趣。
美国人没有经历过民主革命，他们的个人主义弱于民主的欧洲各族；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美国人有巨大的优势，“天生就平等而不是后来才变成平等的”。他们了解自己的个人主义，因而用自由结社和不言而喻的私利这一怪诞的道德教条来与个人主义作“斗争”，这两点他在上卷中都讨论过。社团让人们从个人主义的安逸享乐投入到公共活动中，在促进公益的同时，追求私利、实现抱负。
托克维尔所说的教条还是“不言而喻的私利”。他说，这是美国道德家们为美国人规定的原则，是“一切哲学理论中最符合当代人需要的理论”。它切合人的弱点，通过个人利益来控制个人：“掌握能对激情产生刺激作用的因素，因而能引导激情。”然而不管该原则设计得有多精巧，托克维尔在将民主制度与贵族制度比较之后，仍然表达了他的怀疑态度。在贵族制度下，人们嘴上谈论着美德，私下却在研究它的用处，而在民主制度下，关系反转，美国的道德家们对美德惧而不谈。美德可能需要牺牲，民主道德家们不敢建议人们牺牲，只好引美德存在于私利之中为例，并将其延伸，使之成为一条一般原则。托克维尔没有提到任何美国道德家的姓名，而只引述了蒙田，但说到宣扬不言而喻的私利的美国道德家，最著名的当属本杰明·富兰克林了。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就示范了如何在出人头地的过程中只是尽力帮助他人，深藏起自己的雄心抱负。
托克维尔在分析中突出了一个微妙的观点，这个观点富兰克林也曾提出，但不是非常醒目。他表示，并不是说在美国，私利需要把自己粉饰为美德——那种虚伪在哪个人类社会都稀松平常，而是在美国，美德需要把自己假托为私利。在民主国家，主张美德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显示自己比“相似者”强，因而招人嫉恨。托克维尔说，美国人“宁愿将荣耀归于他们的哲学，而非归于他们自己”，也就是说，他们宁愿承认而不是否认自己是为了私利。“将荣耀归于他们的哲学”就意味着让真理生辉。但真理从何而来？显然不是来自个人。私利原则不是来自私利本身，而是来自对于真理的无私追寻。这就是美国人的自相矛盾之处；这其实是在表明他们的行事依据是原则而非利益，不管他们如何否认，这都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托克维尔在赞扬美国人践行政治自由时，就与他自己所说的美国人的做法完全相悖：他把荣誉归于美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哲学。
不言而喻的私利不但自相矛盾，而且还过于抽象。它暗示了普遍的人类“自我”的存在，这种“自我”永远以同样的方式行事或反应。然而，托克维尔认为，这种据称普遍存在的自我实际上就是民主的灵魂。在讨论不言而喻的私利这一章后面的若干章节中，他再次考察了民主的灵魂所特有的对物质富足的爱好。他的结论是，民主制度产生了一种正当而温和的唯物主义，与其说它会腐蚀灵魂，不如说它会让灵魂变得软弱。美国人的物质生活蒸蒸日上，但他们总是欲求不满且“桀骜难驯”（托克维尔频繁地用到这个词）。他们坚信的“私利”原则无法由人性合理解释，而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民主制度所决定的，并且实际上也并非“不言而喻”。
鉴于美国人典型的桀骜难驯，他们还必须有一些长期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托克维尔的下一个论题。宗教的任务，是尽可能地把民主主义者从为眼前利益争夺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习惯于为未来的某个目标而奋斗。而当民主制度由于热爱物质富足而不再信仰宗教时，这一任务就同时落在了“哲学家和执政者”肩上。必须“尽可能地消除政治世界的随意性”，不是要运用科学方法来预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有违人类意愿的事，而是让人们感觉到诚实者的努力终会获得回报。相信机遇主宰世界会让一个民族变得被动而迟钝：或是因为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够走运，高尚的牺牲会显得过于冒险；又或是因为你觉得自己足够走运，成功看起来会过于容易。虽说机遇不能也不应该被完全排除在人类生活之外，因为这样做也会把自由一并排除出去，但机遇应该被降低到某种程度，让人们可以理性地相信他们完全能够管好自己的事、支配自己的生活。托克维尔为宗教、哲学和政治三者设定了这样一个单一的指导功能。政府必须教育公民“只有怀有长期愿望，才能获得巨大成功”。思考自己在俗世的未来会让他们不知不觉地恢复对彼世的信仰。虽然美国式的美德被假扮为私利，但只要它持续存在，就可以证明它不是梦想或天降好运，而更是有万事万物的自然秩序作为依据的。如果“伟大的成功”是应得的，那么坚信无限完善的美国信仰就可以摆脱永无休止的焦虑，也可以在恰当的私密范围内得到证实。
然而托克维尔不是一个许诺过多的人，他担心美国的未来会面临一种由实业产生的新的贵族制度。他在这一点上很像卡尔·马克思，预料到因为劳动分工日益细化，限制了工人的视野和能力，民主国家的工人会沦落到只会服从和仰仗他人，把所有规划和思考的事儿都留给工厂主。这种贵族制度会很苛刻无情，因为它把工人看成物件，但它并不危险，因为它不会由某个统治阶级来组织。民主制度 ——托克维尔并未谈及资本主义 ——在本质上就会激发人们更多地变迁和追逐机遇。这正是民主国家转向商业的原因，不仅是为了获利，也是为了乐趣。工业危机蕴藏在民主国家的禀性之中，因而是民主国家所特有的且无法预测。美德终获回报的美国梦时刻要面对商业复杂性的危险，并受到各种意外因素的影响。
托克维尔在讨论中揭示了两种持久的民主情感，并证明他们本质上都是非理性的：对物质富足的喜好和对平等的热爱。前者始终萦绕不去，后者造就了持续的需求，两者都无法得到满足。两者都会让民主国家的个人变得软弱：前者可以让灵魂衰弱无力，后者可以消灭所有的权威，让人们服从正统。然而美国人践行政治自由并将公益和私利集于一身，这表明他们严肃对待自己作为其中一分子的那个整体，而并非仅仅是每个人自成一体。他们用自己的行为驳斥了“个人主义”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美德，或者说没有意识到他们最好还是承认和宣扬自己的美德。托克维尔的建议与他们的道德家相反，意在帮助他们正确理解自己的私利。
平等的民情
托克维尔从思想谈到了情感，继而谈到了民情，每一个话题都是下一个话题的灵感来源 ——民情是由思想所建议、由情感所激励的行为。在这部精彩著作的这一部分，他考察了民主制度如何应对顽固的不平等，后者似乎是自然（这个词频繁出现）要故意与之作对而预设的。在民主制度下，主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男人相对于女人的明显优势又是怎样的？因希冀与众不同而渴望荣誉之人呢？对每一种情况，民主制度都尽其所能地夷平了种种不平等，尽量让它们无伤大雅，让它们显得不那么严苛、不那么跋扈、不那么可憎。民主并没有成功地消灭不平等，但给予了它重重一击，提醒所有人，在与不平等妥协的表象之下，存在着人类平等这一基本事实。与此同时，即使民主致力于平等事业，它仍然以自己的方式证明了这些不平等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它似乎承认平等只能到此为止，也承认人类的不平等同样是一个基本事实。
托克维尔还是以他惯常的对比开始讨论，宣称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平等，民情也变得比贵族制时代更加温和文雅。他引用了17世纪的贵族塞维涅夫人[1]和女儿的通信来证明这一观点，这是全书最令人震惊的段落之一。塞维涅夫人在信中跟女儿闲话家常时，快活地聊到当局镇压了一群纳税人的叛乱，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