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托克维尔 [10]
托克维尔从对信仰的需要得出结论：民主的头脑喜欢归纳。他认为这是个弱点。上帝能够同时看到万事万物的异同之处而无须归纳，但人却需要将相似的事物集合为同类以便思考。比起他们的“英国祖先”，美国人更喜欢笼统的观念，那些“英国祖先”是美国远在英格兰的贵族制往昔，与反对英国贵族制度的清教徒们的民主起源截然不同。贵族天生厌恶共性，偏爱一次只考察一个或少数几个人，但民主主义者则培养出一种懒惰的对共性的热爱，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差不多一样——那些人和自己没什么两样，都是相似者。民主的平等产生了轻率归纳的思考习惯和对深刻见解的恐惧。这个民主的弱点促使托克维尔重新讨论了宗教。在上卷中，他考察了宗教对民主制度的促进作用，表明了宗教如何“教导美国人掌握行使自由的技巧”。在下卷中，他转向了宗教的真相。
宗教让美国人从怀疑中解脱出来，这有助于他们用头脑思考。笛卡尔的哲学强调了怀疑的必要性，特别是对宗教的怀疑，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宗教把民主的人们从怀疑产生的一片死寂和麻痹中解救了出来。人需要“对上帝、对自己的灵魂乃至对他们对造物主和自己的同类应负哪些一般义务，都形成一种确定不移的观念”，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他们就只能听天由命，任凭生活混乱失序而无能为力了。宗教是“对人的心智的有益的束缚”，即使宗教不能使人在来世得报，它也可以帮助他们在今世得到幸福和变得高尚。它为那些最重大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如果没有这些问题，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将会沦为不事思考的懦夫。
笛卡尔或者任何哲学家都会说，跟信仰相比，怀疑能体现出更大的自觉和自由。在读柏拉图时，看到苏格拉底所说的大多数人都被囚禁其中的洞穴，我们大概就不会觉得托克维尔所谓“有益的束缚”那么讨喜了。但托克维尔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怀疑会让他们变得因循苟且，因为怀疑本身就是在质疑事物发生的规律性或可预测性。如果人们认为天命支配人事，他们就会听任万事顺其自然而不以理性、自由的行动来进行干预。宗教则向我们保证一切并非全凭机遇，并让我们坚信，人类的意愿可以实现，人类的行为是有意义的。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理由是这样仍然是在以其功用来评判宗教对心智的影响；但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这种质疑：如今用来评判宗教的乃是人的头脑指导行动的功用。宗教之所以有利于民主制度，是因为它启迪了与物质享乐相反的本能，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教会了人们对他人承担义务。在这两个方面，宗教都是自由所必需的。托克维尔说，他日益坚信“［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考虑到旧的自由主义对信仰的敌意，这的确是一种“新式自由主义”。他把宗教看作哲学的公共形象，是哲学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它保证哲学不致造成无意的伤害——如果不加以干涉，哲学的确可能造成无意的伤害。
泛神论是一种宗教哲学，像斯宾诺莎哲学体系一样，它是一种将上帝和宇宙、造物主和万物全都包含进一个单一整体中的“哲学体系”。就是说，上帝造物是别无选择，上帝同时是造物的因和果。也就是说，人既无法被其头脑所指令，也无法像清教徒那样成为初始动因，也不比非人类的大自然更加自由。泛神论不仅是民主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就像一个笼统的观念抹杀了自然界的一切区别，否认人类在自然界拥有任何特殊地位；它也是对民主思想或有关思想的任何概念的攻击，因为它否认人类能够通过思考或思之而后行而成为万物之灵。
泛神论是科学客观性在逻辑上的极致——它并没有偏爱人类——并且说来也怪，它也是民主平等的极致：整个宇宙都是民主的。
而在这一小段关于泛神论的重要讨论之后，托克维尔立即提出了进步的概念，他称之为“无限完善”。它与泛神论有什么关系？进步是民主思想主要的积极信念，尽管它也保持着怀疑的姿态和盲目的听天由命的倾向。进步看来是有意识地改善现状使之变得更好，它似乎是托克维尔考察的“智识运动”的一个主要例证。这样一来，进步就是人类特有的能力，能够把人和其他动物及万事万物区别开来。造物因此而不再是泛神论所断言的“单一整体”，而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一种不同于其他万物的生物，它能够改变和重新创造，即获得进步。进步的观念与泛神论相悖，不过两者都是民主思想的表达方式。泛神论想要对一切差异和区别一概而论，但进步的观念则认定民主的人应该格外看待，为的恰恰是对那个将事物一概而论为泛神论的民主思想表示尊重。民主主义者认为，实际上，一切从本质上都是平等的，但提出这一主张的民主主义者除外。
在进步观念的内部也存在这种矛盾。托克维尔说，平等向美国人暗示了人可以无限完善的观念。平等只是建议但并未迫使民主主义者相信进步，因为强迫会贬损人类创造、构想以及发扬更好的生存或行事方式的尊严。民主的进步为何是无限的？贵族制度中也有进步，但那是有限的；它是朝向完善的改进，或是在“一定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之内”的进步。进步无法超越完善，而且由于人类是不完善的，进步充其量不过是接近完善。
民主制度追求的不是完善，而另有其事：“一个理想的但又总是转瞬即逝的完善的形象”，一个只能渺茫地瞥见终点的“伟大目标”。他们不知道完善是什么，但也不否认完善的存在。他们没有哲学修养，因为他们否认自身之外的任何逻辑或真理，但与此同时，他们又遵循着无限完善的“哲学理论”，这种理论承认精神可以支配物质，但把进步的能力归功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时代。托克维尔讲了一个美国船员的趣闻，此人解释说他们国家的船之所以不耐用，是技术进步太快，老船很快就不堪再用了。在美国人看来，完美的船根本就不存在，但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不知道何为完美，人们却稀里糊涂地知道，新的就是更好的。
因此，民主的头脑有一个进步的理论，但它轻视关于完善的纯粹理论，而偏爱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平等让每个人有了凡事自行判断的愿望，让他在看待一切事物时都更偏爱真切的实体，而轻视传统和形式。”在民主的永久喧嚣中，人没有闲暇去苦思冥想什么“最纯理论原则”，他们没有什么见解去表达在贵族制中一度被珍视的“人的尊严、力量和伟大”，而他们的头脑又倾向于热爱真理。托克维尔警告说，进步有赖于纯粹理论的发现，但在一味追求进步的社会中不大可能会有这类发现，当然也并非全然不可能。进步来自那些拥有“对真理的无私的爱”的人，而不是热爱进步的人。看来，科学与其说是科学的方法 ——美国人的方法 ——还不如说是对真理的热爱。美国人在其智识运动中并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对纯粹科学所必需的“对基本原因的思考”也不怎么看重。“在我们这个时代，应当让人的精神重视理论”，因为民主的头脑偏爱实践，不在意独立、深刻的思考。在《论美国的民主》的这一部分，托克维尔对理论颇有褒赏，虽说这在本书其他地方都不太明显，但从未缺席。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叙述理论，随后或褒或贬说上几句，但在此处，他索性以民主导师的身份提出了建议。
托克维尔随后注意到，美国人在培养技艺时虽然并非对美视而不见，却更偏爱实用而非美感，并且希望美的事物同时也能有用。但他随后评论了美国人的制造精神，表达了一个不太明显的观点。与贵族时代旨在制造尽可能完美的产品的生产技艺不同，美国人生产的产品基本上都属平庸，但每个人都能够拥有那些产品。这是一种节俭而理性的平庸态度，他们的格言是“够用就行”，而且他们发现，薄利多销可以致富。然而，或许会有人问，如果美国人并不认为既然做了就要做好，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完善产品的呢？要想提高产品质量，即使平庸的产品也需要用最好的产品作为榜样。托克维尔赞美了拉斐尔的绘画，他似乎认为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是个贵族，因为他的作品让我们“得以瞥见神性”。这样的神性超越了人类的完善，又启发了人类走向完善，这是民主的进步所必需的，但神性又不太可能出现在民主的时代。
在这里，托克维尔提出了在民主制度中伟大存在于何处的问题。在民主制度中，个人是弱小的，但国家或民族是伟大的。私人可以生活在小型居所中，但他们通过公共的纪念性建筑物来想象和表露出对伟大的向往。美国人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巨大的人造城市（华盛顿特区），在托克维尔的时代，那里的人口不比法国的一个小镇多到哪去，因为民主国家一般会建造很多的小型公共纪念性建筑物和区区几座大型建筑物，不会建造中型建筑物。在民主制度中，伟大是一个体现着宏大想象的工程，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托克维尔讨论了各种形式的民主言论，尤其关注其特有的夸张和自大。这些都是民主知识分子自我表达的方式。
在文学界，民主的作家鄙视贵族制度所看重的风格的形式特质。民主的文风艺术性较弱，却更大胆和强烈；不够精深广博，却有着更强的想象力和表现力；他们力图惊世骇俗而非愉悦读者，充满激情而非品位不凡。伟大的作家凤毛麟角，思想贩子却成千上万。古代作家们苛求细节，其作品需要有眼光才能读懂，民主社会已经不再去深入研究他们的作品了，因为这里的教育更注重科学、商业和工业，而不是文学——但托克维尔补充说，这些学科对那些希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民主主义者倒是一种“有益的膳食”。民主的民族的语言反映了他们对动态和创新的渴望，对任何传统和专制的厌恶，以及对抽象的热爱。民主社会的诗歌对古老的和描述理想的一切都有一种本能的厌恶。相反，它展开双臂迎接未来，追求宏大的目标，如全人类的命运。与贵族社会相比，民主社会的演说往往言过其实，民主社会的戏剧则一贯“更为振聋发聩、通俗易懂和贴近生活”。
但在讨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