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戏剧 [12]
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表演转向”
20世纪50到7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发生了重大转向，这个转向后来被称为“表演转向”（performative turn）。促成这种转向的主要人物是肯尼斯·伯克，一位美国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他最早使用戏剧语言和隐喻来增进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理解，并称这一方法为“戏剧主义”。在其两部重要的著作（《动机语法》和《动机修辞》）中，他把人类互动解读为一系列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搬演”的事件，目的是为了对他人施加影响。这个研究思路偏离了那种更加抽象的象征和结构模型来研究日常互动和具体实践的交际策略，使接下来数十年间的人类学、社会学、人种学、心理学和语言学中大多数最重要最具创意的研究都带上了这种研究特点。
从此，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表演”概念便迅速地传遍社会科学领域。的确，这个概念的萌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最后几年。这个过程的中心人物便是欧文·戈夫曼，可以说他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出版于1959年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在这部书里戈夫曼详细地阐述了他所谓的“拟剧分析”，在这方面有意或无意地回应了伯克的“动机”理论。这部书的第一章标题即为“表演”，戈夫曼将其定义为“发生在某个人不间断地面对某一特定群体的观察者并对这群观察者施加某些影响的时期展开的所有个人行为”。虽然戈夫曼把这一定义应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但要是意识到这个定义可以同样精确地用于描述即将到来的数十年间几乎所有的行为艺术以及所有传统独角戏，我们便会发现这个定义是多么地接近戏剧表演模式。
英国学者维克多·特纳在人类学领域可以比肩戈夫曼在社会学领域中所享有的崇高声望。特纳扮演了与戈夫曼相似的角色，他把“表演转向”引入人类学。这首先在他于1957年出版的《分裂与延续》一书中清楚地表达出来。该书研究的是赞比亚的恩丹布部落，尽管这是一个很老套的主题，但其研究框架却是以拟剧形式构建的。在研究社会由一种组织模式转向另一种组织模式的动态过程时，特纳创造了一个新术语“社会戏剧”，并像伯克一样，在这个过程中转向一种可以预测的戏剧结构。
特纳式的转向因为美国人类学家米尔顿·辛格而得到强化。辛格在他出版于1959年的一个关于印度文化的论文集子里引入一个现已被广为采纳的术语——“文化表演”。辛格提请学界关注这样的表演，因为这样的表演提供了一种文化中可以观察到的最具体的结构单位。尽管他聚焦于社群而非个体，他对文化表演的定义却与戈夫曼对表演的定义如出一辙。此外，虽然这并非辛格的研究中心所在，这个定义却可以完美地描述传统的戏剧表演活动。在辛格看来，文化表演的区别性特征有一个具体限定的时段，明确的开端和结尾，在这个起讫时间段内有组织有序地展开的行为，一组演员，一群观众及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场合。
言语行为理论
语言学，特别是语言学在发展其言语行为理论的过程中，也为现代表演理论做出了贡献。言语行为理论基础成形于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汀1955年在哈佛大学的一个系列演讲，演讲内容冠以“如何以言行事”的标题发表。在这部书里，奥斯汀提请人们关注语言的一个特别用法，他称之为“施行式”（performative）。在这样的言语活动中，话语不仅仅如在大多数语言中一样言说某事，而且实际上也在进行某事。他给的最著名的例子是结婚誓言以及牧师宣布男女双方的结合。诺姆·乔姆斯基是最著名的现代语言学家，他在1965年出版的《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也将“施行”（performance）这个术语置于新的突出位置，尽管他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不同于奥斯汀，且比奥斯汀的更具包容性。这里，他把“（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区分开来，前者指一个说话人关于某个语言的总体知识，后者则指这种语言知识在一个言语情境中的具体运用。
约翰·R.舍尔是奥斯汀的学生，他在1969年出版的《言语行为》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这部书里，他没有像奥斯汀一样仅就个别特别的施行式的例子立论，而是声称所有的言语行为都具有“施行”的一面，因为言语表达了说话人影响听话人的意图。他认为，语言理论实际上是行为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到了20世纪60年代，杰出的语言学家（奥斯汀和舍尔）、人类学家（辛格和特纳）和社会学家（戈夫曼）都纷纷倡议将“施行”的概念当作行之有效的新方法来组织和理解他们各自学科所致力研究的社会和文化资料。20世纪60年代，民俗学也经历了类似的再转向，理查德·M.道尔逊1972年发表了一篇综述民俗学研究状况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表示这个新的研究方法更具“语境性”，指出这个方法的特点是促成民俗文本研究转向对作为某个特定文化情境中某个“施行和交际行为”的文本功能的研究。
尽管所有这些理论家，如他们之前的布尔克，都从戏剧文学和演剧词汇中吸收灵感来建构这个新的研究方法，但他们中很少有人十分关注戏剧表演，把剧场当作他们正在构建的新方法的可能应用场所。的确，奥斯汀特别把戏剧言语排除在他的研究之外，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施行话语出自戏剧表演的演员之口，会令人奇怪地感觉到“空洞或空虚”。他断言，这些情况下语言的使用不是“严肃的”，而是“寄生”（用他的话说）于语言的正常使用。关于戏剧运作，法国人没有表达出这样的疑虑。在法国，至少是在社会学界，自20世纪50年代就萌发了从重要的学科角度研究剧场运作的学术兴趣，那时正好是英美理论家开始探讨“表演转向”问题的时候。这个新的取向发端于乔治·古尔维奇，他是当时法国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之一。尽管古尔维奇主要关注的是知识社会学，尤其是法律社会学，他在组织一场研讨如何把社会学分析方法应用于戏剧表演的会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次史无前例的会议于1955年在罗约蒙召开。他在《戏剧表演的社会学》一文中总结了各位会议代表的发言，这篇不同凡响、具有先见之明的论文于1956年公开发表。如同戈夫曼，古尔维奇呼吁学界关注所有社会礼仪，甚至是简单的待人接物或朋友小型聚会中的戏剧表演成分，并提出每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互动的过程中都扮演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角色”。可是不同于戈夫曼，古尔维奇还将剧场作为社会学的分析对象，考察演员和公众如何也参与到“社会行为”的表演中去。
随后的几年间，法国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古尔维奇关于社会生活的“戏剧表演性”的说法进行了扩展，但是他给予戏剧表演的特别关注却被忽视了，因为这些学者将戏剧分析应用于他们各自领域中更加传统的研究对象，米歇尔·莱利斯的《贡德尔的埃塞俄比亚人的灵魂附体仪式及其戏剧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直到1963年才有学者接受他的挑战，将戏剧分析模式运用于戏剧表演。这一年，让·迪维尼奥出版了他的开山之作《社会学》，无论在什么语言中它都算是第一部重要的社会学专著。20世纪60年代，迪维尼奥和其他学者连续不断地在社会学领域耕耘，可是他们的研究却几乎不为英美戏剧理论家所注意。英语文献中首次提及这本书学术价值的重要著作是伊丽莎白·伯恩斯于1972年出版的《戏剧性》。在这部书里，伯恩斯主张用一种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戏剧表演，她不无抱怨地指出，直到她那个时代，戏剧表演的社会学研究仍然“整个儿是法国学者的天下”，特别是古尔维奇和迪维尼奥。
伯恩斯说得没错，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英语国家戏剧学家狭隘的地方视角，在几乎二十年里他们一直没有注意到新的戏剧分析方法在法国取得的重大进展。然而她并不熟悉雷蒙德·威廉姆斯的著作，这有点儿让人诧异，因为那时候威廉姆斯是英国思想界的著名人物，他于十多年前就在其名著《长期革命》中开始了这种戏剧分析。在这部著作“戏剧形式的社会史”一章的开篇段落中，威廉姆斯指出剧场经验组织的性质说白了就是“表演”。他继续写道，既然正常来说戏剧是在社会语境中运作的，戏剧的社会史在诸多方面较之多数其他艺术的社会史更易于分析；接着通过举例，他把社会分析应用于从中世纪一直到他自己时代的英国戏剧史研究。
谢克纳与《戏剧评论》
伯恩斯是一位英国学者，她显然也不知道，同样在这几年里，美国学界明显爆发出对《长期革命》这类著作的兴趣（显然她也完全不了解法国学界——就此而言即威廉姆斯——的兴趣所在）。这一风潮的中心人物便是谢克纳，他1962年就当上了《杜兰戏剧评论》（1967年更名为《戏剧评论》）的编辑。20世纪60年代，谢克纳把这本杂志发展成为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戏剧出版物，聚焦发生在那个动荡不安时代的各种层出不穷的运动。这本杂志一开始的重点是在戏剧文学上，特别是来自欧洲像热内和尤内斯库新创的戏剧作品。但在1964年，谢克纳开始更多地关注戏剧的搬演，重点是“生活剧团”[6]、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格洛托夫斯基的作品。然后，在1966年《杜兰戏剧评论》的夏季号上，谢克纳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结果成了随后表演学运动的一份具有奠基意义的声明。这场运动首先在美国发展起来，最终成为一场国际性的运动。
这篇题为《理论/批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