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性存在 [9]
性革命与某些性解放理论家们所想象的也大为不同。马尔库塞和赖希本希望通过快乐原则颠覆资本主义，而实际情况却大为不同：由于道德放松了对性的控制以及反淫秽法律和其他道德法律被纷纷取消，性的商品化趋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蔓延。各国内部和跨国的性交易数量急速攀升，在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性的欢乐》一书曾预言，性自由会让卖淫活动失去必要性，因为如今女性会心甘情愿免费满足男性的所有性需求了。但实际情况却是性交易的数量大幅度上升，色情出版物也是如此。因此，反对卖淫活动和色情出版物又很快回到了妇女运动的日程上来。
性高潮的政治
在更大的范围内，性的问题成为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中心问题之一。一些理论家将对于女性的性压迫视为男权对于女性的压迫中最核心的部分。新的女性运动便采纳了“个人的即是政治的”这一口号，意在表达的观点是，女性的相当一部分“个人”生活，实际上都植根于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两性权力关系中所处的从属地位。一些女性启蒙组织树立了目标，要让女性进一步了解女性个体经验背后的制度基础，这些组织被视为女性采取集体政治行动的基础。“私生活”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热烈地探讨和批判性存在这一话题。这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理论和行动重要的中心组成部分。针对的具体问题包括享受性快感的权利，说“不”的权利，政治女同性恋主义，以及围绕避孕、堕胎、强奸、性虐待、色情出版物、卖淫和性骚扰等问题的辩论。从前，主流政治一向将这些问题列为“私人”领域内家庭和个体公民的问题。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着手将性的话题引入政治领域，并且在总体上取得了成功。
然而，女权主义者对于性存在问题的探究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自从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70年）一书出版后，性问题的辩论中出现了数量繁多、观点迥异的派别。这些派别对性存在在两性权力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持不同意见，导致了各派在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上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理论视角。一些富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包括齐拉·艾森斯坦、米谢勒·巴瑞特和朱丽叶·米切尔等人，和法国20世纪70年代的精神分析与政治团体，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或将两者相结合，来研究性压迫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另一些人则反对精神分析学说，因其从根本上带有显而易见的厌女情结，他们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女性的剥削会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失这一论断，如杰曼·格里尔在《女太监》（1971年）一书中所说：“我们等不了那么久。”后来的几十年中又出现了其他的理论视角，如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视角来解读性别和性，这些理论视角如今正与精神分析学说以及唯物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争鸣。
在关于女性性存在的各种理论的争鸣中，性学领域是最重要的阵地之一。长久以来，性研究都将女性性存在看作是对男性本能的简单回应，这一点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讨论过。美国性学家金赛则将女性性存在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研究，这就为研究和解读男性和女性性存在开辟了新的路径。以后众多的性学家，如马斯特斯、约翰逊、费希尔、开普兰、雪菲和海蒂，以及弗蕾迪关于男性和女性性幻想的畅销小说，都是从这一视角出发进行进一步探寻的。女性性存在研究的焦点之一，是女性性高潮与女性生理结构之间关系的争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20世纪60年代曾对超过1万名男性和女性做过关于性高潮的实验观察，结果显示女性几乎具有用之不竭的性高潮能力，这一结论受到了方兴未艾的女性运动的热烈欢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曾称自己和女权主义“没有一丁点关系”，几年后，他们在1970年出版的作品《愉悦的结合》中，却将女性解放与性解放相提并论，反对双重道德标准，声称这样的双重标准更多地要求女性而不是男性压制自己的性欲。上述两位性学家重新提出了阴蒂在女性性快感中的重要性，而此前的不少性科学都强调阴道高潮更为“自然”（有些精神分析学派还声称阴道高潮体现了更高程度的性成熟）。举例来说，弗洛伊德理论在法国最为著名的推广者玛丽·波拿巴，就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以手术手段使阴蒂更贴近阴道，来治愈性冷淡。她认为通过这一手段，可以改造“有缺陷的”女性生理构造，使其更符合弗洛伊德学说所谓的“成熟”性存在。性学家弗兰克·卡普利欧在1963年出版的《性能力充足的女人》一书中表达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看法：
……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性能力充足，而这个女性却不能通过性交达到高潮，而且在所有性活动中最喜欢被刺激阴蒂，那就可以判定她患有性冷淡，需要接受精神治疗。
1970年安妮·寇伊德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阴道高潮之谜》一文，率先发起了女权主义对上述观点的批判。她提出：
这样的观点是以女性是否能取悦男性来定义她们的性能力的。它没有对我们自身的生物特性加以分析，而只是扔给我们一个有关自由女性及其所具有的阴道高潮的谜团——而这样的高潮实际根本不存在。
寇伊德驳斥说，声称自己具有阴道高潮的女性，要么是在假装，要么是“不明所以”。因此，精神分析学派和性科学对于阴道高潮的一贯强调代表了男性对女性性存在的压迫，并成为了性的政治化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性高潮所涉及的性别政治，在女权主义性学家雪儿·海蒂的作品中占据了尤为重要的地位。她的一系列关于男性和女性性存在的研究书籍成为了全球畅销的读物，特别是《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1976年）和《海蒂性学报告：男人篇》（1981年）这两本书。海蒂在报告中这样描述女性性存在：
缺乏性快感是女性遭受压迫的另一标志。
海蒂的报告基于对男性和女性的大规模性调查。这一调查的结果引起了热烈的争议。其中有一项针对女性的调查发现“这项研究中只有约30%的女性能够经常地从性交中获得高潮”，这一结果本身并不新鲜。过去的性科学一直坚持认为许多女性似乎对性交缺乏热情，金赛、马斯特斯、约翰逊和其他一些人在此之前也做过调查，均已发现大多数女性不能单凭性交获得高潮。不过，海蒂却以她的调查结果质疑了主流性学对性存在的观点：性存在等同于男女之间的性交，因此结论是，大多数女性都是“性冷淡”的。
海蒂的主要批评目标就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等人。虽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曾重新认定了阴蒂高潮的价值，但他们仍将“正常”的性存在定位为从性交中获得高潮。他们提出在性交的过程中，由于“有力的阴茎插入”带来的“机械摩擦力”，阴蒂会自动地受到刺激。女权主义者阿利克斯·舒尔曼对上述说法的评价是：“我猜想，每当一个男人走一步路，他的阴茎也会自动地受到来自内裤的同样的‘刺激’吧。”针对那些不能从“自然”模式中获得性快感的男人和女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率先创制了一些新的性治疗方案，旨在教会他们的研究对象通过“回归性的自然环境”来克服“功能障碍”，也就是训练他们通过性交来获得高潮。根据马斯特斯自己的估测，在《人类性缺乏》一书出版后的五年内，美国成立了3500家到5000家提供性问题治疗方案的诊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给这些诊所中的性治疗方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他们为所谓“极度脆弱的、未婚的”男性提供替代的女性性伴侣，以治疗他们的男性“性缺乏”。但是，他们却没有为性缺乏的未婚女性提供替代的男性性伴侣，理由是这会与当时的“性价值观体系”水火不容。后来由于有一位身为人妻的女人自愿充当别人的替代的性伴侣，她丈夫由此愤怒地起诉了马斯特斯等人，他们之后就完全停止了使用替代的性伴侣的做法。
海蒂指出，大多数女性都完全拥有体验性高潮的能力，只不过这种高潮不是通过性交实现的。她声称，她调查中的大多数女性的确都可以通过刺激自己的身体获取性快感。海蒂还写道：“82%的女性声称自己会手淫，在这些人中，有95%的女性称只要她们自己愿意，随时可以轻易地、频繁地获得高潮。”因此，女性并没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定义的女性“性交高潮缺乏”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对于性标准范式的定义方式。在海蒂看来：
无论何时，只要女性愿意，她们都可以轻易地、愉快地获得性高潮（很多女人可以一连多次）。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女性知道如何享受身体带来的快乐，不需要有其他人来指导她们。女性的性存在本身并没有问题（“功能障碍”），问题在于社会对于性的定义，以及这一定义赋予女性的从属角色。
海蒂宣称，女性发现自己处于男性的“性奴役”之中，需要满足对方的性快感，却忽略了自己的需求。她将性科学中的生物模型与男权对于女性的整体压迫等同起来，提出：
事实就是，女性在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女性在生活各个领域中扮演的角色一样，都是为了满足他人——男人和孩子——的需要。女性直到近年来才认识到自己从整体上受到压迫的地位。同样，大多数女性几乎从未意识到自己生活中受到的性奴役——这一奴役基于一种据说是亘古不变的生物冲动。（……）我们的性和身体的关系是由文化特性（而不是生物特性）定义的，可以被重新定义，或者被推翻。
相比之下，海蒂借助性的社会模型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的文化中，性关系的主流模式是剥削和压迫女性的。该模式将女性的一切性欲表达排除在外，除非她们的表达迎合了男性的需要。
以此为基础，海蒂改变了对女性缺乏性热情的解释。传统的解释是，这是女性性压抑的一种表现，她们需要从这种压抑中被“解放”出来。海蒂则将其解释为“拒绝参与一项她们没有以平等身份参与创制的制度”的政治行动。在针对男性性存在的报告中，她明确地将这一行动比作甘地针对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发起的消极抵抗运动[18]。
海蒂以科学这一武器来批驳性科学所认定的“性真理”：她以自己的“科学”数据和方法的权威性，来论证她结论的合理性。不过，她的作品仍然受到了其他性学家的严厉攻击，如《金赛报告》的作者之一瓦戴尔·波默罗伊，就质疑海蒂的方法论带有“政治偏见”和“女性解放的偏见”。简·加洛普等一些女权主义者也批评她的“科学幻想”：海蒂对于她作品的科学性质的强调，让她不可避免地采取了和男性性学家一样的“男性立场”。
一些女权主义者发起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