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性存在 [10]
我们的的确确认为所有的女权主义者可以，而且应当是政治上的女同性恋者。我们对于政治女同性恋者的定义是，通过女性达到自我认同、不与男人性交的女性。这一定义并不意味着她们一定要与女人发生性关系。
政治女同性恋者宣称女同性恋主义是一个“政治选择”，而不是一个由生物属性决定的性身份，她们由此开始推广一种性存在的社会模型的政治版本。她们提出，性身份不仅仅由文化、社会和历史背景所定义，它还是一个自愿的政治选择问题。正如利兹团体所宣称的那样，“男性对于女性的根本压迫，正是通过性存在来维系的”，因而政治女同性恋主义是反抗男权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的政治手段：
男性是敌人，异性恋的女性则是敌人的帮凶。
由此，希拉·杰弗里斯和阿德里安·里奇等作家将女同性恋主义视为对于男权的反抗，它并不要求女人之间发生肉体关系。里奇曾于1980年撰文《强制的异性恋关系与女同性恋的存在》，宣扬“女同性恋统一体”的概念。在这个统一体内，所有女性可以共享“女性认同的不同经验”，包括各种“共同反抗男性暴政”的体验，甚至肉体关系。里奇和杰弗里斯不同，她并不主张异性恋的女性变为女同性恋者。“女同性恋统一体”的概念后来成为一种寻求广大女性之间团结性的很有影响力的方法，让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女性可以结成同盟。
与此相反，妇女运动阵营内的其他一些人则宣扬“女同性恋分离主义”，也就是不仅拒绝与和男人有关的女人生活，而且拒绝与和异性恋有关的女人生活。她们声称异性恋的女性通过和男性发生性关系而助纣为虐，难辞其咎。1971年，美国“激进女同性恋者”团体写下了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通过其他女性取得自我认同”。她们说：“我们的能量要流向我们的姐妹身上，而不是流回我们的压迫者身上。”这样的团体在西方国家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如美国的“芝加哥女同性恋解放组织”、“女同性恋分离者团体”、“男性角色女同性恋”团体和“国际女同性恋集体威力”组织，还有昙花一现的法国的“激进女同性恋者阵线”等。然而，和更广大的女性运动相比它们只是少数派，并且遭到了其他女权主义者的敌视。女权主义者们排斥分离主义者“我们比你们圣洁”的态度，或者用琳恩·西格尔的话说，“和阴茎过不去的态度”。在法国，针对女同性恋分离主义的争议留下了一笔财富，即著名女性期刊《女权主义的问题》的创立。该期刊由包括科莱·卡皮唐·彼得、克里斯蒂娜·德尔菲、伊曼纽尔·德·莱塞普、尼可—克劳德·马修和莫尼克·普拉扎在内的编辑群体于1977年创立（后来又有科莱·基约曼和莫尼克·维蒂希等人加入），处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指导之下。虽然中途离开期刊社的编辑们声称“在两性的战争中，异性恋的女权主义只是一种阶级合作”，但该期刊于1981年改版为《女权主义的全新问题》时，却登出社论，摒弃女同性恋分离主义，称其为“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原则水火不容”，并强调“作为一个阶级，所有女性均遭到男性的压迫……女权主义就是反抗这种共同压迫的斗争”。
女权主义的性战争
围绕女同性恋分离主义的争议，也引起了“反色情出版物女性团体”（WAP）内部的分歧，该组织创立于1976年，创始人包括安德里亚·德沃金、雪儿·海蒂、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和阿德里安·里奇等著名人物。关于色情出版物和卖淫活动的争论也引起了女权主义者内部重要而激烈的分化，这一分化在20世纪80年代日趋白热化。美国的“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的妇女组织”、英国的“反色情出版物阵线”，还有新西兰的“反色情出版物女性团体”，将卖淫活动和色情出版物视为针对女性的总体压迫的核心部分。这完全不同于性革命对卖淫活动和色情出版物的描绘。性革命认为这些都是更大范围内的性解放的一部分。苏珊·布朗米勒、阿德里安·里奇、凯瑟琳·麦金农和苏珊·格里芬等女权主义者将色情出版物和卖淫活动定位为针对女性的暴力形式，并将性暴力视作男性整体统治地位的关键特征。
颇具争议的是，上述女权主义者对女性性剥削的批评，基于对男性性存在更广泛意义的分析基础之上，而这一分析认为暴力是全部男性性存在的基础。布朗米勒在其1975年出版的《违反我们的意志：男人、女人和强奸》一书中针对强奸的分析颇具影响力：
1979年纽约街头的反色情出版物女权主义示威活动。
我相信，从史前时代直到现代，强奸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只不过是，也恰恰是所有男性有意识地威胁女性的过程，好让女性处于恐惧的状态之中。
布朗米勒宣称，强奸是一种“针对女性的政治犯罪”，或像凯特·米利特也曾提出过的那样，是一种男权的武器。雪儿·海蒂在她关于男性性存在的报告中也曾提出：
当下，强迫性的身体奸淫成为一个强大的隐喻，象征了女性这一性别在我们的文化中曾遭受的强暴——无论是身体上的、情绪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色情出版物被认为再次彰显了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无论是色情出版物的制作过程还是它导致的后果。它教会男人以色情的眼光来看待对女性的性奴役和性虐待。安德里亚·德沃金还将这一分析拓展到了性交本身，她的这一理论很有名。她认为性主宰的情节在色情出版物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这样的主宰也是男权社会中男性和女性性交方式的基本特征。她曾于1987年提到：
男性通过性交展示他主宰的领域：她的性生活、她的内在都是他作为男性可以主宰的领域。他可以将她整个占领——做她的统治者和主宰者——从而宣告了一种占为私有的权利（这种私有权是由他的性别给予的）；或者，他还可以通过不带感情地与她性交来占有她，以此表达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无须掩饰、不必礼貌的共同占有权。
德沃金的观点与八年前利兹革命女权主义团体的话很相似，她们曾写道：
只有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压迫体制下，压迫者才会真正地侵犯并统治被压迫者的身体内部。（……）阴茎的侵入就是一个富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举动，象征着压迫者侵入被压迫者的身体。
因此，这些女权主义者笔下展现的男性性存在是从根本上带有暴力性质的。德沃金将这种暴力倾向置于当下两性关系的历史背景下，凯瑟琳·麦金农批评性存在的社会建构理论掩盖了通过性虐待、强奸、嫖娼和色情出版物等更为普遍的形式对女性的压迫。昙花一现的女性组织“反对性行为女性同盟”，在20世纪80年代末采取这种分析视角得出了这样一种可能的结论：
目前的性行为模式让我们没有退路，除非我们彻底退出……除了男性至上的模式，我们不知道其他的性模式。……我们将性高潮视为对于性的重要认知，我们因而也批评其对于女性的压迫。
然而，并非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同意这样的观点。艾伦·威利斯、盖尔·鲁宾、祖西·布莱特、琳恩·西格尔、卡罗尔·奎因和卡罗尔·万斯等批评家开始将自己标榜为“赞成性行为”的女权主义者，这与反色情出版物和反卖淫活动的圣战中弥漫的、女权主义者对性的明显否定态度完全相反。这些批评家攻击反色情出版物运动，认为其在对色情出版物进行分析时存在问题，比如没有区分暴力的、仇视女性的色情出版物和由女同性恋者制作的、女同性恋题材的色情出版物，看问题过于简单化。对于一些对性的“悲观”看法——女性在性交过程中的快感只是被男性洗脑的结果——她们也持拒斥态度。对于反色情出版物激进主义者试图采取法律手段禁止色情出版物，她们也表示反对。她们还谴责反色情出版物活动家与宗教右派结成的“令人不安”的政治联盟（因为这些宗教右派同时也在反对女性和同性恋者的权益）。
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了“女权主义反检查制度行动力量”（FACT）等组织，它们反对德沃金和麦金农等人领导的、主张立法禁止色情出版物的活动。总部位于泰国的跨国女权主义组织“反对贩卖妇女国际联盟”，反对总部位于美国的“反对贩卖妇女联盟”（CATW）提出的、取缔一切形式的卖淫活动的主张。“反对贩卖妇女联盟”呼吁自愿卖淫的合法化，将自愿卖淫重新定义为一种“工作”形式，妇女可以有选择地从事这一工作，但该组织又反对一切形式的强迫卖淫和贩卖妇女活动。与此同时，在色情出版物领域工作或从事卖淫的女性也刚刚开始成立她们自己的利益团体和劳工协会，她们常常激烈反对女权主义者给她们的行为贴上从本质上侮辱女性的标签（虽然赫赫有名的色情片女星，在声名狼藉的色情片《深喉》中扮演琳达·洛夫莱斯的琳达·波曼，加入了麦金农和德沃金的阵营）。性工作者的组织采用了“性工作”这一标签，并主张她们的政治诉求应当聚焦于使性产业合法化和改善性工作者的工作条件，而不是从根本上取缔性交易。“赞成性行为”的女权主义还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美国催生了一系列的商机，尤其是服务于女性的性玩具和音像制品的售卖。这样的产品有“神奇振动棒”、“宝贝乐园”情趣玩具、“在那里”出版社的系列读物以及女同性恋杂志《我们的背上》。
19世纪30年代的日本性玩具。
丽莎·达根和南·亨特将这种“赞成性行为”的女权主义者和反卖淫/色情出版物的女权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称作女权主义的“性战争”，这样的战争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权主义集团内部深刻而永久性的分裂。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之一是，两派之间的冲突不仅在于对待性交易所采取的不同的政治策略，而且在于从根本上对性存在，以及性存在与两性权力关系的内在联系的不同看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女性运动被女同性恋者斥为只关心异性恋者的利益，被工人阶级的女性斥为只反映中产阶级的利益，被有色人种的女性斥为默认的白人运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