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性存在 [11]
比如，美国非裔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就曾指出，诸如“强奸”之类的性暴力，在黑人女性的历史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是奴隶制度的核心元素之一，对当代黑人女性情色化的形象定位仍然有着影响；用普遍的男性压迫理论来掩盖黑人女性境遇的不同，既不能解决问题，又缺乏准确性。“黑人女权主义者”这一笼统概念由此也受到了批评，因为它掩盖了内部成员文化和阶级的差异。比如美国非裔女权主义小说家艾丽斯·沃克就曾积极参与反对实施割礼的国际行动，这样的割礼如今主要在非洲大陆的各个国家、中东地区的一些地方和西方国家的移民中实行。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包括著名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和罗宾·摩根，也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权主义者，如埃及的纳娃·厄尔·沙达威，联合呼吁将割礼这一行为重新定义为“女性生殖器官的切除”，将其视为针对女性的暴力形式之一。在多项国际运动的作用下，大赦国际和联合国宣布这一行为违反人权，许多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也纷纷宣布其为非法。艾丽斯·沃克早期的作品曾批评白人女权主义者常常通过替黑人女性发声的方式排挤后者，她后来写出了反女性生殖器官切除的小说《拥有快乐的秘密》（1992年），献给“无罪的阴部”，还参与制作了同样题材的纪录片《勇士的标志》。这两部作品却被指责为带有文化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色彩，批评者认为她名义上是为生活在她祖先生活过的非洲土地的女性发声，实则是在运用美国种族中心主义的视角审视非洲的文化行为。推而广之，西方女权主义者均受到类似的批评：她们将目光集中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行为，却往往忽视了对女性的生殖器官进行的手术，如“激光阴道修复术”和“时尚激光阴道整形术”是现今很多西方国家发展最为迅猛的整形术。
虽然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提倡对性别身份和女性性存在采取一种社会而非生物的理解方式，但女权主义对于性存在的观点，仍然是将女性性存在作为问题来对待，而默认男性性存在没有问题。女权主义对于男性性存在的描述和性的生物模型大同小异，想当然地认为其天生是进攻性、支配性的，有时还带有暴力色彩。女权主义批评家如琳恩·西格尔，还有一些男性气质理论家——男性气质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的一个理论阵地——却提出，不能因此认为作为个体的男性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体验自己的性存在的。如西格尔所指出的那样：
对于很多男性来说，他们正是在性生活中体验到了男女关系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依赖性和遵从性。这与他们在公开生活中体现出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常常有天壤之别。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著作也曾强调指出了个体的异性恋男性所体验到的高度的性焦虑、不安全感和痛苦感，而这些感受也被女权主义研究家雪儿·海蒂、温迪·霍威和苏珊·法鲁迪等女权主义者对于男性气质和男性性存在的实证分析所证实。虽然大多数女权主义的性理论都倾向于将异性恋等同于男性统治，另一些女权主义作家却更强调男性和女性各自性体验的复杂性。她们没有不加批判地接受男性统治的理论，而是强调要更密切地观察如今男性气质的转变对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变化意味着什么。
女权主义通过对于性存在的分析，指出异性恋、家庭和各种亲密关系中都存在着男性对女性实施的压迫，女性也在其中进行重要的政治斗争。虽然这让不少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废除家庭（和早期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和威尔海姆·赖希的主张如出一辙）或抵制异性恋，但其对男女亲密关系中性别权力的强调，也导致在理论上忽视了国家调节在家庭和性存在中所起的作用。不过，矛盾的是，正是在性政治的背景下，激进女权主义者对国家的作为提出了最为频繁也是最为成功的质疑，尽管其质疑的方式常常是相互冲突的。女权主义者呼吁在强奸、性骚扰、色情出版物等领域进行立法，将这些问题从私生活的领域推入到公共领域，但她们同时又反对国家干预堕胎等行为，认为女性对此拥有“私人”决定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关于性存在的女权主义政治也是女权主义者阵营内部激烈冲突的源头。近来，有人士呼吁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存在采取区别对待的分析方式，他们指出其他形式的身份，特别是阶级和种族身份，对于理解权力关系下性经验的形成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下一章中就将看到，性别、阶级和种族在国家对性的调节中也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章 卧室里的国家
美国现在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都是不顾后果的繁衍所带来的恶果；这样的繁衍速度极具威胁性，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贫穷的生活和庞大的家庭往往密不可分，随处可见。那些最不适合延续我们种族的人，数量却以最快的速度增长。教会和国家还对那些养不活自己子女的人提供资助，促使他们生出更多的孩子。（……）那些本应用来改善我们文明程度的资金，却都用在那些根本就不该出生的人身上，以让他们维持温饱。
玛格丽特·桑格，约1921年
艾滋病危机
在性革命的作用下，更为便捷和可靠的避孕方法诞生了，堕胎开始合法化，道德对于性的控制也日益放松，而这一切只是前奏。20世纪60年代有了更大程度的性开放、法律自由和性实验，性不再像从前那样与罪恶和疾病联系在一起。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有史以来性一直和名誉污损、意外怀孕和难产密不可分，这一时期却完全不同了。不过现在回顾起来，欢庆伟大性机遇的时期——当然女权主义者会批评这只是掩盖了男性对女性的剥削——只持续了不到20年。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开始逐渐远离以性存在作为取乐方式的倾向。人们之前就曾将性和危险联系在一起，现在人们再次开始忧虑性传播疾病，以及妓女和族裔、人种上的“他者”带来的性危险。这也再次使宗教模型在性政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社会学家杰弗里·威克斯提出，艾滋病揭示了性革命尚未完成。一方面，性的概念仍然主要与异性恋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体现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等性学家的性理疗实践和《性的欢乐》等畅销书中，而且体现在女权主义将性存在政治化的各个领域中（此前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就曾对此提出指责）。用希拉·杰弗里斯的话说，在这一意义上，性革命是一场异性恋的革命。另一方面，对于性的道德控制的放松，加上针对偏离常规的性存在的法律规范的弱化，使得边缘化的性行为以更为公开的方式流行开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的男女同性恋“自由选择团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公开宣告了伴随性革命而来的性秩序的深刻变革，昭示了围绕少数群体权益的政治总动员时代的到来。正如威克斯所言，虽然男女同性恋者成功地建立了新的公众身份，但艾滋病危机却显示出，将同性恋和疾病与变态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趋势从未彻底消退过。伴随艾滋病的到来，性的概念开始不再与解放联系在一起，而是又一次充满了焦虑和危险。美国性学家，性教育家，性咨询师，性理疗师协会（AASECT）主席特蕾莎·克伦肖就曾于1987年提出：“性革命的时代已经终结。”
西方国家对于艾滋病的态度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形成的。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随着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的上台，右翼势力开始抬头。此时，同性恋运动的激进分子开始提出了要求，女权主义对于主流定义的女性气质和女性性存在也提出了批评，右翼政党的道德纲领就是作为对上述情形的回应而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性改革是由左翼政党所倡导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却由右翼政党提出通过国家手段促进道德水准的恢复。他们特别针对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性解放行为（如堕胎和同性恋的合法化）以及对于反淫秽和审查制度的法律监管的放松（对于后者的抨击，得到了来自道德右派和一些反对色情出版物的女权主义派别的支持），提出了改革的目标。
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目前的估计，自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1981年6月5日报告首例艾滋病以来，已有超过250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目前世界范围内还有3860万人带着这一疾病生活。三分之一的死亡人数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等国，艾滋病病毒的全国总体感染率目前已经超过了20%，局部地区估计约有超过70%的人都感染了艾滋病。这样的数字说明艾滋病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传染病之一。由于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性接触是艾滋病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当然并不是唯一途径），艾滋病让人们重新陷入了对于性的集体恐慌，性传播疾病则处于这一恐慌的风口浪尖。由于长途运输、流动就业、旅行观光和其他形式的现代社会人口迁移加速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因此它不仅需要各个国家，而且需要国际间的迅速干预。然而，大多数政府一开始对此反应十分缓慢，因为它们最初认为这一疾病是边缘化群体，如男同性恋群体、吸毒者和少数族裔所特有的疾病。曼彻斯特警察局长詹姆斯·阿德顿在1988年说过这样的话：血友病患者等“无辜”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但淫乱的人因为“堕落的行为”而患上艾滋病，则意味着“自作自受”。在道德右派看来，艾滋病是整个社会放纵无序的后果。在美国，由于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患者的主要群体是黑人和少数族裔，潜在的种族主义进一步影响了政府的不作为政策。在其他领域，艾滋病与黑人——特别是非洲人——的联系，也在大范围内构成了公众对艾滋病的认知，即把它当作一种由“外来人”带来的疾病。政府对于艾滋病一开始采取的政策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包括隔离（宗教激进主义者支持这一办法，他们将艾滋病视为神对于不道德行为的惩罚），对“高危群体”实施强制检查，恢复反鸡奸法律，以及采取其他由保守团体提出的、对于控制艾滋病效果不明的措施。保守派还敌视实施预防性性教育的提议，认为这将鼓励淫乱行为。艾滋病蔓延的头几年里，媒体还一再将其作为“同性恋瘟疫”大肆报道。
在政府行为拖延的背景下，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最初出现的预防措施，不是来自国家干预，而是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