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性存在 [12]
男同性恋团体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策略。比如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等组织强调自我救助，它们宣布自己的目标是为患者提供类似于家庭和朋友圈所能提供的关怀——这样的关怀至关重要，而在当时的社会，病人的亲人却往往不愿意负起这样的责任（这也体现了当时同性恋和艾滋病被广泛视为耻辱的情形）。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的激进派分支“艾滋病释放能量联盟”发动宣传攻势，要求对艾滋病患者开放更多的药物。他们采用了“沉默=死亡”这一口号，以及纳粹党曾经用来标记同性恋的粉色三角形这一标志，倾向于采取冲击性策略，目的在于公开给政府工作人员制造难堪，迫使其采取行动。其他一些组织，如兰姆达法律辩护基金会，则是采取了“影响性诉讼”的策略[19]——选择那些不仅是对个人有影响，而且会为后来更多的法律案件提供先例的案件——在反工作场所歧视等领域推进这一策略，目标是改善艾滋病患者的法律地位，以及更大范围内的男女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艾滋病所带来的健康危机，由此成为同性恋权利政治动员公开透明化的一个转折点，正如威克斯所指出的：
艾滋病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虽然给同性恋者带来了生存威胁，但正是这样的生存威胁，让同性恋者之间形成了团体，联系更加紧密。
性学家对于艾滋病这一流行病的反应，基本上和各国政府一样迟缓。对于采取何种政治回应才最为恰当，性学家内部产生了深刻分歧。比如，美国社会学家贾尼丝·欧文在她对美国现代性学的分析中曾写道，海伦·辛格·开普兰、特蕾莎·克伦肖以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等持保守政治立场的性学家，认为安全性行为是一个神话而对此加以反对，她们呼吁克伦肖所说的“传统价值观的重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1988年还出版了意在警示世人的《危机：艾滋病时代的异性接触行为》一书，称艾滋病可以通过坐便器和餐馆的食物传染（尽管流行病专家强烈否认这一说法，但这样的言论还是为“抗病毒”厕所喷雾带来了盎然商机）。他们呼吁对高危群体实行强制检查，以及以“政府行动捣毁卖淫活动”。这些持保守立场的美国性学家由此时常与宗教团体形成政治联盟，正如克伦肖在1987年所提到的：
我并不在意右翼领袖把性行为限制在一夫一妻的框架内是否出于宗教目的，或我们对此进行呼吁是否出于科学目的，反正结果是一样的。
然而，这样的立场遭到了其他很多性学家的激烈反对，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积极参与安全性行为材料的编纂和咨询。
政府对于艾滋病的回应
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才意识到对艾滋病进行干预的紧迫性，这一迟来的觉醒部分源于异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的数目也在不断增长。然而，各个国家采取的政策力度并不相同。大多数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采用海报、电视宣传和各种形式的性教育，推介艾滋病预防措施，并且从那以后每隔几年就不定期重复这些宣传。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早期，瑞士在欧洲有着最高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这部分是因为该国相对较高的静脉毒品注射率。现在，瑞士已经被公认为欧洲最积极公开宣传艾滋病预防措施的国家。瑞士开展了一年一度的全国性艾滋病预防宣传，并全面调整了对吸毒者的政策，从警察镇压改为提供医疗救助，包括免费提供消毒针头等。这些行动的结果是，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大幅下降。
图8一则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海报。
但是，围绕推广何种预防措施的争论仍在继续，性存在的宗教模型也主要针对这一领域展开干预。争论的焦点特别集中于是否推广安全套的使用。医学专家们认为安全套是除了禁欲之外最有效的保护措施，但宗教激进团体和天主教会却对此提出激烈反对，他们不同意对繁衍后代采取干预的行为，声称这是鼓励淫乱。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出资运行了一些项目，当前这些项目优先采取了“自己节欲、对伴侣忠实、使用安全套”的预防方式。美国和其他地方开展了“只要说不！”的宣传，提倡禁欲，鼓励有过性生活史的未婚年轻人通过宣誓弃绝进一步的婚前性行为而“重获处子之身”。不过从医疗评估显示的数据来看，无论是在迅速改变性行为的模式，还是在减少艾滋病病毒的传播率方面，这样的活动总体上都是不成功的。
人们开始认识到，大多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形与未采取保护措施的异性间性行为相关，这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所谓艾滋病的“去同性恋化”。对此同性恋激进分子喜忧参半。一方面，他们支持这一变化，因为这冲淡了艾滋病给同性恋者带来的耻辱。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前些年就非常有限的公共基金，现在不会再优先给予同性恋支持团体，虽然男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率畸高。一些激进分子因此又呼吁艾滋病的“重新同性恋化”。
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问题，也引发了女权主义对于性存在的进一步批评。对于“高危群体”的关注暗示了，艾滋病的风险与特定人群无关，却与特定的（缺乏保护的）性行为（如肛交）有关。基于这样的观点，女权主义研究开始探索男性的性统治地位对于高风险性行为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珍妮特·霍兰德和其他一些女权主义者就开展过类似研究。研究显示异性恋的男性和女性都倾向于认定男性的性“需求”居于首要地位，并以此来对性存在进行定义和体验。大多数的性伴侣都从生物角度来理解男性性存在，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难以克制的冲动，不应该受到阻碍。这样的观点明显限制了女性在安全性行为方面提出要求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女性身份的标准范式也让女性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避孕和预防艾滋病被认为是女性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女性又觉得她们不应该向她们的性伴侣提出任何要求，以免破坏他们的性快感。正如霍兰德的研究团队所指出的，对男性性伴侣的性行为实施阻碍，坚持要求男性性伴侣采取安全措施，可能会使女性失去女性气质。然而，不采取安全性行为，如不使用安全套，并不是男性权力从外部施压的结果（至少在上述研究针对的、双方自愿的性关系中并没有体现出这一点）。相反，霍兰德的研究显示，男性的性喜好在女性身上内化并重现了，霍兰德的团队将这一机制描述为“脑中的男人”。
因此，在艾滋病的风险和预防领域出现的各种女权主义分析，集中关注的是女性在异性关系中的权力和权力缺失问题，通常强调的都是女性在与男性的性交锋中相对的权力缺失。不过，对于这种权力缺失的原因的解释却五花八门：有英国社会学家珍妮特·霍兰德提出的社会化程度不同说，有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家苏珊·奇帕克斯提出的女性经济依赖男性说，还有美国人类学家卡罗尔·万斯提出的更大范围内对异性恋的主流定义说。虽然这些分析各不相同，女权主义研究却都表明了在理解性行为的风险时，将性别身份考虑进去的必要性。性别身份的标准范式和权力在两性间的分配，在人们运用自己的能力预防艾滋病的性传播方面有明确的影响。近年来各国政府在制定预防艾滋病的策略时，都试图将这些影响考虑进去。
艾滋病所带来的健康危机，也成了国家对公民的性生活进行干预的重要方面，国家通过性教育宣传告诉公民（有时有详细的数据）应当如何规避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最初的政府宣传主要集中于向公民提供如何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信息，这样实际上是将公民默认为理性的个体，认为他们只要意识到有危险，就会摒弃冒险的行为。然而，持续增多的新发病例很快就表明，提供信息虽然至关重要，却还远远不够。的确，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性生活不是他们最善于运用理性的领域。不仅如此，对我们来说性行为一般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在与其他人的互动中进行的，这再次显示了权力问题和交流的重要性。艾滋病危机显示出在政府预防艾滋病的行动中，对性的情感和非理性方面加以考虑的重要性。
优生学的“种族改良”
针对艾滋病的国家政策主要集中于对个体公民性行为的治疗、支持和改造，另一些形式的、针对性行为的国家行动主要出于集体考虑。在集体层面上，性存在这一概念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因为正是由于性存在的繁衍特征，一个民族才得以在生物意义上延续，这就让性存在成为了国家关心的问题。正如米歇尔·福柯所指出的：
性存在的概念是一块阵地，人类物种的未来和我们作为人类的真谛，都在这一阵地上形成。
各个国家一向都很重视人口的数量和质量，这样的重视常常体现了各国对自己民族和民族身份的忧虑。对于人口数量减少或质量下降、人口过多、男婴或女婴数量“过剩”、移民是否比“土生土长”的国民繁衍了更多的后代之类问题的担心，是各个国家制定国策时反复讨论的议题。国家对于性存在的繁衍功能的重视程度，是西方的优生学实验特别关注的焦点。“优生学”一词由弗朗西斯·加尔顿爵士于1883年普及，他用该词来指代一国基因“储备”的改善，其基础是以科学方法来研究“所有影响基因的因素，无论这样的影响有多么微小，这些因素使更适宜生存的物种或血统能更快地战胜那些不适宜生存的物种或血统”。加尔顿认为他的表兄查尔斯·达尔文所分析的进化过程，特别是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的学说，相对于现代社会的需要来说太缓慢也太不确定。他指出，现代社会对政治精英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但这些人的智力水平却进化得非常缓慢。由此，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有关优生的“科学”，其目标是帮助相关国家推行各种社会政策，改善国民“品种”的质量。与政治自由主义的放任态度相反，优生学家倡导积极的社会规划。他们认为个体公民应当尽爱国的职责，为民族的进步贡献力量。加尔顿衣钵的继承者卡尔·皮尔森认为这种进步要通过“一种有意识的种族文化”来实现。用性学和优生学的先驱哈洛克·埃利斯的话来说，“种族的有力延续”是“我们对未来世界最高的期望”。
性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在优生“科学”和行动中的表现十分引人注目。20世纪上半叶的优生学思想清晰地包含了三个中心元素：对于繁衍后代进行选择的方法，对人口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下滑的担忧，以及精神疾病、身体疾病和道德变态行为具有遗传性的观点。这些元素均深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