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性存在 [13]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现代医疗政策和社会政策，为将优生学一词转变为一项社会工程提供了制度条件。现在的人们倾向于把优生学和纳粹德国联系起来。当时德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规划实验，包括对“退化”人群实施强制绝育和“安乐死”等。1933年出台的《预防后代遗传疾病法》要求医生将病人的遗传疾病记录在案。纳粹党在统治期间设立了超过200个“遗传健康法庭”，施行了超过40万例绝育手术。
然而，优生学的观点还是得到了政界各派的支持，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民主派改革家率先在欧洲推广优生“科学”和政策实施。一系列的优生政策，如对“退化”人群实施强制绝育等，得到了政治左派的强烈提倡，并在一些民主国家率先实行。某些派别的优生学家将优生学看作一项社会技术，对其寄予了厚望，认为其能够缓解贫困、酗酒等问题，尤其是与公民的优生教育相结合时。这些优生学观念成为了欧洲社会民主的知识和政治工程之一。在有关优生学的论争中，女权主义者也分成了两个阵营——支持优生学的和反对优生学的——但大多数反对优生学的声音来自自由派，他们反对以国家行为干预私人生活；而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也对此持反对态度。
优生学家呼吁国家以科学的方式干预国民身体素质的进一步退化。新生的福利国家又多了一条预防退化的理由：缩减公共开支。不断扩展的福利制度越来越多地向国民人口中的“次级”群体倾斜，他们已经成为福利制度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因此，限制国家大花园中的“杂草”的数量就成为了一种减轻福利开支的合理途径，许多社会民主派人士和女权主义者都对此表示热烈拥护。比如，20世纪初著名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性解放和避孕的宣传者玛格丽特·桑格就是狂热的优生学者，她认为避孕可以将女性从繁衍这一生物重担中解放出来。她在1925年写下：
大自然会消灭杂草，而我们却让它们成为寄生生物，允许它们繁衍生息。
她还于1922年提到，这样的“人类杂草”会“阻塞我们的道路，用竭这个小小地球上的能源和资源”，应当被从国家大花园中彻底清除，以“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开辟道路”。
优生学为以科学的方式清除各种社会顽疾和混乱行为带来了希望，其方式是制定各种能够严密调控民众中性存在的繁衍功能的政策。其他一些优生学政策还包括教育项目、强制收押精神病人的制度、将儿童从父母身边转移的制度、禁止某些人结婚的规定，还有一些针对流浪人群、“吉卜赛人”和更多的社会偏常群体（如未婚妈妈、“性变态者”和身体或精神残障人士）的规定。在英国，人们关心的优生问题主要与殖民帝国的需要有关，很多人担心殖民地的、种族上的“他者”的所谓“退化”特征和跨种族婚姻所带来的危险。不过，虽然知识精英普遍支持优生学，但由于自由主义在英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人们不信任政府对于私人生活的干预，优生学的概念没有及时转化为实际的政策，至少在国家层面上是如此。欧洲其他地方的政治环境则更有利于优生学的推广。瑞典、瑞士等国家——有趣的是，这两国当时都不是殖民帝国——率先开始推广优生学政策，推行的程度令英国的优生学家们叹为观止。
公民的“优生义务”
著名的瑞士性学家，社会主义改革家奥古斯特·福雷尔（1848年—1931年）是国际优生组织联盟顾问委员会成员，也是世界性改革联合会的名誉主席。他提出，福利国家科学管理生育，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社会和国家秩序，是其对于未来的国民群体应尽的道德义务：
通过适当的手段对生育进行调节是一项道德任务。这对于我们种族的健康卫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调节生育，并且彻底根除毒品的祸害，才能遏制住我们的种族退化的势头，为我们带来更美好的未来。我们要为后代的进步、幸福和健康尽义务，我们对他们的质量负有责任。
福雷尔认为社会秩序建立于遗传特征之上，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他还从传统的社会民主派观点出发，认为教育具有救赎的能力。他认为虽然只有“对种族进行健康筛选”才可以改善一个民族的生物储备，但这样的筛选要和积极的、以科学和理性为基础的教育宣传相结合：
让科学自由地、公开地照亮我们的性生活。只有这样，正常的人才不再需要伪装，而不正常的人的伪装则能为我们及时识破并且损害能及时被制止。
基于性选择在调节生育方面的重要性，福雷尔热烈提倡实行有关性教育的政策。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有选择的、科学指导下的生育，才能建立和维持那些维护国家秩序的底线。他提出，要让年轻人知道和“低等”伴侣发生性关系的后果，以及了解未来伴侣的遗传背景的相应必要性，这些是非常关键的。福雷尔写道：“每位未婚妻，为了将来孩子的利益，都有神圣的权利，去了解她们未来伴侣的性家族史。”
1912年，瑞士开始禁止“精神残疾者”和“无法律责任能力者”结婚。由此，瑞士成为第一个基于优生学原因、为禁止“精神疾病”延续而推行限制性婚姻法令的欧洲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1907年美国印第安纳州颁布了第一个基于优生学的绝育法令，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州都出台了类似的法令，特别针对那些被监禁的人群，如罪犯或被标记为“精神不正常”的人。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有一项声名狼藉的“巴克诉贝尔案”的判决，允许弗吉尼亚州对一位被诊断为“智力低下”的年轻单身母亲施行强制绝育。这位单身母亲因遭受乱伦强奸而怀孕，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她还曾被监禁。最高法院对这项判决给出的理由是：
与其让劣等后代因为犯罪而被处死，或者因为智力低下而饿死，社会可以阻止那些明显不够格的人繁育后代，这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连续三代白痴的情况让人忍无可忍。
在福雷尔观点的影响下，1928年，瑞士的沃州在欧洲率先实行了优生绝育法。接下来，这样的法律于1929年在丹麦开始实行，1933年在德国实行，1934年在瑞士和挪威实行，1935年在芬兰实行。在瑞士，被认为对瑞士民族构成遗传“威胁”的各种社会人群包括罪犯、妓女、酗酒者、“不道德”公民（特别是未婚母亲）、精神不正常者、残疾人、血友病患者、吸毒者、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流浪者，这引起了大范围的恐慌。需要说明的是，诸如淫乱、酗酒、癫狂、放荡和挥霍狂（一种花钱无节制的倾向）之间的区别常常很模糊。如“精神不正常者”就是一个特别宽泛的概念，可以包括流浪者、“道德败坏”的人、罪犯和未婚母亲（她们被认为具有道德缺陷，因为她们明显有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在优生学的语境下，医学诊断和道德观念之间的界限至少是模糊不清的，而“道德水平低下”这样的概念则将两者完全混为一谈。福雷尔等优生学家不断地呼吁要由国家对以上的“退化”人群施行“人工绝育”，合理地制止他们繁衍。福雷尔认为这项任务迫在眉睫，因为他认为性感化的“他者”和性“变态”者——包括女性这个整体——都是“更具性诱惑”的，因此对国民繁衍构成了特别的威胁。
优生学强调女性的身体承担了延续一个民族的责任，因此对“低等”人群施行绝育就有明显的性别化倾向。1944年，一项针对沃州优生法进行的早期评估显示，十分之九的绝育手术是在女性身上施行的。同样，1929年至1931年间苏黎世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接受优生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术）的女性有480例，而接受绝育的男性仅有15例。在其他国家，绝育也是一项极具性别色彩的行为：在瑞典，超过90%的绝育手术都是针对女性进行的。
在沃州施行的大多数合法绝育手术——与瑞典的情形相似——都针对年轻的、女性的社会偏常者，也就是那些“不适应生存环境”的女性，她们生活在贫穷之中，大多数没有结婚，并且被判定为“智商低下”。对于女性得体性存在的监管似乎是这一行动最重要的原动力，因为人们常用“道德观念的淡漠”、“不受压抑”的女性性存在或“女色情狂”等作为强制绝育的理由。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黎世，妓女被捕后，可以合法地被送去接受精神治疗。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认为“低能”在女性身上比在男性身上更容易遗传，还认为妓女更加容易染上疾病，因此她们有时会被强迫绝育。两位精神病学家西格瓦特·弗兰克和西蒙·吉彻林斯基曾在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撰写过关于瑞士绝育行为的报告，报告中运用大量的实例，说明性方面的过错往往会导致被绝育。1931年，瑞士首都伯尔尼的“解救贫困组织指挥部”发布了一项指令，谴责了当时广为存在的、将妇女交由福利机构施行绝育的行为，并明确提出了一些观点，比如未婚女性只有在“她们明显显示出身体或精神缺陷的时候”才能对其施行绝育，“今后一个人如果只是性生活淫乱，而身体和精神都正常的话，不应该对其施行（绝育）”。
如果女性被诊断有精神缺陷，可以不征得其同意就对其施行绝育。其他情况下，可以用停发救济金或送交劳教营等方式威胁女性，获得其“同意”；或者在妇女同意同时施行“自愿”绝育手术的情况下，对其实施人工流产术。
绝育手术施行对象性别比例的不平衡，体现出了女性的身体是优生学特别担心的问题。优生学家呼吁进行的优生教育和国家立法，将女性视为特别重要的对象，这体现了把生育和女性身体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点。正如社会学家妮拉·尤娃—戴维斯所指出的，“种族纯洁性”的观点往往与对女性性存在的规范密不可分。瑞士医生英伯登—凯撒于是倡导推行一个教育项目，向母亲灌输“生育责任感”，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福雷尔的理性性行为原则，而且呼吁进行强制的医学检查和“婚姻能力认证”。
20世纪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