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性存在 [14]
各种绝育政策是福利国家对性存在的繁衍功能以优生形式进行调节的最极端形式，不过，还有一些“预防性”的教育政策作为对这些政策的补充。福雷尔和其他一些宣传者对于优生学性教育和婚姻顾问的强调，为将优生学纳入教育课程体系奠定了基础。比如，1939年，瑞士向各个学校和军官联盟发放了相关宣传手册。手册教育了瑞士年轻人与退化人群生育后代的危险，指出他们对全体国民应尽爱国义务。手册因而这样鼓励年轻人：
从身体健康、品德优良、智力卓越的家庭中选择你的伴侣！不管是对你的后代还是对整个民族，你都有这个责任。
1932年，社会民主派福利改革家在苏黎世成立了“婚姻和性生活顾问总部”，随后瑞士的其他城市也成立了类似组织。该组织举办各种展览、报告和会议，其主题有“遗传责任”、“未婚者精神和优生咨询”（20世纪30年代），以及“预防怀上有遗传疾病的后代”（1949年）等。女权主义社会改革家也致力于打造“更少退化”的未来一代，出于这一需要，性和婚姻顾问活动也成为了她们政治行动的一部分。
恶名远播的瑞士“乡间的儿童”项目，是政府批准的意在根除流浪现象的项目，由联邦儿童机构“为了孩子”设立，从1926年开始一直运行至1973年。用该组织的创立者阿尔弗雷德·西格弗莱德的话来说，其明确目标就是防止耶尼士人（瑞士境内主要的“吉卜赛人”）“无节制地生育，给世界带来新一代退化和不正常的儿童”，因此该组织寻求根除耶尼士文明的有效方法。为了追求其优生目标，“为了孩子”组织将超过600名耶尼士儿童从他们的父母身边转移，放到孤儿院、寄养家庭和精神病院里成长——后来的瑞士总统露特·德莱富斯在1988年将这一行动形容为“瑞士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
然而，这样的情况绝非只在瑞士发生过。在瑞典，优生学和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建立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据估计，在1934年到1976年期间瑞典有6.3万名公民在优生学的名义下接受了绝育手术。不仅如此，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很快开始效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瑞士的例子。优生学的话语成为了科学正统，其合理性几乎从未受到质疑，因此在二战前的欧洲加速渗入了主流文化。与瑞典和瑞士的社会民主党都有联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魏玛共和国左翼优生政策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比纳粹党采取更极端形式的优生政策还要早很久。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阿尔弗雷德·格罗特扬（曾是柏林社会卫生运动的第一主席）和沃尔夫冈·海因于20世纪20年代在社会民主党统治下的普鲁士率先引进了给残疾人绝育等优生措施。
和在瑞士一样，社会民主党派的科学家，特别是性学家在德国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比如，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就是性改革领域的著名先锋人物。他本人是一名同性恋者，也是一名积极反对同性婚姻的优生学家。他认为，考虑到同性恋者的“劣等”基因，他们的确更有可能生下智力低下的孩子。虽然包括赫希菲尔德在内的许多社会民主党派的优生学家后来均遭到纳粹的迫害，逃离德国，但他们基本都没有反对纳粹的一些做法，比如强制绝育。赫希菲尔德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验”，并且谨慎地提出“要判定其结果的正确与否，还要很长时间”。
赫希菲尔德和他的瑞士朋友兼导师福雷尔一样，也和社会民主党派以及优生学派麾下的婚姻咨询委员会有瓜葛。他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帮助该委员会在自己的“性学研究所”内发展，该委员会后来成为推广纳粹家庭优生学的先驱。他与纳粹党优生学家内部的分歧主要在于纳粹党科学理论的“极端”而不科学的本质，特别是在哪些人应当被归为劣等人这一问题上。无疑，赫希菲尔德等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纳粹党集中对付犹太人的行为（而且他们也指责酗酒者和吸毒者因而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英国的主流优生学家也反对这一行为。有趣的是，由逃离德国的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布拉格编纂的《国际医学简报》，在1933年对纳粹的绝育法展开攻击时，采用的是政治立场而非伦理立场：“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一条法律会被作为权力的手段而滥用……只有在一场社会革命后才有可能用它来创造‘真正’的优生学所需要的科学和社会条件。”
在英国和美国，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场“布尔什维克优生学”运动，该运动认为苏联是唯一一个能够对社群的改进采取科学态度的国家。在法国，有人鼓吹公民除了为国家服兵役之外，还要履行“性役”，曾多次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候选人的瓦施·德·拉布奇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版本的优生学因此成为了欧洲社会民主的一项知识和政治工程。社会民主党人是一国之内优生学的狂热拥护者，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国家对公民个人和公民集体都负有责任。用福雷尔的话来说，我们需要一种“智能的、科学的（而不是教条的）社会民主”来“解决优生问题”。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党人还提倡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社会民主党人将优生学看作一项缓解贫困和社会痼疾的社会技术，认定优生学政策对民族的集体利益有利。
虽然政界的左右两派都同样提出过优生学的观点，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还激烈反对这样的观点，但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在瑞士和瑞典等国优生技术的创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社会民主党。在以各门科学、国家行动和私人机构为轴心的框架内，社会民主党人以公务人员、官僚和科学家的身份参与进来，优生学思想由此得到了最“成功”的应用。在瑞典和瑞士，没有殖民势力与其他种族的碰撞，因此对于种族纯洁性的考虑主要是针对国内而不是国外。这导致针对“吉卜赛人”、“放荡的女性”或精神和肢体残疾者等“内部他者”的分类制度与等级制度愈演愈烈，这些人被认为是导致国民身体和道德退化的源头。因此当局制定的政策就特别强调保护不同国民之间的生物和道德界限。
但应当记住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内部存在关于优生学的分歧。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党派的优生学版本被纳粹党的项目玷污了。简单化地将社会民主党和优生学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现代福利政策和更加有利的政治环境的出现，为实现优生学的梦想提供了制度框架。强制绝育、禁止结婚之类的优生手段，开始与优生教育、性教育和婚姻咨询等手段结合起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限制那些可能成为新福利政策支持对象的人群的数目，成为了政府缩减开支的合理途径。虽然不是所有政策制定者都赞同优生学的观点（强调遗传比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更重要），但出于缩减开支的考虑，他们仍然支持优生学推动下的绝育政策。毕竟，施行绝育要比对“退化人群”实施长期财政补贴经济得多。
大范围内关于优生学的社会和政治实验，明确体现了国家对于公民性存在的繁衍功能的关注。虽然优生学政策源于对性的生物学理解，却忽视了男性在生育中的作用。围绕优生学和艾滋病的政治，体现了性存在这一问题因为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所呈现出的错综复杂状态，以及性存在与个体和集体“纯洁”的关系。不仅如此，两种政策的社会环境都说明，个人的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会背道而驰。在围绕政府力量对性的领域进行干预的集体行动中，女权主义和同性恋团体在政治上处于复杂的、有时相互冲突的位置。
第五章 性的未来
卡拉夫特—艾宾医学法理书中的性变态者，欲说还休地向新的性学专家们吐露他们最为隐私的秘密。他们已经走出了临床医学的教材，走入历史的舞台，他们是性多样化的鲜活证据。
杰弗里·威克斯，1986年
联盟政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关键的阶段，在西方，这一时期对性的公开讨论日益白热化，性的政治化程度日益加深，这最终导致人们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对性行为和性身份的理解和体验方式。道德和法律对性行为管制的放松常常被视为性革命时期的最主要特征，而女权主义和同性恋对异性恋标准范式的批评，也引发了同样极端的性的含义的变革。然而，主流社会对于性问题的公开讨论，一开始却牢固地与这一观点相结合：性意味着——理所当然地并且只是意味着——异性之间的关系。比如，这一时期典型的畅销著作如《性的欢乐》，被作者称为“对于人类全部性问题的轻松描述”，但其中并未谈到同性恋或女同性恋问题。1969年出版的性手册《关于性你想知道但羞于启齿的一切》同样畅销，书中回答了“女同性恋者彼此间做些什么”这一问题，答案如下：
和男同性恋者一样，女同性恋者遇到的障碍，在于她们只具备生物拼图上一半的拼块。正如一个阴茎加上另一个阴茎等于零一样，一个阴道与另一个阴道的和也是零。
但是，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变化还是加速了公众对于米歇尔·福柯所说的“边缘”性状态的肯定，其戏剧化的体现是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群体的激增。虽然小范围的、以聚会等形式出现的同性恋亚文化在近代史上，特别是在大的中心城市出现的时间要更早一些，但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男女同性恋的文化空间和政治组织的发展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1969年，纽约警方对同性恋酒吧“石墙酒吧”进行了常规的突击搜查，遭到了人群自发的反抗。一般认为，这次反抗行动标志着现代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端。当然，在此之前已有不少行动，最早的是19世纪末德国出现的保护性少数派的组织，这时“同性恋”这一近代词语刚刚诞生。“石墙行动”之后，美国又成立了“全国同性恋解放组织”，英国1970年成立了昙花一现的“同性恋解放阵线”，其他国家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团体。一些同性恋维权团体，如美国的“兰姆达法律辩护基金会”，主要致力于在现存政治框架内，以诉讼或游说的策略，改革歧视性政策。其他的组织，如反等级制度的“艾滋病释放能量联盟”，则对“生儿育女者”（指异性恋者）采取了更加非传统的、具有挑衅意味的策略。艾滋病的出现所带来的特殊问题，进一步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特别是在男同性恋这一问题上。艾滋病通过性交传播，并且给旧金山或纽约等大都市地区已具规模和声势的男同性恋群体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些事实让男同性恋者进一步团结起来，加强了与国内和国际性选择自由群体的联合。之后，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许多西方国家通过了大量同性恋权益立法，主要针对关键政策领域，如军事、就业、民事伴侣关系[20]等。
图10纽约的同性恋解放运动，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