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性存在 [8]
19世纪的女权主义反卖淫活动家与基督教团体一起，联合呼吁各国不要规范卖淫活动，而要从根本上将其取缔。他们提出，如果国家对卖淫进行规范，将其制度化，就意味着国家“充当了皮条客”。1875年，“英国和欧洲大陆关于取缔政府调控恶行同盟”创立，一项声势浩大的国际行动得以开展，该行动呼吁取缔卖淫活动。这一行动的议程上有一项迫切任务，即反对以卖淫活动为目的的跨境妇女贩卖。这也反映了当时由于外来移民方式增加而引发的大规模社会恐慌。1904年，第一个“遏制白奴贩卖国际协议”获得通过，此后大多数西方国家逐渐立法取缔妓院。
第一次女权主义的浪潮利用性存在的道德和生物模型，呼吁人们保护女性，使之免于遭受男性色欲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们将女性的角色定位为公共和个人道德的守卫者，这就再现了被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女性形象，这一形象基于这样的理念：值得尊敬的女性，须婚前坚守贞操，婚后对丈夫忠贞；而淫乱的女性则因不道德、“堕落”的行为而在字面和比喻意义上均成了“荡妇”。
自由恋爱
不过，不是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认同这种关于女性性存在的二元观点。无数著名的女权主义思想家均参与到19世纪激进的性改革运动中来，这样的运动主张女性应当和男性一样享有更高程度的性自由。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们纷纷谴责反淫秽和反同性恋法律，呼吁公开避孕信息和允许堕胎，号召人们在自由选择伴侣的前提下，与平等的伴侣“自由恋爱”。虽然大多数主张自由恋爱的思想家主张一夫一妻制，但他们反对建立在男性对女性经济和身体掠夺基础上的婚姻契约。这延续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等女权主义先驱对当时婚姻制度的攻击。自由恋爱的推崇者包括自由思想家、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比如美国的埃玛·戈德曼和莉莲·哈曼，以及日本的伊藤野枝，伊藤和她的男性情人于1923年被日本军警杀害。德国的“进步女性联盟团体”倡议女性罢婚，鼓吹女性和男性一样有权享受性的乐趣。成立于1893年的“英国私生子女合法化联合会”的初衷是捍卫非婚生子女的权利，之后也呼吁“人类最崇高的两种关系——爱与自由”应当相互结合。亚历山德拉·柯伦泰是苏联早期最著名的女性共产主义革命家，她于1919年创立了妇女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妇女部），她曾提出家庭和国家一样，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制度，最终会随着“地球上的天堂”——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消亡。她于1920年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家庭对于其成员和整个国家来说，都正在失去存在的必要性。”在1920年所写的《共产主义与家庭》一文中，她有如下阐述：
和过去的婚姻奴役关系不同，共产主义社会给男性和女性提供了一种自由的结合，一种由同志精神激发的，因而牢不可破的结合。
她还认为，对女性的性剥削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对于男性的经济依赖密不可分，因此，在光辉的共产主义未来，卖淫活动也将“自动消失”。至于性欲，她在1921年发表的《共产主义道德中的婚姻关系论》一文中写道，只要注意避免这种需求过滥，以免影响到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那么它就“既不可耻也不罪恶，只是一种和饥饿、口渴一样，在每个健康的机体内都存在的自然需求”，不应当受到压制。
柯伦泰的观点在列宁那里受到了冷遇。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恋爱思想家也颇受主流社会妇女参政团体的敌视，因为这些组织担心鼓吹性解放会降低整个社会对更广范围内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尊重（正如社会主义团体担心支持“自由恋爱”会使他们疏离工人阶级成员）。但是，激进的性革命者和主流的女权主义者还是取得了一定的一致看法，即女性有权拒绝男性“不合理的”性要求，有权拒绝怀孕太多次，有权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他们倡议“自愿做母亲”。一些人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普及性教育、避孕知识与方法，而另一些人则要求男性要有更高的自我克制力和贞节意识。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威廉·阿克顿不禁对此颇有牢骚，他于1871年写道：
在过去的几年中，因为对妇女权益的过分重视……数不清的丈夫们前来向我诉苦：在他们要求妻子履行义务的时候，妻子却摆出烈女的姿态。这种不屈服的态度已经让人无法忍受。
在当时，堕胎是非法的，避孕方法也基本不可靠，死于难产和非法堕胎的女性人数居高不下，而且女性又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男性。基于当时的这种社会环境，主张自由恋爱的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存在的解放是在更大范围内改变妇女地位的关键所在。
性解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运动，一般被称作“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这次浪潮将性存在的政治化作为中心议题，此时这一使命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截然不同。随着战后大批妇女开始就业，传统的两性关系得到了根本改变，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则产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中。随着妇女开始从事有薪工作和获得政府福利形式的经济帮助，妇女取得了更大程度上的经济独立。在这一背景下，在更广大范围内出现了摒弃传统的潮流，从根本上改变了婚姻、家庭和性别的固有制度。总体看来，妇女，特别是中产阶级妇女对自己人生选择的掌控力大大增强。当然，不断上升的离婚率也导致了女性贫困率的增长，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单身母亲中间，在一些福利体系最薄弱的国家尤其如此。
与此同时，在控制生育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美国著名的避孕宣传家（也是优生学家）玛格丽特·桑格，于1921年创立了美国避孕联合会。她一直呼吁研发一种避孕药物，并于1950年与科学家们会面探讨其可能性。桑格还与凯瑟琳·麦考密克合作，“避孕片”的科学研发经费大部分都由麦考密克出资。到20世纪60年代，由卡尔·杰拉西研发的现代避孕药开始向西方广大民众出售。自此，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可靠的避孕方法，之后又出现了更多新的生育技术，比如IVF（试管婴儿），这意味着人类不仅可以避孕，而且可以通过人工而受孕。在这样的情形下，弗洛伊德的著名论断“生理结构注定人的命运”就过时了。不过，很多女权主义者最初对避孕药持怀疑和敌视态度。她们认为这是男性利用医药意欲控制女性身体的又一次图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女性刚开始大量服用这一新产品时所出现的副作用。
性交与繁殖后代这两者的分离，导致了女性性存在外部环境的根本改变，也给男性性存在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避孕手段的普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潮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但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从荷兰、瑞典、丹麦等国开始，进而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性放纵的现象开始呈上升趋势，人们对于爱、性和恋爱关系也有了新的理解，这大大改变了性存在的整体概念。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反主流文化的社会运动，其中最著名的要属美国的民权运动和以“要做爱不要作战”为口号的反战运动，以及法国、德国、荷兰、英国等国的反权威学生运动。这些运动均受到弗洛姆、赖希、马尔库塞等性解放理论家的重要影响。这些理论家们宣扬要把“自然的性欲”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其后的大背景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独裁社会的反抗。
以1967年的“爱之夏”[17]为标志，性放纵开始呈上升趋势。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等社会学家的一贯解读，这一趋势是“性别中立”的，带来的是女性更大程度上的性自主。许多女权主义者一开始热烈赞成性解放，将其视作女性总体解放的关键所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许多国家相继涌现出大批启蒙组织，鼓励女性探索自己的身体和能量，以获得性快感，比如性教育家贝蒂·多德森从1973年起在美国组织的“性研讨班”。多德森在《让手淫获得自由》一书中，将女性手淫视为一种反抗对女性的性压迫的手段。她的性研讨班引导一群裸体女人，通过自慰振动棒完成一项集体的“高潮仪式”。多德森还进一步鼓吹“乱交”，反对一夫一妻式的占有、争风吃醋和性罪恶感——这也是同时代许多其他性革命者所热烈提倡的。比如，性学家亚历克斯·康福特写过一本针对主流社会公众的性学手册《性的欢乐》（1972年），该书出版后曾风靡全球。该书的续篇《更多性的欢乐》以非常正面的描写展现了一个圈子内部成员乱交的情形。当然，书中警告人们不要和亲密的朋友或陌生人乱交（该书后来的版本则警告人们彻底摒弃乱交行为，因为会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
然而，性革命一点也不像自由恋爱派女权主义者曾经想象的那样，是“平等伴侣间充满满足感的爱与性”。性革命中的文化变革主要是由男性引导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同时也宣扬了一种新的色欲范式，女权主义者认为这种新的范式更有利于男性。一些著作，如1990年出版的希拉·杰弗里斯的《反高潮：女权主义的性革命观》中便提出：回顾这场性革命，与其说它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性自由，倒不如说是满足了男性对于女性身体开放性的幻想。这些著作的作者认为，性革命的话语方式让男性对女性性存在的控制合法化了，并且让女性无法对男性的性进犯“说不”。正如女权主义作家比阿特丽克斯·坎贝尔在1980年曾写下的那样：
……性解放的时代给女性带来了一些好处，它拓宽了政治、性和空间，让女性也可以有性自由。但由于男性和女性性放纵的后果不一样，性解放仍然无法保护女性免受这种不一样的后果所带来的伤害……性解放只是对年轻男子的性存在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