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性存在 [7]
由左翼弗洛伊德学派发起的、将性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呼吁，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左翼和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各种新的促进性能量释放的性爱疗法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再现了对性存在的生物模型的理解，即性是一种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压制的自然力量。
性的生物模型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都处于主导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对性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影响，在现今性存在的进化论模型和基因角度的性研究复苏的背景下，其影响更为明显。举例来说，兰迪·桑希尔和克莱格·帕默所著的《一部强奸的自然史：性胁迫的生物基础》（2000年）与米歇尔·吉列里的《男人的阴暗面》（1999年）等书籍，将男性的性暴力，特别是强奸，概括为男性的进化本能传播其基因的结果，而海伦·费希尔的《爱的解剖：关于交配的自然历史和我们为什么有外遇》（1992年）一书，则是集中阐释了进化理论和生物理论对于两性差别的解释。不过，性存在的生物模型也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包括来自性学内部的。
对性存在的生物模型的挑战
虽然大多数早期的性学家都主要研究边缘的性现象，另一些性学家，特别是哈洛克·埃利斯，却主要研究“正常”的性行为。对于正常的性存在的研究，导致了人们对什么是生物的自然属性有了一些疑问。当时，人们仍然按照生物本质来理解性，但一些19世纪的性学家，如格迪思和汤姆森等人，却不由得注意到了所谓“自然”的性本能，实际上是千差万别的。即使是第一代的性学家也是一边接受了正统的性行为的观念，一边又部分将什么是性常态当作研究问题的。埃利斯提出，正常这一范畴反映的是社会的定义而不是自然的本能。而正常和非正常的性行为之间很可能有一片连续的中间地带，而不是简单地被一分为二。
后来的性研究包括了众多国家对人们的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大规模调查和数据分析。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金赛对1.2万名美国人的性行为所作的研究，以及海蒂对美国1.5万名男女20世纪70年代以来性经验的调查所作的系列报告。这些针对性态度和性行为的自然主义的量化调查的结果又一次显示：“正常”和“变态”的性存在之间的区分，不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黑白分明。特别是金赛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制造了尽人皆知的丑闻，因为研究披露了37%的男性受访者曾经与其他男性有过性关系并达到高潮，其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是异性恋者——这样的结果在当代对性行为的调查中再平常不过。这意味着已经不能再将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视为少数病态人群的变态行为。性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悖论由此产生，即性存在的生物模型用自然本能、正常和反常性现象、生物性的性别差异等概念来描述性现象，但同样的研究也使其所依赖的上述分类成为了问题。因此，对于性存在的生物理解受到了来自性学话语内部的挑战，而原本促成性存在的生物理解的，正是这样的性学话语。
性的生物模型受到的另一挑战，恰恰来自其竭力描述的对象。在性科学所划定的“边缘”性现象内部，人们开始对性的意义进行实验和论辩。正如杰弗里·威克斯所指出的：
有了自己声音的性变态者，首先半遮半掩地出现于早期性学家的著作中，这些著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现在他们代表自己积极发声……他们在街头政治和游说中，通过各种手册、杂志和书籍，用各种高度性感化的场景符号，用他们精心设计的语调、色彩和服饰，在大众媒体上和在家庭生活的琐碎细节中，为自己说话。
“同性恋”或“女同性恋”等分类标签也在原先分类的基础上被修正，这些修正方式具有政治上的创意，我们稍后会谈及这一问题（见第105-106页）。
对性的生物模型的第三个主要挑战来自弗洛伊德。他发展了一套无意识冲动/力比多理论，认为性欲不可以被控制和克服，而是一直存在于男人和女人身上。在这一理论框架内，他将女性歇斯底里症描述为一种女性性欲本能受到不健康的压制后产生的症状。他所撰写的《性欲三论》（1905年）一文很有影响力，文中认为性不是一种预先拥有的、已经形成的自然本能（主体可以随后从中偏离），而是一种在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冲动。弗洛伊德提出，使儿童的模糊性欲为社会所接受，是其成长为成年人的过程中的核心步骤。用弗洛伊德学派女权主义者朱丽叶·米切尔的话说：
在童年时代，一切都是混乱或悖逆的；我们要进入人类社会，必须努力做到统一或“正常”。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能动性被无意识的欲望所驱动，由此他将性存在置于中心的重要地位上，但他在对于歇斯底里症和神经症的个案分析中，已经偏离了生物学的解释，而是将人类文明与性压抑联系起来。
对性的生物模型的最后一个或许也是最大的挑战，来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社会和人文学科领域中出现的反本质主义理论视角。这些新的理论模型认为性不是一个自然的或生物的概念，而是强调性经验的社会本质。其中，福柯的观点虽然颇具争议，却很有影响。在他的经典著作《性史》中，他将性存在描述为一个“历史的工具”，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随后古典研究学者戴维·哈波林、文学批评家史蒂芬·希斯以及社会学家杰弗里·威克斯、肯·普卢默等人都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观点：要将性存在作为一项需结合其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经验来理解，而这一经验是由社会权力关系所决定的。这一性存在的社会模型出现之后，性身份就不再仅仅是自然本能的表达，而是社会和政治的产物。
在这样的背景下，说异性恋、同性恋、女同性恋，甚至性存在的概念本身诞生于19世纪，就不仅仅意味着这些名词产生于那个时代（虽然它们确实是产生于那个时代）；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近现代社会的个体体验和理解性和身份的方式，受到了与性存在这一概念工具相关的核心元素的极大影响，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自然”的性本能观点，人们曾以为这样的性本能是两性差别和性身份概念的生物基础。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对性的文化理解是由三种模型决定的：道德/宗教模型、生物模型和社会模型。虽然这三种模型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之分，但我们仍然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这三种模型仍然在当今的社会中并存。对性的道德、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理解，在社会、政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于性意义的阐释中，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三种模型对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性行为和性身份有着重要意义，对于个体变化和政治变革的可能性也有着重要影响。
第三章 贞女抑或荡妇？女权主义的性存在批评
倘若女权主义者还在与男性同床，她们便是在将自己最活跃的能量输送给她们的压迫者。
吉尔·约翰逊，《女同性恋国度》（1973年）
双重道德标准
在整个现代社会的历史中，女性的性存在一直处于科学与道德的特别审视之下。这也成为了女权主义斗争的焦点。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于19世纪末兴起，虽然运动的第一要务是争取女性的公民权和政治平等，但性存在也构成了批评当时性别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人们以男女的生物属性为依据制定出双重的道德标准，认为男性天生好色淫乱，而女性则天生被动贞洁。女权主义者正是从这样的性别观点出发，提出女性的道德水准因此本质上要比男性的高。既然占领了道德高地，她们便发展出了一套针对男性性存在的批评，指出男性天生的贪婪性欲与性自由是女性性压迫的根源。19世纪，卖淫活动在整个欧美大肆蔓延，性病的发病率也随之增长，社会对此广为关注，当时的政治激进主义者也将矛头指向这一领域。一些女权主义者指出，男性之所以不愿意赋予女性选举权，“真正”的原因是为了维护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剥削。
主要来自中上层阶级的女性激进主义者，在这一时期无数的社会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社会运动鼓吹更高程度的道德纯洁性以及“社会卫生”，融合了西方世界中政治左派与保守和宗教团体的主张。她们发起了反对卖淫的运动，要求终结“白奴制”，即无辜的、贫困的工人阶级女性被迫遭受不知廉耻的中产阶级男性性剥削的现象。她们主张对“堕落女性”实施“拯救”。按照道学家的观点，卖淫是一种恶行；同时，卖淫也被视作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妓女被视为淋病、梅毒等男性性病的传播工具，这符合西方文化中将女性身体与疾病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精神错乱的李尔王所说：
她们的上半身虽然是女人，
下半身却是淫荡的妖怪；
腰带以上是属于天神的，
腰带以下全是属于魔鬼的；那儿是地狱，那儿是黑暗，
那儿是火坑——吐着熊熊的烈焰，
发出熏人的恶臭，把一切烧成了灰；啐！啐！啐！呸！呸！
性病在近代也被塑造成女性文化形象的一部分，如法国人便将梅毒叫作“梅毒女士”。梅毒在15世纪晚期出现于欧洲，可能是由水手从美洲大陆返航时带回的，在欧洲大陆蔓延成灾。人们对梅毒产生了集体恐慌，将其描述为一种源自“外部”，特别是外国人身上的东西。这体现了性病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含义：它意味着本国的健康男性躯体为染病的女性和外国人的身体所污染。正如医书作者卢埃林—琼斯所指出的那样：
随着各国的人相继染上梅毒，大家都想把这种新的、可怕的疾病归咎于自己的邻国。意大利人将它称作西班牙病。法国人于1495年最先染上此病，他们将其称为意大利病或那不勒斯病……1497年，梅毒传入英国，英国人把它叫作法国病……1505年，梅毒传入中国，一年后传到日本，在那里，它被叫作“中国病”或“葡萄牙病”。
性传播疾病与外来侵略和叛国相联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妓女常常被视为“帮助敌方”的人，她们将疾病传播给爱国士兵。二战时的英国有一张广为流传的宣传画，画上是一个如骷髅的妓女，与希特勒和裕仁天皇勾肩搭背，宣传画的标题是《三者中最可怕的是性病》。在美国，一战期间有数以千计的涉嫌卖淫者被关进拘留营。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所著的《世界大战中的性史》（1941年）一书中也记载，1915年德国军队曾在数个占领区发布法令，对明知自己患有性病，却仍与士兵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加以制裁，最高可处以一年监禁。
由于担心性病会让男性失去军事战斗力，许多国家从19世纪开始对卖淫活动加以管制，以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