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性存在 [6]
“性倒错”这一概念在19世纪尤为盛行。这一概念描述的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广泛认知：对同性产生性欲的人，是受到了某种性别倒错问题的困扰，他们是男人身体里的女人，或女人身体里的男人（虽然性倒错这一概念也涵盖了很多偏离常规的性别行为，比如男人着女装），甚至是第三种性别的人。人们广泛地运用性别这一放大镜来分析对同性的性欲，但针对性身份和性别之间的具体关系问题，人们的看法则不尽相同。那些支持“性倒错”一说的人认为男同性恋者是“被女性化”了，而支持希腊式恋爱模式的人则认为恰恰相反，这些人的男性特征处于过剩状态。19世纪末，随着德国的统一，同性恋在全德范围内被宣告为非法，随后便出现了世界上首次性少数派权益运动。到1902年，这一运动内部正是围绕上述问题产生了派别分化：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捍卫第三种性别说，贝内迪克特·弗里德兰德则认为同性恋是“性别分化的进化阶梯上最高境界的、最完美的一级”，“性倒错的那一类”男同性恋者拥有过强的男性性征，他们比异性恋男子有着更高的领导能力和英雄气概。
在上述两种对立的观念下，同性恋的男子和女子都被视为区别于异性恋的、具有独立生物属性的个体。他们有特定的个性特征、服饰和体态，而且据称他们会广泛聚集于大都市的中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系列的社会动荡随之到来。在这一背景下，人们认为，和简单、“自然”的乡村相比，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特别容易滋生性变态行为）。
在性存在的生物模型下，同性恋者不再被视作罪人或罪犯，而是被视作不正常的人，需要进行治疗。虽然埃利斯等一些性学家认为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现象而非疾病，但大部分的性学家都将这种“边缘”的性存在视作一个问题加以研究。他们还在探究如何用心理治疗、化学手段和包括阉割在内的手术“纠正”他们所谓的病理现象。《美国精神病协会诊断和数据手册》一直将同性恋正式列为一种精神疾病，这一定义被用到1973年；而世界卫生组织则将这一定义一直用到1992年。后来同性恋维权团体和持不同意见的精神病专家均提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同性恋本身，而是在于对同性恋的仇视，英国、俄罗斯和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由此分别于1994年、1999年和2001年类似地废止了将同性恋者视为精神疾病患者。
以精神病学和性学的方法纠正和治疗变态性存在的做法广泛见于文献记载。比如，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如美国的山多尔·拉多等人，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提出偏离异性恋的变态行为可以被“摒除”。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苏联、英国、美国、加拿大和南非等国家，人们越来越多地采取厌恶疗法来“治愈”各种性变态者，如异装癖者、恋物癖者、变性者、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等。比起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更加频繁地成为治疗目标，因为这样的治疗常常是在罪犯服刑期间进行，而女同性恋者很少会被判刑。美国性学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1968年到1977年期间着手进行了一个把同性恋者改造为异性恋者的项目，并宣布通过六年的治疗，成功率达到了71.6%。厌恶疗法包括向“病人”展示“不当的性物体”，比如他目前的同性爱人；再给病人注射阿扑吗啡之类的化学药剂，促使其恶心呕吐，或对其进行电击，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内，这样的治疗常常每天要进行两次或更多次。
虽然性学家们自己常常鼓吹要对那些偏离了异性恋“正常轨道”的人们予以宽容，但他们的观念却整顿和强化了正在兴起的、对于性存在的约束。正如社会学家杰弗里·威克斯所说：
这一问题的矛盾之处在于，早期的性学家，虽然总体上来说是清醒的性改革者，但他们同时也成为了强有力的推动者，要整顿并潜在地控制他们力求描述的那种性行为。
的确，很多性科学的先锋都是积极的社会改革家，他们认为性的改革与社会秩序的变革是紧密相连的。举例来说，这一点在奥古斯特·福雷尔、爱德华·卡朋特、哈洛克·埃利斯、理查德·冯·卡拉夫特—艾宾、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和伊万·布洛赫等人身上都有体现。他们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争取性少数派的权益、和平主义和女性选举权等等。在这一更加广阔的社会运动的背景下，他们参与到同时代的、高度政治化的公众辩论中，其中包括了针对性改革、性教育和歧视性立法的辩论。很多早期的性学家都将同性恋视作尤其“无害”的现象，特别是因为像奥古斯特·福雷尔说的那样，“他们反正不会有后代”。卡拉夫特—艾宾和赫希菲尔德等作家也公开发声反对反鸡奸立法。
性革命
20世纪60年代，性的问题进一步政治化。弗洛伊德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埃里希·弗洛姆和威尔海姆·赖希等，提出性是一种自然的、积极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却受到了资产阶级掌控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制，他们呼吁能够改变社会秩序的性“解放”。威尔海姆·赖希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先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员，后又加入德国共产党；四五十年代他移居美国，又成了共产主义的激烈批判者。赖希的早期作品最有影响力，在这些作品中，他试图在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之间寻找平衡。他参照了弗洛伊德学说对力比多（性能量）的强调，但却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提出了异议。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1915年）一书中曾明确指出，个体通过将力比多转移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来获得“正常”的成人身份。在弗洛伊德看来，正是因为本性受到了压制，文化才会发展；而赖希则认为，文化和本性，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呈对立关系，却应该取得妥协，达到和谐状态。赖希提出通过完全改变弗洛伊德关于性存在的学说来“修正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无意识学说”，并提出了他自己的“植物疗法”以及后来的“性经济”。他认为对自然的性能量的文化压制是导致所有神经症的病因。正如他在1948年所写下的：
我认为每个努力保留了一点天性的人，都明白这些神经症的病人身上只有一个问题：没有获得完全的、反复的性快感。
赖希认为完全的“高潮能力”是一种“生殖器官的快感”，是一种生物性的能力，但他也指出这种让生殖器获得快感的天生的能力，已经被社会所毁灭。他宣称：“性经济学家懂得人类是唯一一种摧毁了自己的自然性功能的生物，这也正是人类的痛苦所在。”用他的话来说，性存在就是“生命的能量本身”，而且无处不在，因此性高潮能力的毁灭就显得尤为严重。实际上，赖希认为近现代社会中大部分人都饱受性压抑之苦，正如他所写下的：
没有一个神经症的患者拥有性高潮能力。这一事实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大部分的人都会遭受性格神经症之苦。
由此，赖希在他最有影响力的几部作品中，分析了社会将个体变为神经症患者的各种方式。他首先将这种“大规模神经症”的病因归咎于资本主义，然后又归咎于专制社会。他在最后一部著作中又认为，罪魁祸首是任何压制生物性的生命能量的社会制度。他特别批评了化身为核心家庭模式的“专制主义强制家庭”制度，因为在赖希的眼中它复制了一个微型的国家专制主义机构，维持了父权制对于女性的社会压迫、经济压迫和性压迫。赖希反对强制的一夫一妻制，认为其制造了无数对不幸福的夫妇；他亦反对家庭内部妇女和孩子在经济上所处的从属地位，认为家庭是对儿童和青少年符合天性的性探索进行社会压迫的中心力量。赖希呼吁进行一场“性革命”，将性从被社会压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他认为，如果不彻底推翻当前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样的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在1930年出版的著作《性革命》一书的第二版序言中，他写道：
专制主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的性压迫密不可分，而革命性的“道德”也和需要和性需求的满足相联系。
赖希早期关于性经济的概念主要是性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到了后期，他将其修正为“奥根能量学”，即对于“生命能量”的研究。赖希于1939年移居美国后，在缅因州的郊区设立了一个叫作“奥根能”的研究机构。一直以来他都坚称“生殖器的性功能”是生命能量的中心源泉，此时他又宣布通过观察发现了所有生命的源泉：宇宙的奥根能。赖希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转向了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生命能量，并且把“生命能量的粒子”叫作“生力”，把毁坏粒子叫作“死亡生命力”或“死力”，认为这些都可以通过实验观察到。他“发现”了无意识的化学分子式，发明了爆云器，声称其可以利用奥根能制造降雨。这些行为和言论均在挑战他最狂热的追随者对他的耐心。他最具争议的一项发明，是名叫“奥根箱”的能量聚拢器。他声称他可以向坐在这些箱子里的人输送宇宙奥根能。他宣布奥根能可以解放人们的“生物能量”，认为正是因为现代社会人们的生物能量受到阻滞，才导致了“高潮焦虑”以及包括癌症在内的一系列疾病。
不过，奥根聚拢器给赖希带来了麻烦，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找上了他。因为奥根聚拢器宣称的医疗效果有欺诈的嫌疑，有关部门对此展开了调查。结果，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这一产品发起了正式的投诉，且一切有关“奥根能”的东西都遭到了法律禁止。赖希曾因违反这一禁令，在1956年被判入狱两年。他的书中一切与奥根能和聚拢器有关的内容都被禁止引用，与聚拢器有关的材料也被焚毁。他于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