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性存在 [5]
性学的先驱们，诸如德国的布洛赫、卡拉夫特—艾宾、赫希菲尔德、韦斯特法尔、罗勒德、莫尔和弗里德兰德，奥地利的司特科，法国的费雷和图瓦诺，瑞士的福雷尔，匈牙利的卡安和英国的埃利斯，都热衷于对偏离性常态的行为贴标签和分类，以此来研究“性反常”。他们创制了对“变态”类型的广泛分类，这些分类不但前所未闻，且愈来愈怪异，其中包括恋物癖、施虐受虐狂、异装癖（又称男扮女装癖）、雌雄同体、摩擦淫（摩擦他人）、粪便嗜好症（从排泄物中获得性快感）、恋尸癖（通过与尸体性交产生性快感）、水恋（通过水产生相关的性快感）、嗜痛癖（通过遭受或体验疼痛产生性快感）和尿色情（通过排尿产生性快感）。卡拉夫特—艾宾颇具影响力的性变态医学手册《性变态》（1886年）中曾记录了相关病例史，《英国医学杂志》的一位书评者在评论这些病例史时，认为性学者们总爱描述“最恶心的细节”。以这样的方式，性学在欧洲成为了一门跨越国别的新科学。不过，它并未形成一个内部整齐划一的学科。相反，它将代表不同组织和政治主张的科学家们重组在一起，因此性学的内部和外部都充满了争议。外界对性学的评价褒贬不一。埃利斯和布洛赫早期的作品曾被斥为淫秽作品。卡拉夫特—艾宾在《性变态》一书中描述一些性行为时，则富有策略地采用了拉丁文书写（当时曾有传闻，他这本畅销书出版之后，德国拉丁文词典的销量急剧上升）。
性存在与性别差异
性存在这一生物模型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将性别差异纳入了生物学范畴。传统的观念持“单一性别”的观点，认为女性的身体和男性的类似，只不过比男性的低级（认为女性生殖器只是男性生殖器的一个内部缩小版）。但自18世纪开始，这一观念被新的看法所取代，即男女之间具有明显的生物差异。人们开始认为女性身体的生物属性从本质上与男性的不同，而不是男性身体的低级形式。不过，性别高下的观念仍在延续。产生这一观念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人们会将女性特征与母性特征混为一谈。如19世纪的英国进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所说，女性之所以在智力上低于男性，是因为她们比男性更早地停止了进化，为了要将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完成繁衍后代的任务。又比如人们相信，所谓男性与女性的“细胞新陈代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生物学家格迪思和汤姆森便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代表。再比如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尔蒙的发现，人们又相信男女之间的荷尔蒙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一时期，女性在生物上比男性低级这一理由，仍然是一项法律依据，继续将女性排斥在公共和政治领域之外——虽然这样的排斥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不过同时，正像拉克尔所说的，人们也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身体，这也让他们对性有了新的理解。人们不再将性看成是伴侣之间冷与热、主导与被动的接触，而是将其看作男人和女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之间的互动行为。
这时的人们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所具有的、内在生物属性的差别，合理地决定了他们所要担当的不同的社会角色，也导致了他们会具有不同的性举止和性需求。男性的性存在被认为应当天生是进攻式的、强有力的，而女性的性存在则被认为是对男性性欲的回应，受繁殖后代和母性本能的驱使。虽然哈洛克·埃利斯等一些性学家强调女性的性存在十分重要，满足的性生活对于女性的幸福生活也十分关键，但19世纪的英国医生威廉·阿克顿的说法则代表了当时公众中的主流观念：
绝大多数的女人不太会因为任何形式的性欲而感到困扰。
性学家的文字常常反映出了当时的双重性道德，他们笔下的“正常”女性是被动而贞洁的，天生喜欢一夫一妻制，而男性则淫乱不堪，用卡拉夫特—艾宾的话来说，这是出于“男性本质中对于性的需求”。因此，女性“过多的”性需求则被看成是不正常的。这样的观念导致在整个19世纪，被诊断为“女性歇斯底里症”的人数大幅增长。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女性因过于热情而得不到性满足才产生的精神错乱。这样的女病人常常由医生来对她们的生殖器进行人工按摩，直到其出现“歇斯底里的痉挛”（现代术语将这种现象叫作“性高潮”）。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温泉浴中普遍提供水按摩器材，随着电在家庭中的普及，电动振动棒也成为了开始流行的用具。医生们倡议的另一种方法是实施阴蒂切除术。在整个英国和美国，都有诊所常年提供阴蒂切除术作为治疗歇斯底里症、狂躁症、白痴、精神失常、小便失禁等疾病的手段，比如建于1858年的“伦敦贵族上流女性可治愈外科疾病手术之家”就有此类手术。在英国，流传着关于手术功效的故事：1857年的新离婚法颁布后，一些女性要求和丈夫离婚，这种行为被认为是明显的精神疾病；但是，在接受手术治疗之后，这些女人便决定让步，并回到自己的丈夫身边。这样的故事表明，人们可以用切除生殖器作为手段，对非正常的女性气质进行管束。
然而，对于女性性存在的描写，也会因女性的社会阶级和种族而有所不同。在色情文学作品如约翰·克里兰的《法妮·希尔》（1748年）和无名氏的《我的私密生活》（1888年）中，工人阶层的女性和作为“他者”的外族女性都被塑造成可以随意与人性交、性欲难以满足的人，而妓女则通常被刻画为纵欲过度、身体糜烂的人。人们认为，越是在文明的程度上处于低端，就距离“原始欲望”越近——用瑞士性学家奥古斯特·福雷尔的话说，这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一般都认定妇女“通常会比男人更容易屈从于自己的本能与习惯”。人们认为工人阶层的男性和女性、非洲人、亚洲人以及犹太人（犹太人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的“种族”）身上的肉欲特征更为明显，也更容易进行“不文明的”、“堕落的”性行为。
在性学的历史上，女性的性存在一直被当作问题，备受关注。当然后来的性学研究出现了相反的趋势，认为女性缺乏性欲和性快感也是一种病态。美国性学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人类性反应进行的著名实验便是其中一例。这项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对几百名男性和女性在手淫和性交过程中的生理反应进行了实验观测。和很多其他的性研究者一样，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观察到很多女性在性交的过程中没有高潮，因此他们在出版于1970年的畅销书《人类性缺乏》中推介了一个新词语，即女性“性交高潮缺乏”。相对于异性恋男性的性存在而言，女性的性存在被定位为病态的性存在（尽管他们也观察到女性具有体验多次高潮的能力）。
异性恋与“性变态”
除了以生物的方式理解性别差异，性存在生物模型的另一个中心特征，是认定“自然”的性行为只包括对异性的性行为和性欲望。因此，人们将异性恋默认为标准范式，而其他行为，特别是同性恋，则被看成是对标准范式的一种偏离。现在已知的、在英语中首次采用“异性恋”一词的人是美国医生詹姆斯·G.基尔南，他在1892年的一本医学期刊上使用了这一词语，但是，他却用这个词来指为了享乐而非繁衍后代的目的、“通过不正常的满足手段”（能达到性欢愉却不致繁育后代的性行为）性交的“性变态”行为。将异性恋和对于异性的不正常（非繁衍性）的欲望相联系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之后，人们才开始将不以繁衍为目的的对异性的渴求看作正常。
从性存在的生物模型出发的观点认为，进行变态性行为的人与其他人具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革新，人们对于同性恋的看法可以阐释这一点。不可否认，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具体的行为，如鸡奸，则时而得到社会的容忍，时而遭到迫害（最严重的时期是18世纪）。但是，任何人都有从事这种罪恶行径的能力，是否从事这一行径只取决于他们的道德。福柯曾有段著名的言论指出，直到很久以后的19世纪，人们才逐渐产生了这种观点：从事“鸡奸”的人是一个单独的群体，不正常的生物本能使他们有着特殊的身份和倾向，导致他们采取了“同性恋”这一行为。用福柯的话说：
从前，鸡奸者只是行为暂时偏离轨道的人；现在，同性恋者成了一个物种。
一些历史学家曾追溯这一转变的起源，认为其出现于中世纪晚期。他们指出自17世纪和18世纪以来，一种同性恋亚文化开始在欧洲的大城市中逐渐形成。虽然如此，我们比较确定的是，19世纪对鸡奸者的重新定义（认为这是一种不一样的人格），才意味着同性恋概念的诞生。一般认为，“同性恋”一词是由出生于维也纳的匈牙利记者卡尔—马里亚·柯本尼创造的。他在1868年给卡尔·海因里希·乌尔利克斯的一封信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乌尔利克斯是德国人，曾较早地倡导性少数派的权利。后来，在1869年反对普鲁士针对鸡奸立法的一本匿名宣传册上，柯本尼又公开使用了这一词语。最初，柯本尼将同性恋的概念与“独性恋者”（手淫的人）、“异种恋者”（与动物性交的人）区分开来，也与异性恋、常性恋（对女人有兴趣的人）区分开来。在后一种区分中，柯本尼认为异性恋者或常性恋者具有强烈的性欲，比同性恋者或兽交者的性欲更强烈，这驱使他们沉溺于过度的堕落性行为，包括乱伦、攻击“男性，但更多的是女性未成年人”，以及“对尸体采取邪恶行为”。正如历史学家乔纳森·奈德·卡茨所指出的那样，“异性恋”的概念，是随着柯本尼倡导同性恋权利而诞生的，但后来这一概念的意义又转为标榜异性恋的生物自然性和道德高尚性了，因而是“性史上绝大的讽刺之一”。
“同性恋”一词通过卡拉夫特—艾宾的推介在德国流行开来，也由于埃利斯的使用，在英国得到了普及。《牛津英语词典》提到，查尔斯·吉尔伯特·查多克通过翻译卡拉夫特—艾宾的《性变态》一书，将“同性恋”一词于1892年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