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性存在 [4]
1619年竖立在剑桥大学凯厄斯学院的一块纪念碑。纪念的是学院的院长戈斯林和他的同性恋人莱格医生。火焰之心的图形下方刻有文字：“他们活着的时候因爱而结合；愿他们被埋葬后也能在泥土中结合；哦莱格，戈斯林的心仍与你同在。”
基督教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在欧洲确立了统治地位。在其宗教和政治权力确立期间及确立之后，有很多不同的教派生存于教会的边缘。这些教派并不都同样强调禁欲主义。例如，据说公元2世纪的埃及诺斯底教派[11]中的一支卡波克莱特[12]派相信为了脱离俗世，人类的灵魂必须先经历一切可能的俗世体验。该派因主张性放荡主义而颇有恶名，据说他们的主张有共妻和公开裸体等。
当然，我们需要记住，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而言，基督教价值观的传播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一定会以教会认可的方式生活。但在基督教中却产生了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性标准模式，该模式极力将贞洁与独身主义宣扬为精神理想的最高境界和将人从俗世事物中解放出来的方式。这与很多其他宗教截然不同。举例来说，犹太教就不赞成禁欲，认为其显然违背了上帝“多生多产”的教条。基督教将禁欲、摒弃俗世、仅为繁衍后代而性交和忠实于婚姻等概念理想化，这些都赋予了性以新的文化含义：它是撒旦作恶的主要领域，因此要对其怀有畏惧和躲避之心。大部分古典医学知识都认为缺少性爱对身体健康有害，与此相反，基督教对于贞洁和禁欲的美化，却推崇了一种性秩序，即无性状态是最高的精神理想。
第二章 性存在概念的产生
只要仔细观察大城市的女性，你很快就会相信，同性恋一点都不罕见。我们几乎总是可以在女性身上发现同性恋的迹象：留短发，穿男性化的衣服，和她们的男性友人做同样的运动、玩同样的游戏；（……）女同性恋者出没于男孩子常去的地方。（……）她们不热爱艺术，而热爱科学，有时甚至酷爱烟酒。对于香水和蜜饯，她们则不屑一顾。
理查德·冯·卡拉夫特—艾宾，《性变态》（1886年）
性的科学
基督教将性宣布为原罪，这赋予了性以一种特殊的地位，性由此被牢固地钉在基督教道德的中心。历史与社会理论家福柯的《性史》中曾有一段著名的言论，指出了基督教道德的一个矛盾之处：在将性定义为不能提及的羞耻行为的同时，又称它是“至为高级”的罪，人们不仅要检视它的实际形式，也要检视自己脑海深处的欲望。随着天主教忏悔等仪式的逐步演进，宗教改革又敦促人们对自己的良心严格审视，基督教实际上创立了一种制度，即不断地对性进行反省，鼓励人们“供述”自己的性事“真相”。在基督教对性的道德贬低得以确立的同时，卡萨诺瓦、萨德、威尔克斯等作家，以及维多利亚时期《我的私密生活》的无名氏作者，却在书中大肆渲染他们的纵欲生活，且极尽细节。这看起来虽与时代精神冲突，但这股向公众坦白自己性事真相的潮流，本就是由基督教的忏悔模式引发的，从这一点来看，冲突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在近现代社会，这样的忏悔模式波及了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家庭、恋爱、医学、心理治疗、刑事司法、教育和传媒等。在这些领域，我们都被鼓励表达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欲望。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从此变成了一个处在忏悔中的奇特社会”。
启蒙运动发起了对宗教教条的责难，基督教道德开始受到攻击。这时，性放荡主义文化开始在欧洲兴起，在17世纪之后更为明显，这一文化始于贵族精英阶级。在他们中间，羊肠做的避孕套和假阴茎同时流行起来。19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使用橡胶避孕套，当然其主要目的是防止男性从妓女那里染上性病，而这种避孕套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价格过于昂贵。堕胎术尽管遭到教会的反对，但在欧洲一直被广为认可，只要在妇女感觉到胎儿的生命存在，即“首次胎动”之前完成即可，一般是在怀孕的第四个月。堕胎的各种方法公开出现于19世纪的媒体上，堕胎业十分发达，直到19世纪晚些时候，大部分欧洲国家才开始采取管制措施，并宣布堕胎为犯罪。
这一时期，工业现代化的推进带来了剧烈的社会政治变化；与此相应，人们对于性的文化焦虑也进一步加强。在工业化（现代的、机械化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城市中心人口比例的增加）和世俗化（近现代社会中宗教信仰的重要性的减弱）过程的联合作用下，产生了大量的城市人群。和以往任何现代化之前的传统社会相比，他们作为单独的个体所受到的社会和宗教控制都要更少。文学批评家史蒂文·马库斯就曾指出，在这样的情形下，19世纪存在着两种现象的结合：一方面，以城市地区为甚，地下卖淫活动和舞厅业十分发达，色情出版物数量激增并随处可得——这部分要归功于印刷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人们在公开场合又必须故作正经，处于性压抑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人们认为现代化带来了公共和私人道德的堕落，这加剧了人们的集体不安。道德改良团体将性放荡主义描绘为对社会秩序和宗教的祸害，很多的医学文献和指导人生的书籍都警告人们：性和性传播疾病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西方文化后来又对手淫或《圣经》中所说的“俄南之罪”[13]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最早引发人们关注的，是启蒙运动早年间（1712年左右）伦敦街头出现的一本无名氏所著的畅销小册子，名叫《手淫，或自渎的邪恶罪行，以及它的可怕后果，适用于男性和女性，并为那些因已采取这一可耻行为而受伤的人提供精神和身体指导》。作者宣称，他最初以为可以用精神指导劝说人们放弃这一“与自我的肮脏交易”，但却渐渐发现，自己无意中发明并以高价出售的含有“猛烈药剂”和“强劲粉末”的药方，对此类行为产生的医疗效果，要比精神劝服好得多。虽然只是江湖庸医的言辞，但这本书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托马斯·拉克尔在《孤独的性：一部手淫文化史》（2003年）一书中提到，它改变了以往宗教对于手淫的理解，认为它不是一个道德缺陷，而只是一种因忽视“自渎”给个人健康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引发的医学问题。随后，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热切地接过了这一话题。18世纪的瑞士名医塞缪尔·蒂索曾于1760年出版了广为流传的《俄南癖》一书。由于此书的影响，启蒙运动的卓越科学典籍、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也将手淫这一话题收录其中。伏尔泰也抓住蒂索将手淫医学化的契机，进一步攻击神职人员，认为违背天性的禁欲，让他们对这样的一种私下乐趣情有独钟。卢梭在其旨在教育青年人的著作《爱弥儿》（1762年）一书中，也同样对这一行为的可怕后果提出了警戒。
手淫一直被认为和很多顽疾有关，比如精神疲劳、视力模糊、记忆力差、失明、风湿、痛风、疯癫、淋病、癫痫、性无能和各种性偏常。到了19世纪中期，医学上有了“遗精”这一概念，其症状包括神经性无力和整体功能丧失，原因就是手淫让人失去了“过多”的精子。对抗手淫的活动也应运而生，人们提出各种治疗方式，包括休息、登山、泡健康温泉、剧烈运动、洗冷水澡和用贞节带，甚至运用复杂的电气设备对手淫者进行电击，使其放弃手淫的念头。
女性的手淫则被看作更加不正常，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关于女性性存在的正统观念认为，女性比男性的“兽欲”要少。而且，当时的观念是女性的体质比男性的要虚弱。因此人们认为女性手淫对其健康的威胁更大，针对其进行治疗的极端手段常常包含手术，如阴蒂切除术（将女性的部分或大部分生殖器官切除）。更多的人则认为，不仅成年女性，而且少年人（不论男女）更热衷于手淫。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臆测，即儿童因为受教育较少的缘故，比成年人具有更多的本性，是对性更具有欲望的生物，必须通过教化来监控他们的性欲——弗洛伊德对于童年性欲的解读则更为极端，进一步强调了幼儿的性欲本质（见第49页）。
带有四根尖刺的阴茎环
维多利亚时代对抗手淫的工具：阴茎环。对手淫者进行电击的机器。一幅警示手淫危害身心的宣传画。1845年起。
16世纪给女性用的带挂锁的贞节带。维多利亚时代的贞节带也是依据此类款式制成的，但其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女性不忠，而是为了不让她们手淫。
在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社会，性行为主要属于道德和宗教问题，被归入与罪恶有关的范畴。但从18世纪晚期以后，近代思潮带来了社会变革，启蒙运动又促使人们远离宗教蒙昧主义，向宗教和理性这一对双生女神迈进。这让人们开始以新的方式对性进行思考，将其纳入科学研究的对象范畴。对于性的现代化解读，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性的科学（“性学”）的诞生。性成为了科学研究，特别是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达尔文主义对新生的社会科学学科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达尔文认为“性选择”[14]是进化的关键，这一观点成为现代性科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基于性选择这一概念，科学家们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一开始便从遗传、退化、种群等问题入手。性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驱动力是人们对于公众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其焦点是卖淫活动、个人卫生和性病。性研究发展的同时，国家对于性行为的干预也日益增多，两者密不可分。这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焦点，以及当时主要依据阶级和性别而形成的社会等级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性存在的概念诞生了。根据《牛津英语词典》，“性存在”这一名词在1879年进入了英语语言，其当代意义是“对性能量的拥有状态，或对性进行感受的能力”。法语中首次出现与此相对应的概念，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家佩拉当在他1884年出版的色情小说《至恶》中写过“如酗酒的野兽般的性存在”这样的句子。性存在这一新概念，将性严格限定在自然和生物范畴，认为它既是一个科学研究领域，也是一种主观经验。性学将性纳入身体和精神疾病与退化的医学分类范畴，取代了以往宗教不加区分地将性归入罪恶的做法。在这一过程中，性的社会意义大为改变。正如社会学家杰弗里·威克斯所说：
性学不但在构建一个新的知识世界，而且也在不断拓展这一世界，由此也赋予了“性”这个词新的意义。
在整个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