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里达 [8]
因此，好书写一直以来都遭到限制。作为不得不限制的东西而被限制：在一种自然或自然法（无论是否神创）的边界内，但首先被理解为在一种永恒的在场之内。因此，它被限制在一个总体之内，包裹在一卷或一册书里。[63]书的概念是一个能指之总体（无论有限或无限）的概念；能指的这种总体无法成为一个总体，除非一个由所指构成的总体在它之前就已存在，监督它的铭写和符号，并且在其理念性方面完全独立于它……如果我将文本与书相区分，我会说，目前在各个领域正在发生的对书的破坏就是让文本的表面裸露出来。
“书的终结”这个主题并不是预言图书馆真会逐渐倒闭，而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它所指的情形我们其实一直都隐约知道自己身处其中，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强迫我们注意它的本来面目了”。对一种逻各斯或者说好书写的经典认识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日益不被人相信了，这种好书写被理解为一种理念性的在场，一种预先存在的、神秘的（即隐藏的）“精神领域”，一种原则上能够被作为“精神”生物的人把握的纯理性秩序。“人类”和一直以来借以理解“人类”的以逻各斯为中心的秩序已经难以维系。
然而，我们也应记住，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开始强迫我们注意其本来面目的是，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外在于（从而一直可能污染）被视为人类应有的生活（例如由记号、轨迹、踪迹——这些并非偶然与据信“仅仅是动物式的”生存相联系的概念——组成的秩序）的一切正是让那种生活成为可能的条件。的确，如果“书写”涵盖了一般意义上的记号和踪迹的形成，那么我们可以说“在书写之前不存在语言符号”。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详细了解的那样，德里达的文本肯定一种重新理解的“书写”既先于“文字”，也超越“文字”（乃至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并不是在肯定传统意义上被视为坏书写的那种东西，也不是认可以隐喻方式定义的它的他者。[64]德里达宣告，我们时代出现了以“对书的破坏”为标志的一种转变，这和尼采“上帝之死”的宣告相似，既不是粗暴的物质主义，也不是绝望的虚无主义，甚至也不是（尽管外表很像）对宗教信仰的“无神论式批判”。毋宁说，它只是在努力表述我们的时代之内已经在发生的运动。它构成了解读我们时代的整体努力的一部分，它邀请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对世界和生活意义的理解。它邀请我们重新审视哲学史的演进：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时代正面临解构。
但另一方面，重新确立书写的地位并未给我们提供一种途径，让我们能真正有效地批判或者批判性地评估任何对参与者而言的确能赋予生命意义的东西——“意义”在这里指获取某种已经“书写”（例如，在某种我们或许直觉到或者已经向自己显明的好书写中）在“文本之外”的“真理”。那种令人宽慰的认知主义（就是相信在此事上存在某种可以知晓的东西）永远无法企及，即使在“西方人”过着一种坚定相信其存在的生活时也不曾存在过。
无疑，这是将近代的、启蒙运动以来的对未祛魅自然和作为纯粹理性秩序的逻各斯的批判做了不同寻常的激进化和加速化处理。我们立刻就能明白，为什么最吸引德里达的是那些最有力地挑战过作为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根基的超验主义、超自然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作者——卢梭、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索绪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J.L.奥斯汀。这些同伴令人惊讶，而且每一位都能被也将被德里达批评，因为他觉得他们在某些方面仍有欠缺，仍在重复根植于他们所批判的传统的某些姿态。然而，对德里达来说，这些思想家并不完全契合希腊——基督教时代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他们的重要性在于，其著作显示出质疑该传统本体论——神学根基的强大力量。
如我此前所说，这并不意味着德里达认为自己就应该简单地“摒弃”这些根基。事实上，我们自己就存在于这个传统之内，所以任何真正希望“从根本上批判形而上学”的所谓思想突破都必须（也只能）（创造性地）利用我们实际栖居的这个传统中的资源：无人能声称从传统之外展开批判。对德里达来说，要从根本上批判形而上学，最重要的杠杆就是对书写概念（它看似没有威胁，迄今对哲学而言都不是核心的、不可避免的概念）的重估。
于是，按照德里达的说法，所谓的语言转向并非只是一次碰巧发生在不久前的事件（无论是好是坏）。相反，他认为，语言这个问题的崛起，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渊源极深，是其内在发展的结果。然而，该历史的演变也体现出另外一种趋势，就是日益激烈地挑战和质疑西方传统思想的本体论——神学前提，德里达也属于这个宽泛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尽管如此，德里达发现，现代以语言和语言符号（作为语音能指和所指意义的双面统一体）为焦点的研究并不是进一步理性地、科学地批判前现代迷信的沃土，反而是不显眼地、实际上是教条地保留了它通常认为自己正在取代的那个本体论——神学传统的根基性主题。符号的概念：逻各斯中心主义时代最隐蔽的，或许也是最后的抵抗。
德里达的“理论矩阵”将符号时代描绘为处处陷于拼音文字之形而上学的时代，在此基础上，他自己将奋力抵抗现代对“语言”这个符号的极度追捧。如我此前所说，他觉得最重要、最激进、最有趣的不是所谓的语言转向，而是历史大潮中日益明显的书写学转向的迹象。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在谈论“表达行动、运动、观念、沉思、意识、无意识、经验、情感等等的语言”。然而今天德里达说，“我们倾向于用‘书写’来表达这一切，甚至更多”：
不仅指字母的、象形的或表意的文字的物质姿态，而且指让文字成为可能的东西所构成的总体，还指意指的“形面”之外被意指的“意面”本身。这样，我们所言的“书写”就涵盖了创造出一般意义上的印记的一切事物，无论它是否以字母表达，即使它在空间中散布的东西与语音的秩序格格不入：当然包括电影拍摄、舞蹈，也包括绘画、音乐和雕塑的“书写”。我们也可以谈论运动的书写，甚至更有把握地谈论军事书写或政治书写（考虑到今日控制这些领域的技术）。上述说法描述的不只是与这些活动相关的、处于从属地位的标记系统，也包括这些活动本身的实质和内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生物学家在论及生物细胞内最基础的信息处理时会用“书写”和“程序”[65]这种词。最后，控制程序所覆盖的全部领域，无论它是否有真实的边界，也会是书写的领域。控制论的理论本身若要驱逐所有的形而上学观念——包括灵魂、生命、价值、选择和记忆的观念——它们直到最近都还起着区分机器和人的作用，它就必须保存书写的标记、踪迹、印记（grammè）或书写素（grapheme）的概念[66]，直到它自己的历史——形而上学特征也暴露出来。
倘若这是真实的发展趋势，我清楚地感觉，比在1967年更明显的是，今天在我们试图表述人类生活的深层结构时，“我们倾向于”谈论与书写而非与语言相关的事物：我们今天倾向于说，在我们的DNA“密码”里，写在我们的基因里，位于大脑里的踪迹，等等。这些暗喻和明喻经常都与生物学有关，但也经常与机器有关。今天，计算机的比方无处不在。计算机“运行”一个“程序”，它们这样做（一旦预装了程序）并不需要一个运行者，一个藏在写好的代码后面的“谁”，一种操控或者陪伴迅疾得无法想象的0和1序列的存在。
当然，这只是我们时代的前理论趋势——而且有人还可以坚称，制造计算机仍然需要程序设计者，他仍然是某个谁，而非一台机器。另一方面，当今的问题是：一个人的生命（无论生物的还是文化的）在多大程度上像机器，又在多大程度上嵌在程序和机器化进程之内？这是否完全排除了我们不想排除的东西：责任、偶然、决定和不可预见的事件？德里达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后面会回到这个话题。
无论如何，既然“书写学转向”的想法还只是一种前理论趋势，为何我们对待它要比对待所谓的“语言转向”更认真，或者认为它更重要呢？当然，我已经开始暗示，书写学转向为何可能有深刻的历史——形而上学含义。但是德里达知道，如果他不试图“为它辩护一番”，他卷入这场（作为）书写（的）历史之内的转向，其罪过就和自己曾严厉谴责的所谓语言转向中“屈服于学术通胀运动”的行为如出一辙。那么，什么有可能赋予其正当性呢？究竟是书写的什么方面（若有的话）让它适合充当今日正在发生的如此多趋势的汇聚点？在接下来的两章里，我将按照自己的理解扼要介绍德里达为自己介入书写学转向所做的正当性辩护，也即解读塑造了一种新的书写学思想突破的“理论矩阵”的根本原则。
第五章 延异[67]
在我们仍未走出的符号时代，变得“完全清晰”这个哲学雄心在人们的理解中就是，通过彻底消除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即所指）的歧义来克服各种困难。或者，我们可以仿效德里达的说法，将其形容为，通过将播撒（第二章所介绍的概念，即相信存在无数理解意义的路径）化约为多义性（存在确定数量的不同意义）来克服各种困难。传统的哲学家或许想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指或者词语（无论是语音还是书写形式），而在于意义——逻各斯——它在我们听见并理解一个词的时候就被立即把握。而且我们在把握某种意义的时候，所把握的必须在根本上是某种单个的、可辨识的东西：传统的哲学家或许会说，某种是“一”的意义必须是一种是“一”的意义。[68]
德里达的文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在思考这里讨论的同一性时不屈服于这种将播撒化约为多义性，甚至同时“反对”二者的冲动。[69]与这个新任务相对应，我们发现我们称为“哲学”的这个学科的继承人也改变了雄心。他不再梦想达到最高级别的概念清晰度（其含义是让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在其同一性方面变得完全透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