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里达 [6]
这番分析的视野之广阔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与之平衡的谦逊态度却值得强调。一方面希望“尊重古典规范”，另一方面试图创造性地开辟一条挑战现代西方思想奠基性资源的路径，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德里达声称“在此过程中他无法不让［自己］尴尬”。正如我希望在本节余下部分表明的那样，德里达重新解读西方现代性遗产的工作不可能避免这种尴尬。这并非仅仅因为他的工作必然会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事实也如此）产生难以忍受的观念裂隙和断层，更因为在一个自身只能写成未——来的前言的文本里，这样的裂隙和断层必然会增殖和累积。我们将会看见，德里达与西方现代性的交锋是以一种朝向“未来世界”的开放性为引导之光的，而这个世界无法化约为任何现存的或在我们时代立刻可利用的东西（例如，无法化约为现在对某个“未来的现在”的盼望或预期）。[51]这样一种“未——来”的未来如何能引导在“此时此地”从事的研究，是这类研究无法毫无问题地表述的，哲学关于（例如）引导和光二者关系的传统讨论也无济于事。[52]引导德里达的光不是来自一幅真正属于人类之未来的远景——一个我们终于学会如何生活的未来——而是一种（在“此时此地”的）动力或冲动，它源于奋力开辟出一个不以此种人类终局为目标的“方向”的信念、承诺和保证。如他所言，“倘若存在一个无条件律令，它就是为保持未来的开放做一切努力”。我将在下文继续阐述这个观点。
《论书写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名为“字母之前的书写”，正如我所说，它“勾勒出了一个理论矩阵”。建立这个概念框架旨在为“恢复书写地位”的努力正名，进而为重新阐释或解读哲学史提供一个杠杆。第二部分名为“自然、文化与书写”，主要探讨如何绕到西方传统对世界历史的理解背后，它分析的是突出表达了这种思想的卢梭著作。
第一部分的开篇很短，仅有两页多的篇幅，它的标题“铭文”颇为神秘（至少我这样觉得）。这段文字的发端是三则有数字标号的引文，按德里达所说，它们构成了“三重铭文”：
1.在书写的科学中出类拔萃的人将像太阳一样灿烂。一位抄写员（EP，第87页）
啊，萨玛斯（太阳神），通过你的光，你可以扫视所有的土地，仿佛它们都是楔形文字（同上）
2.这三种书写方式几乎完美地对应于人们考察民族形成时所依据的三个不同阶段：描摹物体适合野蛮民族；词语和想法的象征符号适合半野蛮民族；字母适合文明民族。卢梭，《论语言的起源》
3.字母文字无论就自身而言还是对自身而言都是最智慧的。黑格尔，《哲学全书》
第一则“铭文”由两句引文构成，它们的出处都早于西方的古典时代，是德里达从《各民族的书写与心理》（L’écriture et la psychologie des peuples，这里德里达缩写为EP）中择取的古人的话，《论书写学》第一部分是以1965年的一篇长书评为基础写成的，评论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它。这两句古话合起来预示了德里达自己的书写学（他自己的“书写科学”）蓝图，而且与我们刚提到的谦卑态度相对照，它们所表达的雄心坦率得令人惊讶。第二则“铭文”代表了一种深度种族中心主义（德里达想借这个词标示出鼓吹“西方人”优于其他任何人类族群的理论）、语音中心主义（德里达想借这个词标示出认定“语音”优于“书写”的理论）的书写史观念，为后面对卢梭的解读做了铺垫——德里达认为，卢梭在他（德里达）定义的我们的“时代”或“阶段”（我们至今仍未走出）里占据了范例的位置。如果我们预判，在哲学史上，那种据信是“人类”所独有的智力一再被确定为掌握一种纯粹理性秩序（或者说理念性“逻各斯”）的能力[53]，那么出自黑格尔的第三则“铭文”则预示着上述种族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的观念同时也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想借这个词标示出相信所谓“理念性意义”具备某种不可化约性的理论）的。[54]
在上述三则引文后面，德里达向我们解释了引用它们的目的，或者说“它们用来聚焦于”什么问题。接下来的一页我们需要读得格外仔细，因为德里达论述的节奏非常缓慢。“三重铭文”所宣告或者聚焦的内容
（一）“不只是”与拼音文字的观念相联系的一种明显的种族中心主义，也
（二）“不仅仅是”一种明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他声称，逻各斯中心主义一直控制着（但同时也以某种方式一直遭到其挑战）
（1）在一个书写拼音化必须掩饰自身历史的世界里的书写观念
（2）一直将总体性真理的起源归于逻各斯的形而上学历史
（3）科学观念
而且
（三）“不仅仅”宣告一种书写的科学或者说书写学正在全世界显示出解放的征兆
但是，它最终用这“三重铭文”
（四）“尤其”暗示了一点：书写的科学面临着永远不能确立为其所是的风险（例如，它可能不会有统一自洽的计划、方法的阐述、边界的设定，等等）。这是因为，这样一种把我们从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统治下的时代解放出来的科学，其概念本身只有在这个时代之内，在这种统治之下，“对我们才有意义”。
然而，如我所示，德里达虽然也在这个时代生活，这个事实却没能阻止他为一种新的书写学计划采取多少算得上系统化的步骤，或者阻止他在理论之路上的跋涉。因此，他在总结时用了最后的一个（遵循他的谨慎习惯）
（五）“也许”：“也许，针对这个暂时仍然称为‘书写’的东西并且围绕它做耐心的思考和艰苦的研究”依然不失为“忠诚于一个未来世界”的一条路，那样一个未来我们现在还无法测度，它位于每一条现在测度或预见的地平线之外，但又具备某种“现在就宣告其存在”的急迫性。
无疑，在这个未来世界里，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生活意义的经典（西方）理解将不再占统治地位（因此，如果德里达观点无误的话，“符号、词语和书写的价值”也将“受到质疑”）。然而，既然这个“未来世界”恰恰不是一个我们在现在世界的地平线内能够测度的未来，而是一个“知识闭合圈之外”的未来世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针对这个未来世界……针对这个引导我们前方这个未来的未来，目前还没有任何铭文”。[55]
前言的逻辑一直在发挥作用。然而在《论书写学》中，我们找到了一篇真正像前言的作品，以它为前言的作品不再抢先占据了前——言的位置。尽管如此，我们或许有理由希望，这篇像前言的作品一定是忠诚于那个未来世界的。这是德里达的“弥赛亚式”希望，一种没有弥赛亚主义固定内涵的弥赛亚主义[56]，因为这种希望所希望的未来世界恰恰不再被那种渴盼最后终局来临的经典希望所统治。这就是前文提到的一个有些令人晕眩的想法：新的“方向”不能（也决不允许）理解为朝向最后的“人类终局”的“方向”，这种目的对“我们”而言不会是又一个以人类为标尺的目的。在德里达看来，解构通过一种创造性的运动朝着一个未来前进，在这个未来，朝着未来运动这个概念本身都获得了崭新的、不再受制于目的论的含义。不是为人类设计的一个新方向或另一个方向，而是不再以人类为唯一标尺的方向，一个恰恰允许未来保持未——来性的方向。所以到目前为止，德里达著作的意义（我既指这个词字面的意思，也指它的评价性含义）还很不确定，因为它产生的前提是忠诚于一个“知识闭合圈之外”的未——来。然而，德里达与我们打赌（以他自己为赌注），他关于书写的书写是已然成为未——来前言的“一条思想之路（一种思维方式）的蜿蜒”[57]。
在晚期的著述中，德里达将编码在这种弥赛亚式希望（这种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和反种族中心主义之外的希望）中的“政治”观念称为“未——来民主”。然而，即使这个（看似熟悉的）名称也并不指望能为未——来指定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如德里达所说，称它为“民主”的理由是在希望内部的一个褶：它包含着一个“向未来敞开的”信念和“保证”：
因为民主仍然未—来，只要它存在，这就是它的本质：它不仅永远可以无限地改进，因此永远都不完善，永远指向未来，而且由于它属于承诺的时间，在每一个未—来的时间里，它都会一直存在。
所以，德里达所召唤的引导他的未来世界概念并非某种关于被期盼的“未来的现在”的概念或理想。尽管如此，他的确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表达一种承诺或信念，它属于一种“在此时此地”行动的努力，它仿佛以一种生产未来的方式推动自己向前。因此，“未——来民主”的“只要它存在”就包含了一种核心的指涉——指向现在已经发生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解构”。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点？无疑，这个“未——来民主”的“现在”所暗示的时间扭力使得它难以把握。
困难之处在于，需要竭力记住，在一个让未来保持开放的承诺或保证或信念的“此时此地”，未——来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临，也就是说以现在尽其所能阻止某种永远都为时过早的胜利宣告（宣告某种终极的到达或者说历史的最终结局——这种到达在任何“未来的现在”都为时过早）的方式来临。因此我们可以说，德里达一直努力在任何“此时此地”生产的是这样一种哲学文本——事件[58]，在某些点上，它应该实质上位于它自己之“此时此地”的地平线以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