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里达 [5]
“说完这话，他和前日一样离开了她。”——
我理解这个句子吗？如果我在一段故事里听到它，我的理解是否符合它应有的意思？如果它是孤立放置的，我应该说，我不知道它的用意是什么。但不管怎样，我应该知道这个句子如何使用，我可以自己设计一个语境。
（众多熟悉的路径从这些词语出发，向各个方向延伸。）
我们说理解一个句子，意味着它可以被另一个表达同样意思的句子取代，也意味着它不可以被其他任何句子取代。（就像一个音乐主题被另一个取代的情形。）
那么，“理解”在这里竟有两种不同的意思？——我宁愿说这些“理解”的用法构成了它的意思，构成了我的“理解”概念。因为我愿意将“理解”这个词应用于所有这些情形。
只在一个特定意义上听到一个词，若有这样的事，那会多么奇怪！
像这样表达，像这样强调，以这种方式听到，这个句子只不过是一系列句子中的第一个，借助它们我们过渡到这些句子、图像和行动。
（（众多熟悉的路径从这些词语出发，向各个方向延伸。））
我稍微压缩了这段引文，部分原因是为了节省篇幅。然而，我希望这些已足以帮助我们解读科琴的缺点，那就是他只想把自己的“理解”概念的一部分称为“理解”。
我适当压缩维特根斯坦的原话，也是为了让读者一眼就看到，肯定“播撒”的句子“众多熟悉的路径从这些词语出发，向各个方向延伸”重复出现。重复同一个句子取得了什么效果？维特根斯坦是否觉得，没有什么比它更合适？两次出现时它的功能是否相同，意思是否相同？为什么第二次要加双括号？这只是一个风格问题吗？我提这些问题，并非因为我已经知道如何自信地、不容置疑地回答，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而且，我之所以提醒读者注意，科琴对何为“更常见”的理解是过度简化的，正是因为人们会认为，他努力接受维特根斯坦的漫长历程本身就诱使我们用一个文本来考虑这个时间。他为何会忽略这个事实——他所称的“维特根斯坦式的教育”就包含了反复阅读维特根斯坦晚期的著述？科琴把这段“历程”形容为“准自传式的”，他将这一点刻意与下述事实联系起来：此历程中显著的定向与再定向的运动对他影响太深，一想到当年自己曾信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他就会“如芒在背”、“尴尬不已”。这里的情形恰恰不是“立刻明白意思”，而是科琴发展、改变和修正他对维特根斯坦文本的理解的一种运动，而这种理解在他看来，“至少”经常“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误解”。难道这种准自传运动的旅程与《哲学研究》的写作方式无关吗？如果反驳的理由是，这样的文本太不典型，太不常见，“更常见”的情形是某人“绝对清楚”别人的话“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那么看起来就是科琴自己更痴迷于用可以称为“形而上学”的方式（也就是希望“绝对地”谈论事物）来理解运行在“语言、生活和语境之中”的“更常见”的东西。
德里达想质疑的正是这种对语言生活之日常性的“形而上学”理解。事实上，他明确地邀请我们思考，当我们认为语言的意思应当可以立即把握，根据此观念来理解一位他者的话，并希望将这种情形定义为“更常见”的情形时，我们究竟在希望什么。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的，德里达指出，他在《论书写学》（当然不限于此书）中开展的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自以为借助“即时性”“邻近性”或“在场”等词语已经理解的东西——或许尤其是我们自以为借助它们可以立即理解的那些东西——“变得神秘难解”。
第三章 解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遗产
在上一章末尾，我介绍了德里达为其开创性著作《论书写学》设定的“最终目的”。问题不在于试图否定（实际上是试图肯定）我们表达自己的那种天真、常规的方式，而是帮助我们发现，他认为我们在哲学中倾向于觉得不够重要的东西其实很重要。他在书中构建的是一个“理论矩阵”，他希望它能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任务：开辟空间，以一种新的方式解读哲学传统，解读它的主导性结构和思维模式，揭示它对“即时性”“邻近性”“在场”之类概念的系统性依赖（如今看来诉诸此类概念是缺乏批判性的）。德里达“以特定的方式”栖居在哲学传统内部，创造性地、选择性地利用旧建筑的部分构件，以求阐明它内部那些将它带往另一个方向、给它一个未来的运动。
这一点值得强调。许多人将德里达视为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者，一些人对他充满憎惧，另一些人则因为有可能在以“解构”之名为世所知的理论中找到某种彻底摧毁欧洲哲学遗产的东西而兴奋不已。作为对这些看法的回应，德里达的文本开始更直接地声言，以解构的名义展开的解读工作并不涉及对思想遗产的拒斥：
我非常喜爱以我自己的方式所解构的一切，我想从解构角度来阅读的文本都是我喜爱的文本，带有阅读所不可或缺的认同冲动。我认为这些文本的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枯竭……柏拉图的签名还没有完成……尼采的也没有，圣奥古斯丁的也没有。
慢慢地，读者开始理解，德里达并非出于对哲学遗产的“批判怒火”而写作，而是为这种遗产、出于热爱而写作，他尤其关心的是为它创造一个未来——在它自己预期的未来之外的未来。
然而，如我们所见，对德里达文本的标准误解与它内部的那些断层线相对应。他的著作将我们现有的（自我）理解能力推到了忍耐的极限，公开抵抗用熟悉的哲学规范包装它的任何尝试，从而也就抵抗了“立即理解”。其结果就是——借用罗兰·巴特的术语——一种深度作者型的文本[46]，有时甚至令人绝望。这个术语描述的文本拒绝遵从读者对某种类型或体裁（不管是小说还是哲学著作）的写作规范的惯常期待。阅读德里达的文本时那些现成可用的资源似乎让我们陷入一种结构性的失能，无法理解书中发生了什么，用意何在。
那么一方面，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依赖某些不恰当的阐释密钥（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来阅读一个尝试某种新东西的哲学文本。因此我们需要告诫自己，不要仓促地宣告，自己知道以“解构”之名解读哲学遗产的工作取得了怎样的结果。我们所继承的接受哲学文本的方法可能妨碍我们更好地（不像通常那样糟糕地）阅读德里达。事实上，接受这种非常规的哲学资源只能是这样的读者，他们发现自己继承的哲学资源既是阐释的工具，也是阐释的障碍。但另一方面，读者的阐释任务并非全无希望，即使它从不会完全结束。对我们遗产的某种贡献——它不甘心自己无法留下任何吸引人的东西，任何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东西，任何独特的、等待显现的东西——某种名实相副的对遗产的贡献，本身就会引导我们如何成为这种新贡献的读者。[47]
所以，虽然我确信（这让人遗憾），我们在德里达创造的不寻常的文本环境中很难向前推进，这是其构成方式的内在属性——是其结构中一种顽固到无法修正的特点/裂隙，但我同样确信，学会忍受这种持续的煎熬，不知道你的方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重新学习“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可能是什么意思，也是德里达式教育的一部分。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我准备研读德里达的开创性著作《论书写学》的前言，它最仔细、最富于启发性地预见到了可能横在读者前面的种种陷阱和抱负。在第二部分，我将追踪前言后面立刻列出的一系列试探性步骤——通过这番惊人的努力，德里达让堪称世界历史上某种新变异的东西呈现于我们面前。
未—来的前言[48]
《论书写学》从一篇只有一页多的前言开始。这是一篇很传统的前言，因为它开门见山地介绍了作者的意图。然而，这种遵守规范的做法也使得它介入了一个传统的哲学问题，它至少可追溯至黑格尔，因为他曾要求读者别把他的前言太当回事。前言的问题在于，“前言”（拉丁文prae-fatio）的词形意味着它是“事先的说法”[49]，但它实际却是事后的产物，作于作品完成之后，位于（真正的）作品之外，因此那部真正的作品才是写作前言之前的名实相副的“前言”。德里达在《论书写学》的前言中并没有详述关于前言的逻辑。然而，五年后出版的《播撒》有一篇长达50多页的前言，前言的地位在那儿的确成为明确的主题，把德里达后来的言论放在此前那些看似更传统的前言前，对我们会有启发：
前言以将来时（“这就是你将读到的”）宣布已经写好的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意义。因此，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作品的意义要旨被概括起来，提前呈现。从［这个］角度（它重新制造了一种事后的述说意图）出发，［主要］文本是作为某种写完的东西而存在的——它是一个过去，却冒充一个现在，被一位隐藏的无所不能的作者（完全掌控其产品）当作他的未来呈现给读者。“这就是我写的东西，读吧，我正在写的东西你也将读到。然后，你又可以占有你其实尚未开始阅读的前言——尽管一旦读过它，你就已经预料到随后的一切，因此你不读其余的部分也无妨。”
前言的“前”使未来成为现在，这个未来事实上已经写完，已经过去。于是，有人可能会问，是否真的存在一种为未——来而作的前言，在它那里，未——来真正“未——来”，而没变成别的东西。或许存在，但必须满足这个条件：未——来的东西总是已经抵抗住了“完全概括”的想法——而这可能是前言作者尤其是哲学体系作者的梦想。[50]
如我所说，《论书写学》从一篇简短的前言开始。德里达在里面非常坦率地告诉了我们书的内容和“指导性意图”。他将其描述为一种“问题化”，就是暴露文本“批判性阅读”的传统路数的问题（因此后来他会讨论书写在历史，尤其是哲学史上的地位，但这点我们后面再谈）。他声言，这种问题化要求我们彻底调整关于人类历史演进的各种“古典”观念。更确切地说，它“要求阅读行为将其自身……从各种古典的历史范畴中解放出来”。尽管德里达并不认为这意味着放弃或拒斥“古典规范”（例如关于历史研究中分期的规范），但在此框架下，那种将历史视为朝着确定终局渐次展开（或许体现为清晰的时期、阶段或时代）的线性发展的观念——该观念仍然控制着阐释从古代到我们“现代”整个历史进程的各种努力——会变得难以成立或难以理解。
在试图理解我们“当今”的世界究竟在发生什么时，德里达和当今的大多数人不同，他很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一个有鲜明哲学印记的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