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里达 [4]
一位支持他的读者形容说，德里达著作的这种效果给人的冲击就像“大白天撞见了鬼”。我在第一章里说德里达的文本让人深感不安，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为什么读者的反应无论是谴责还是赞美，都非常激烈，为什么如他自己所说，他“既被排挤也被追捧”。如果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突然变得难以揣摩，我们所有人都会同时感到一种斥力和一种吸力。面对德里达的著作时，其中一种反应倾向于压制另一种反应。最排斥他的读者觉得他的思想根本无法理解，如果说可以理解，则只能先把它重新加工为某种可以应付的东西，通常这个再加工的结果就是：德里达是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者，他认为文本没有任何意义，他声称所有的观点完全等价，他相信阐释意义时无论怎样都行，诸如此类。
加文·科琴[41]便是这样一位德里达的读者，而且他显然花了很大精力来研读德里达的文本。科琴延续了鲜明的维特根斯坦式路数，抵制哲学中的某些诱惑性步骤，他试图表明，德里达那些高空钢索似的文本表演虽然让缺乏主见的读者欣喜若狂，其实不过是基础性的概念错误所导致的结果。他的文本缺乏严谨的逻辑自洽，而是螺旋式地升入一个轨道，在那里，语言完全失去了与自己的联系，失去了与我们的语言生活的联系。因此科琴宣称，德里达的文本有一种特别的空洞感或虚浮感。当我们试图追踪它在高空钢索上的怪异举动时，大雾却从天而降，于是我们意识到“我们其实无言以对”，这一点也就暴露出来了。
科琴竭力让读者生动地感受到缭绕在德里达作品周围的“大雾”，我却认为他无意中帮我们驱散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既然大雾已经将许多读者与德里达的大陆隔绝开来，从这里开始去仔细领略他的著作就再合适不过了。讨论科琴的担忧最终会把德里达和维特根斯坦以一种融洽的方式联系起来，我希望这也可以为科琴（甚至任何人，比如我）提供一个再思考的契机。
科琴的讨论特别有用的地方在于，它呈现德里达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围绕其著作形成的公共形象。按照科琴的说法，构成德里达理论核心的“总体性结论”是：一切“语言中的意义”本质上都是含混的，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确定一个文本（例如某人的话）的意义。正是这条论点破坏了德里达反对者所珍视的严谨性标准。理解文本、探讨和评估观点、推进真理的所有努力都预设了某种可以理解的东西，某种确认的思想，某种能够评估、批驳、认同、欣赏、质疑……的东西。如果不存在“文本的意义”这种东西，如果它总是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阐释，那么理解一个文本或者清晰解读其意义的学术抱负就会在后现代对各种精英、经典和霸权的反对声中灰飞烟灭了。根据这样的看法，意义的任何效果要么取决于自由读者赋予意义的主观行为，要么（在一种更具阴谋论色彩的政治观念里）由现存的统治力量操纵。无论如何，出于教育或学术目的阅读不同体裁典范作品的想法——人文学科一直以来所培养的那种传统性或批判性阅读实践——都被彻底破坏了。如果“语言中的意义”本质上是含混的，那么我们所能正当追求的任何理解都不过是一种无奈的认识，即任何确立意义正当性的企图都只是一种暴力行为。
为了阐明他所认为的德里达的“总体性结论”如何从根本上就是不清楚的，科琴抛开了复杂的理论文本或文学文本，回到日常生活。他所想象或回忆的文本事件或言语行为都是他深信毫无疑义的例子：第一种情形是某人真的不确定另一个人的意思；第二种情形与此相反，而且他坚称“更常见”，那就是某人“绝对清楚”另一个人的意思。科琴断言，在后一种情形中，“根本不存在意义上的含混”，听话人通常“立刻”就抓住了说话人的意思。
于是科琴指出，虽然有些例子似乎支持德里达的观点，但无数其他的例子却似乎是反证。他认为，真正完全不清楚的其实是德里达的观点本身。它是“一种空转的语言”，无论读者如何努力，都不可能理解它。
科琴觉得，德里达肯定了某种类似普遍“意义含混”的思想，我认为这一点没错。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某种类似”这个限定语，因为德里达明确地用“播撒”（dissemination）这个词来描述他讨论的现象[42]，以与传统的“多义性”（polysemia）概念相对照。尽管如此，一种说法的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下总会受制于“内部变换”，这样的看法的确把握到了科琴声称“德里达坚持”的某种认识。
因此，让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科琴举出的例子——他正是以此为据断然宣称“德里达显然错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里达若在，会比我这里研究得更详细。
这是我想到的例子：我为一位年长的女同事扶着门，说了声“After you”[43]。她在我前面出了门，没有说这样的话：“After me？不可思议。多少年都没人追求我了。”她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但也可能没有。毕竟，用后面的话回答我可能很合适，甚至很俏皮或带有挑逗的意味。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不是这样。这样的回答之所以是俏皮的，正是因为她和我都知道，在这种语境下说“After you”是邀请对方在说话人前面出门。这里的意义没有任何含混。某种“行动语境”澄清了意义。德里达显然错了。
我想这是一个相当常见的例子。“After you”这个简洁美妙的短语是一款日常生活中很有用的工具，显然科琴知道如何操作它。他尤其知道（他年长的女同事也知道），它可以用来“邀请对方在说话人前面出门”。而且，在刚才的“行动语境”中，它正是这么用的。科琴非常了解这个小工具，自然也知道它可以被俏皮地理解为“我追求你”的简略形式。无疑他本可设计另一种语境，让一个听起来很相似、耳朵几乎无法区分的说法发挥完全不同的功能。例如，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场景中，两位年老的农民一起劳作，他们同意对方的看法时可能会说“arf der ewe”[44]。然而，如科琴所说，不是这样。在他所想象的“行动语境”中，这个小工具的功能就是“邀请对方在说话人前面出门”。其他工具也可以替他完成这项工作。例如，他可以说“您先走”或者“您在我前面出门”或者“我邀请您在我前面出门”。在这个例子里，他用了更优雅的“After you”，并且没有产生误解：“她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德里达显然错了”——是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科琴的例子表明，他认为知道一个句子如何用就穷竭了他心目中“理解一个句子”的含义。事实上，按照科琴的说法，在这种语境下，说“After you”就全然等于“邀请对方在说话人前面出门”，这是它能立刻被理解的原因，再没有别的内容可以挖掘。我的确认为德里达对“播撒”（dissemination）的肯定——正如词形所暗示，它标示着作为意义单元的“义素”（seme）的传播——挑战了这种理解。[45]他会说，总有别的内容可以挖掘。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种敏感性，它不可被化约为“知道一个句子如何用”的实用知识。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对未言明的用意的敏感——即使用法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科琴的日常例子中，我们也能这么说吗？在这里，除了“知道一个句子如何用”，真的没有什么可挖掘了吗？
为了揭示德里达在肯定“播撒”时究竟想肯定什么，我想考虑下面这句话：
他为一位年长的女同事开了门，说了声“After you”。
我明白这句话吗？如果在它所嵌入的故事里，有人告诉我们，科琴问候的这位年长的女同事是一位毫无魅力的厌世者，我的理解当然就会有所不同——或者她刚刚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指责过科琴，或者她是科琴所梦想的那种年长的女同事，又或者科琴常把自己幻想成这样一位女同事。这里我没有引入任何科琴所定义的语义含混，完全没有。但我认为，以上每一种变化都可能影响我们对句子用意的理解。我们甚至肯定并接受这一点：在每一种情形中，都可以用不同于After you的某种说法邀请对方在他前面出门。然而，如果是这样，对方“立刻明白”这句话就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相反，无论在这里还是别处，即使语言的用法很明晰，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句子中尚未“读出”的某种东西，因此它仍须继续读。为充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为科琴的例子想象一个简短的后续场景：
他为一位年长的女同事开了门，说了声“After you”。说完这话，他和前日一样离开了她。
你现在还确信，当他说“After you”时，“她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那下面这个后续场景呢？
他为一位年长的女同事开了门，说了声“After you”。说完这话，他和前日一样跟在她后面。
这次我们还能肯定，当他对她说“After you”时，“她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个判断“绝对清楚”吗？这只是两条路径，事实上这个小工具可以嵌入无数不同的语境中。在每种情形中，无须利用这个短语任何语义上的含混（它的数量是有限的），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有不同的理解（它与多义性意义上的含混无关）。这就是德里达所说的“播撒”的意思，而且在德里达的理论中，它并非只是语言生活里一个（或好或坏）的事实，我们不得不忍受的事实，某人可以时不时借助某种独立可辨的语言工具加以利用的事实。相反，我们将会看到，根据德里达的观点，这种将一种文本形式嵌入（严格说来无数）不同语境链条中的可能性正是它成为其所是的文本形式的根基。该观点强调的是，被嵌入的材料是开放的，它能表达某种新东西，某种足够独特、通常无法“立刻明白”的东西。与此相对照，科琴在面对某位“After you”的使用者时采用的方法是，故意将“我绝对清楚，你的话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他们的话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的情形处理为“更常见”的情形。这种解读不想在文本中留下任何吸引人的东西，任何独特的、等待显现的东西。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忽略了按照自己的“理解”概念他有时愿意肯定的那种东西。我们或许也会注意到，这正是维特根斯坦努力教我们避免的情况——构成科琴论证背景的正是他在《哲学研究》中提出的关于句子用法的理论。我在下文引用了那本书中的话，你们会发现，我刚才一直在将科琴的例子拖向维特根斯坦的另一条路径。事实上，我为科琴的场景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