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里达 [17]
“不要像动物那样。”我们说。“他者”对我有所要求[104]，它看着我，在它的凝视中我看见了道德的期许——这个“他者”的眼睛或许不总是人类的眼睛：“不要像动物那样。”（他者，或许是看着我的他者动物）召唤我做人，从而也召唤我尊重而不是削弱每一位他者的他性。当人以野兽的态度对待野兽（然而它们恰恰永远不可以用野兽的态度对待）时，他就没能对做人的召唤做出回应。
所以，实情并不是我们形成了关于人类的一个非生物学的观念（通过形而上学洞见、宗教启示或别的途径），然后它又可以与其他生物纯粹生物式的生活相对照。我们也不应以为，“我们都是同样意义上的动物”。毋宁说，关于动物我们也有一种非生物学的观念。例如，当我们谈论动物和其他生物时，当我们说可以看见它们看我们时，和关于人类的观念相似，我们并不是把它们看成“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或者“具备生物式生命的某物”。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回应称为“同伴——生物的回应”，它意味着将专属于我们对人类的回应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模式——因此它们最深刻地专属于我们的人类独特性观念——延伸到动物身上，而且这样做的方式多种多样，非常复杂。慈善、正义之类的观念显然在里面，单个生命的独特性以及与尊重该生命相关的观念（尤其是同情、怜悯、感激、愧疚）也牵连其中。
然而，在当今的时代，某种整日谈论人类独特性的生命形式似乎越来越坦然地亵渎这种同情与怜悯（我们正是借助这样的情感，以那种独特性的名义接受召唤，寻找通向动物的路径），因此，那种滑过边界的召唤越来越容易沦为一种纯粹煽情的错误。但是，一个人像德里达那样，把自己的话视为“内心的声音”，并且希望（举例来说）标明一只具体的猫不可替换的独特性，这种行为不是一种错误，需要通过正确领悟一种根本性的、独特的“人类真相”来加以匡正。这样的声音也不需要天真地拒绝理会诸如某个动物属于何属何种的客观事实。相反，它径直向我们展示，那套可复现—可变的话语如何现实地进入我们的生活，如戴蒙德所言，它让我们看到“拥有这套话语的生命形式是什么形状，长着怎样的‘脸’”。确切地说，这张“脸”所属的生命形式已发生了改变，改变它的是德里达所强调的在当今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奴役动物”的现象。的确，如威金斯所分析，工厂化耕作、密集型饲养、对自然的全面掠夺和无数动物种类的灭绝之所以让许多人不安，部分原因在于，它像镜子告诉我们，现代的男人和女人在某些方面很像一种我们很可能认为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生命形式：也就是说，很像动物，“没有任何非工具性的忧虑[105]，它只对一个很短时间内的世界感兴趣——这个时间就是该动物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命而需要世界延续的时间”。我们绝不能忘记，这样一种生命形式绝不是未——来的前言。
第九章 从头再来
我想让最后这一章尽可能地短，为这本非常短却绝不好懂的德里达读本添一段很短的尾声。
雅克·德里达在下面这段文字里概括了他对读者的担忧和隐含的希望：
因为我仍然喜欢坏读者，我能预见到他的不耐烦：我用这个名字来称呼或指责心存恐惧的读者，急于获得确定意义、执意做出决定［为了取消或者说为自己取回意义，他不得不希望提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他希望期待的是已经发生的什么，他希望期待的是（他自己）］的读者。[106]这是坏行为，这就是我所知的“坏”的唯一定义，提前决定阅读终点的意义是坏的，预言总是坏的。读者啊，再不肯回溯自己的脚步是坏的。
我对德里达的文本怀着无比的感激，因为它曾诱使我并仍在诱使我回溯自己的脚步，并拦截我曾经做过的那些读者[107]。
注释
[1] Paul Ricoeur,Sur“Méditations cartésiennes”de Husserl,in A l’école de la phenomenology,Vrin,1986.
[2] 《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3] Salut à Jacques Derrida,in Rue Descartes,PUF,2005.p.14.
[4] 在此，不禁想到已故旅法哲学家、艺术家熊秉明先生关于书法的思考，或许能够让我们与“德里达文本”沟通。熊秉明先生曾经有“书法是中国文化的重中之重”（《老年书法班》讲稿）的说法，他讲到唐人孙过庭的“人书俱老”的哲学意义：创造与存在的微妙的一致。人自己书写出来的字迹其实就是曲折人生道路的记录：“人即书，书即人，我们一生所写的字，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那是我们的字迹。认同自己的一生，认同自己的字，即是对个体生命的认同。”（《老年书法班》讲稿）
[5] 参见Bruce Bégout,L’héritier hérétique,in Esprit-La pensée Ricoeur,No.3——4,2006,pp.195——209.
[6] Paul Ricoeur,A l’école de la phenomenology,Vrin,1986,p.9.
[7] 参见Agata Zielinski,Lecture de:Merleau Ponty et Levina,PUF,2002,p.9.
[8] Entretiens ave le Monde,philosopies,éd.la Découverte,1984,p.84.
[9] 由于本书原文的文风受到了德里达缠绕晦涩文风的很大影响，所以为了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译文虽然系统采取了语义明晰化的策略，也竭力追求自然流畅，但在很多地方仍不得不扭曲汉语的使用习惯，例如杜撰词语、使用冗长繁复甚至难以卒读的定语、大量使用括号和破折号（因而读者需要适应一种多线程阅读），等等。建议读者先读最后一章中德里达的话以理解本书应采取的阅读策略。——本书的注释均由译者添加，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10] 德里达对自己哲学的称谓是“解构”（法语déconstruction，英语deconstruction），他的反对者更倾向于用“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英文里的ism常含贬义）这个词，在中国学术界，“解构主义”和“解构”的差别更多的是名词和动词的差别。但在本书的译文中，“解构”对应于deconstruction，“解构主义”对应于deconstructionism，特此说明。
[11] 法文标题为De la grammatologie，汪堂家中译本译为《论文字学》，值得商榷。“文字学”的译法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小学”，也容易让人误以为德里达关注的内容是语言学的子领域。事实上，德里达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语音与书写的关系，词根gram在古希腊语中也是“书写”的意思。
[12] “形而上学”在德里达的语汇中指与解构相对的西方哲学传统。“历史性结构”指在一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历史性更替”指一种主导思想体系让位于另一种体系。
[13] 科拉·戴蒙德（1937—），美国哲学家，主要研究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语言哲学。特德·休斯（1930—1998），和拉金并列为英国二战后最杰出的诗人。
[14] 英国哲学家，牛津哲学和逻辑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15] “物恋”（fetishism）自马克思（在其著作汉译本中一般译成“拜物教”）和弗洛伊德以来，已成为哲学的重要术语。
[16] 德里达和萨特一样，不仅是书斋里的哲学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1981年他支持拉丁美洲精神分析学者对独裁政府的反抗，1982年在布拉格支持捷克知识分子的反抗运动，他还支持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
[17] 法文标题为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杜小真中译本译为《声音与现象》，值得商榷。voix并非一般的声音，而是人发出的声音，也即语音，和德里达批判的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有密切关系。
[18] “不同意”原文是拉丁语non placet，这个短语在古罗马就是标准的法律用语，表示对提案的否决态度。
[19] 这里作者用英语词fault的两种语义（“缺陷”和“断层”）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20] 蒯因（1908—2000），美国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家。
[21] “逻辑阳具”（logical phallusies）的说法是对“逻辑错误”（logical fallacies）的戏仿，故意讽刺德里达滥用文字游戏。
[22] 英语中的“学科”（discipline）一词也有“规训”之意，此处原文的indiscipline兼有对上述两种意思的否定，说德里达的著作反哲学学科，同时也是说他的著作拒绝接受哲学学科规范的约束。
[23] 在本书中writing这个名词有两种译法，当它侧重指称创作活动时，译成“写作”，当它强调与语音相对的沟通方式或者指称解构意义上的广义表意行为时，译成“书写”。
[24] 伯纳德·威廉斯（1929—2003），英国道德哲学家。
[25] “化约”（reduce）指把表面上较为错综复杂的东西还原为较简单明了的东西的行为，在德里达的语汇里，它常意味着对复杂的概念和现实做错误的简化处理。
[26] 德里达强调了传统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因此继承必然意味着选择，而且即使我们选择和其他人一起接受某部分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