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国文学 [9]
《强盗》把德国看作一个无望和充满无效冲突的地方，歌德起初在它的作者身上看到他1775年来到魏玛时曾试图逃离的一切。但是他们不同的发展却引领他们走上了趋同的道路。歌德已经完全和商业图书交易切断联系（他帮盗版商赚了不少钱，却没有给自己挣到一分钱），开始了在魏玛的生活。有十年之久，他几乎没有发表任何东西，而是让自己投身于行政和宫廷生活的小世界中（他成了一名枢密院成员，被封了贵族），并和他的朋友兼赞助人—年轻的公爵形成了半辅导的关系。他继续写作，然而除了戏剧《陶里斯岛的伊菲革涅亚》（1779，1786—
1787）的初版外，几乎没什么作品问世。这部戏剧以散文体创作，却用了被戈特舍德赞许的法国宫廷剧的形式，展示了万物皆善的坚定信仰所具有的治愈力量。他认真地遵从这种信仰，此时的公国似乎受到挤压，无法改革，他的诗歌创作也几近枯竭。
然而在1786年，他在绝望中爆发了：他实现了毕生的野心，追随温克尔曼去罗马旅行，然后他签订了一份出版作品全集的合同，回到了出版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彻底改变了在魏玛的行事习惯，撤回原先对宫廷的全部承诺，并重新权衡了他与中产阶级读书公众的关系。他对罗马的访问变成了为期两年的公休假，在此期间他享受了意大利的艺术和美景，以及德国艺术家聚居地的生活，最后不情不愿地离开那里回了国；他说服公爵解除他的行政职务，首先把他“作为诗人”对待；他履行自己的义务，写完了《埃格蒙特》和第一部以诗人为主角的悲剧《托夸多·塔索》，并把《陶里斯岛的伊菲革涅亚》改写为流畅的无韵诗；让冠盖满城的魏玛惊恐的是，他开始与一位中产阶级女子克里斯蒂安娜·武尔皮乌斯（1765—1816）共同生活，她为他生了几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儿子幸存下来。不过，歌德除了自己私人的财路外，仍然依赖卡尔·奥古斯特支付的薪水，公爵希望这笔钱能换来一些东西，就让他的诗人自1791年起掌管剧院。歌德履行了他的职责，但心情十分矛盾。戏剧在狂飙突进时期曾是他的工具，如今他已将其放下。在他近来终于致力于通过印刷图书接触到更广大的受众时，戏剧作为宫廷娱乐已经对他没有多少吸引力了。现在吸引他的公国机构是耶拿大学，不久前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1762—1814）和席勒在那里就职，耶拿大学继柯尼斯堡之后成为康德派的主要中心。席勒的合作建议恰逢其时。
他的计划雄心勃勃。他终于找到了能付给作者良好报酬的出版商—斯图加特商人约翰·弗里德里希·科塔（1764—1832）。在科塔的支持下，席勒打算从宫廷和大学邀请全德国的大人物，给他们提供发行量足以媲美维兰德的《德意志信使》的出版途径。他正在为官僚的精英文化写审美教育理论，这样的精英文化将与商业和专业阶层的量产化市场发生碰撞：德语世界将迎来一种统一的文学，既复杂精妙又通俗流行的文学。1795年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创办的《季节女神》第一次把歌德和席勒这两个名字连接起来，但该刊两年后就偃旗息鼓了。它本质上是失败的，因为它对大家都想读到的一个领域闭口不谈：政治，尤其是法国大革命。这个限制是不可避免的，假如允许讨论政治，就泄露了该刊试图团结的中产阶级两翼之间深刻的利益分歧。随着杂志的失败，这条鸿沟还是显露了，对它的认识成为官方文学的一个永久特征：汇集了讽刺短诗的《箴言集》（1796）是歌德和席勒向商业图书市场的一场复仇，开创了一直延续至今的批判资产阶级公众的传统。
歌德可能不会对《季节女神》的命运感到惊讶。在同一时间，他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也遭受了冷遇。他感觉到德国文学的未来在受到新哲学启发的新一代身上。这一代人，无论他们是否承认，都不能依靠大众来分担他们的忧虑。十年来，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尤其是那些希望作为国家公仆成就事业的人，把康德的哲学革命视为代替法国政治革命的德国的道德选择，并指望用康德主义重新阐释或取代被启蒙运动动摇的宗教信仰。《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是为他们写的，尽管它比他们可能愿意学习的东西更具有令人不安的革命性意义。它讲述了一个从相信文学和戏剧具有变革力量的狂飙突进幻象中解放出来的故事，一个年轻人原本认为他的生活被诸如天意或命运之类的外部力量所掌握，后来他摆脱了这一虚假信念，认识到他必须为自己创造意义。歌德认识到，无论表面上如何和谐，哲学的唯心主义是建立在自我确证的基础上的，这种自我确证深入地破坏了我们与我们的历史和自然起源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是在法国采取政治形式的同一场革命的一部分。随着革命的军事后果逐渐席卷德国，歌德多次尝试直接在文学中表现它，但没有一次是完全成功的。成功是间接来临的，在席勒的推动下，他重新开始《浮士德》的写作，在1790年发表了一个不完整的版本。他修订并大大扩展了《原浮士德》的草稿，甚至改变了最初的设想，决定把材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1806年已准备好付印。如果说《原浮士德》是把一个古老的故事转换为现代模式，那么《浮士德—第一部》就是一个对老故事的讽刺性回归：歌德大幅增加了与古老传说的接触点，特别是为浮士德在第二部中召唤特洛伊的海伦奠定了基础，把浮士德和格蕾琴的恋爱故事压缩为一段插曲。但是第一部仍然以《原浮士德》的悲剧场景告终，其讽刺的目标是这样一种观念：任何与基督教思想密不可分的东西，比如一段讲述一个男人把灵魂卖给魔鬼的16世纪的传说，都可能与现代世界有关联。在一个展现他与梅菲斯托达成一致的新场景中，浮士德强调了他与基督教过去的决裂，他全身心地投入生活，遵从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而且打赌说，他永远不会在世界上找到比他自己的体验能力更有价值的东西。因此，第一部和《原浮士德》一样，以自己的方式更新了传统神话：浮士德代表了一个理想主义和革命的时代，正如《原浮士德》代表了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一样；他和格蕾琴灾难性的牵连近乎对现代性的道德基础的深入质问。
在费希特到来后的近十年里，耶拿大学是德国的才智中心，埃兹拉·庞德可能会称其为“漩涡”，在现代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神学、社会学和美学的众多思想在其中形成了。同附近的歌德、赫尔德、维兰德一道，费希特和席勒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年轻的才俊们。19世纪文献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核心人物洪堡兄弟（1767—1835和1769—1859）都在其列。席勒在符腾堡的关系网带来了三名前图宾根路德会神学院的学生，他们改变了西方思想的面貌：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和受到他启发的两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1775—1854）及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后两位都在耶拿大学获得了教席。翻译家、文学批评家和天才诗人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1767—1845）为了《季节女神》的合作而定居耶拿，并开始他对莎士比亚作品的韵文体翻译（1823年完成）；他的兄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72—1829）不久之后也跟来了，他是才华横溢的文学理论家和格言家，作为哲学家和小说家却不够沉稳。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起初推广“浪漫”这个概念，用来普遍描述后古典文学，特别是那些在新观念论哲学的意义上适宜被当作对主观性的表达或探索的文学。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浪漫文学”的创立者，那非他莫属。他和兄弟一起创办了杂志《雅典娜神庙》（1798—1800），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杂文和“断片”，即格言和对文学、哲学话题的简短思考。他的密友弗里德里希·冯·哈登贝格（1772—1801）也发表了一些断片和诗歌，后者为世人所知的名字是“诺瓦利斯”。诺瓦利斯曾在耶拿读大学，后来仍然从萨克森矿业官员的岗位上抽出时间来访问此地，他向施莱格尔提供了一个实例，说明“浪漫的”文学可能是怎样的。他的《夜颂》明确地颠覆了启蒙运动的形象，宣告了宗教权力的复兴。然而，这是一个观念论者的宗教，它探索宇宙—诺瓦利斯拥有对世界的广博的好奇心，把宇宙看作自我的一个维度：“神秘的道路通向内心。永恒及与之相关的所有都在我们内心，否则遍寻无处。”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