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国文学 [8]
伦茨和瓦格纳都写过杀婴的母亲这一主题，也和歌德一样喜爱流行话语，尽管无力像歌德那样将之变成诗。不过伦茨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的戏剧《家庭教师》（1774）和《士兵们》（1776）实质上都是关于当代德国的小说。戏剧的结构被分解成由小段情节和快照式场景组成的万花筒，但戏剧的形式被用来制造出了非凡的客观性。伦茨肆无忌惮地解除了与感伤主义和单子论传统的任何妥协：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内在的生命，而是表现为运作中的社会机制，通过语言互相操纵。他们可能显得怪诞，但仍然有能力受苦，伦茨和歌德一样察觉到了他们所处社会中的潜在悲剧。戏剧《家庭教师》中的家庭教师罗费尔是一个典型的失业的前神学家（伦茨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从这个阶层中产生了德国文学和狂飙突进运动。然而罗费尔不是浮士德。他爱上了他负责照管的人，陷入不可逃脱的欲望和同样不可逃脱的压迫中，他放弃斗争，阉割了自己。失败的反抗是很多狂飙突进作品的主题，这是一个历史的现实，尽管没有别人像伦茨那样直接而痛苦地展现它的真实特征。伦茨自己败给了精神疾病，而他的大多数作家伙伴们移居国外，或以其他方式沉默下去。
尽管歌德也考虑过移居瑞士，但他并没有放弃。1775年他确实移居了，但还在德国境内。他中断了关于16世纪荷兰反抗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戏剧《埃格蒙特》的写作，仿效维兰德，应18岁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之邀移居魏玛。在他的建议下，不久之后，赫尔德被召来做了公爵领地路德教会的精神领袖。歌德搬离资产阶级的法兰克福意味着对现实、对君主制德国的特权的接受。他搬迁的同时，狂飙突进运动也发展到顶峰，并开始了它的转变。无论如何，在1776年，自本世纪中叶起兴起的英国崇拜结束了。一旦英国与它的美洲殖民地发生战争，它就不再能被简单地标榜为自由之地。对于那些感觉被本国环境压迫着的人来说，不再存在一个清楚明白的外部模式，也不再存在城镇文化和王国文化之间或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之间的轻易选择。德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内部矛盾。1776年，两部高度紧张的戏剧—弗里德里希·马克西米利安·克林格尔（1752—1831）的《双胞胎》和约翰·安东·莱泽维茨（1752—1806）更加细致入微的《尤利乌斯·冯·塔伦特》—通过相同的戏剧主题，表现了这个新的或新近变得严重的困境：兄弟之间的致命冲突。在同一时间，斯图加特一名叛逆的男学生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开始起草这个主题的终极版本：他的第一部戏剧《强盗》，1781年出版时在读者群中掀起了热潮，并在第二年首演时让观众们如痴如醉，啜泣不止。
如同德国中产阶级的两翼资产阶级和官僚，席勒笔下的两兄弟面对分裂他们的因素时是团结一致的：他们都是几乎一直处在濒死状态的父亲莫尔伯爵所代表的旧制度的潜在接班人。卡尔是合法的继承人，他道德高尚，但在大学期间被弟弟弗兰茨欺骗，走向叛乱。弗兰茨是一个物质主义者、决定论者和自诩的无神论者，他表现出卑微的态度，却计划着不仅要排挤他的哥哥，还要杀死自己的父亲。然而，卡尔作为强盗团伙的领袖，他犯下的罪行比弗兰茨更多、更真实。当伯爵最终死亡时，兄弟俩的责任是同等的。但是两人都没有得到继承权，因为他们都采取了自杀行动—弗兰茨是真正自杀了；卡尔为了摒弃自己的恶行，臣服于法律的威力，从而达到了自杀的效果。两次崩溃的叛乱之后唯一留下的是死去的父亲的道德权威，尽管尚不清楚如今这权威能以何种形式体现出来，因为所有现存的法律机构都被谴责为腐败得无可救药。现代的国际观众仍然会被卡尔及其团伙的故事打动，这个故事预见性地分析了处于道德真空中的、自以为是的恐怖主义逻辑。在当时以及随后的时间里，这部戏剧在德国的巨大成功无疑是因为它戏剧化地表现了中产阶级在与王权统治斗争过程中面临的两个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是选择自私自利的物质主义还是大学教育中的理想主义，同时审慎地不去碰触权力结构本身。未来似乎落在受到适当惩戒的卡尔肩上，而不是贪婪的个人主义者弗兰茨肩上。席勒在狂飙突进晚期的作品中没有表现出任何对英国的渴望，大部分作品也没有理会赫尔德和歌德重振德国古老文化，特别是城镇文化的诉求。相反，席勒凭着天才剧作家入木三分的洞察力，集中笔墨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政治和道德错误。以《强盗》为起点，独立的现代德国文学传统开篇了。
图6 奥古斯特·威廉·伊夫兰（1759—1814），剧作家、演员和导演，在席勒的《强盗》首演中扮演弗兰茨·莫尔
第三章 观念论时代（1781—1832）
（一）学者共和国（1781—1806）
1781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出版物中，除了《强盗》之外还有另一部作品注定要对德国文化产生更深入、更广泛的影响：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的《纯粹理性批判》。“没有哪位学者，”歌德后来写道，“能够不受惩罚地拒绝、反对或轻视由康德开启的伟大哲学运动。”在狂飙突进文学运动中康德经历了危机，但和作家们不同的是，他在18世纪70年代没有出版任何作品，而只是思考和写作。他可以自由地这么做，是因为在1770年，在当了15年沃尔夫派的私人教师之后，他终于被聘为柯尼斯堡大学的一名受薪教授。但是大约在同一时间，他受到大卫·休谟极端怀疑的经验主义的挑战，它似乎让他对自己迄今为止全心投入的工作产生了疑虑。在此后十年的思考中，康德努力调和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启蒙和官僚的理性主义启蒙，他将两者的融合体命名为观念论。康德相信他已经表明，莱布尼茨—沃尔夫所示的万物的理性秩序之类，是由我们的感官能认识的世界暗示或预设的：我们无法直接知道那个秩序，因为它根本就是我们能够认知事物的前提条件，但是它提供了理想或模式，让我们把自己确实知道的东西与之相连。知识必须兼有经验的内容和理性的形式。康德通过重新审视我们在主观与客观（在他有生之年的德国学术哲学中这些术语获得了现代意义）之间的经验联系取得了这一成果，他把它和哥白尼在天文学上的革命相提并论。正如哥白尼主张，我们能看到天空中的运动，并不是因为星星在运动，而是因为地球在运动，康德也暗示，他已经表明，不用改变自然或道德世界的外观，世界的一些基本特征应归因于观察者，而不是被观察者，应归因于主观，而不是客观。我们无法知道事物自身，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知觉和智力器官认识它展现给我们的样子，并在此过程中追求一个必要且合理的结构。康德在知识理论中仔细地平衡了对感性和特殊的要求与对理性和普遍的要求。同样地，他在道德理论中平衡了明显极端个人主义者的断言（只有能自决的动作者不受外部影响的自由行动才能算作道德的）与语气同样强烈的断言（自由不是让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而是强加给自己一条普遍法律的自由）。两种不同的启蒙运动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妥协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基础，在此基础上，德国官僚阶级成员可以声称，他们代表和协调了富有经济生产力的中产阶级和他们所服务的专制君主或国家之间的利益。到18世纪90年代中期，康德派已经在德国大学的哲学教席中完全取代了沃尔夫派。官场文化的霸权时代即哲学观念论的时代是德国文学最具特色的时期，即古典主义时期。
1781年还有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莱辛去世了。他迁居沃尔芬比特尔后的生活预示着即将来临的命运。他针对《新约》发表的一份详尽的批评手稿遗留在前任图书馆管理员手上，导致了与路德宗上层集团的激烈争论，从神学问题扩展到新闻自由，争论突然被他的主君兼雇主不伦瑞克公爵下令终止。莱辛的回应是将冲突转移到不太明显的领域。他回到戏剧，在《智者纳旦》（1779）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戏剧模式，他称之为“戏剧诗”。因为它是用无韵诗写就的，并以书的形式出版，他没有期望把它搬上剧院舞台。这是一部喜剧，背景设置在十字军东征时期的耶路撒冷，旨在彰显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代表互相宽容而取得的成就。他们事实上承认，他们都信仰着第四种理性的宗教，它不去评判任何一种公认的信仰的真相，而是对那些“足以被称为人的人”形成了一种秘密的、本能的同情。《智者纳旦》是德国此后一百年“古典”戏剧的原型：诗行体戏剧（写出来既是要上演，也同样用于阅读）、哲学或道德的主题（用来重新阐释一个神学问题或使其世俗化）和精英的诉求（取代普遍的呼吁—《智者纳旦》是关于精英主义的，剧中的主要角色象征了就此创立的戏剧类型的受众）。
莱辛从自由作家到公爵雇员的发展与席勒继《强盗》成功之后的职业生涯相似。面对之前强迫他离开神学转而成为军医现在又全面禁止他继续写作的符腾堡州专制公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