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国文学 [10]
但是，如果文学不该是“艺术”，那么在只有接近中央国家政权的人才能意识到是什么真正决定了集体生活和社会身份的德国，它还可能是什么呢？约翰·保罗·弗里德里希·里希特，即通称的“让·保罗”（1763—1825）在他不得不被称为“小说”（因为缺乏更好的词）的作品中认真地尝试了另一条通俗化的道路，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尤其是赢得了大量女性读者。但是为了现实地对待位于高级官员轨道之外的德国，他必须关注被压制、扭曲或排挤在权力之外的生活，并且只有通过用情感、幻想、宗教虔诚和斯特恩式的自我讽刺（可惜没有斯特恩式的简洁）来稀释他的现实主义才能让那些生活变得意义重大。在《泰坦》（1800—1803）中，他讽刺了魏玛社会的审美要求，他于1796至1801年间定居在其边缘。与里希特相反，歌德实际上相当怀疑对诗歌力量提出过高要求的做法。他能够看到潮流已经转变，《季节女神》的办刊宗旨是建立一个能将德国宫廷和德国出版者们联合起来的学者共和国，这已经不再可行了。1797年的《坎波福尔米奥条约》签订之后，为该项目提供政治框架的神圣罗马帝国显然陷入终极衰落之中。帝国在拿破仑的铁蹄下瓦解，那些把帝国当作屏障依附着的小邦国的大学随之失去作用。萨克森—魏玛公国还没有大到能单独容纳集中在魏玛的精神力量：外部的威胁导致费希特在1799年因无神论的指控而遭到解职，之后，这些名士纷纷流失。
歌德转向了宫廷：或许在他迄今为止视为副业的剧院里，他能够小规模地实现对《季节女神》来说过于艰巨的文化融合。
1798年，一座彻底重建的剧院重新开放。开放首日上演了席勒十多年后的第一部新作—诗行体悲剧三部曲《华伦斯坦》。
在接下来的七年中，歌德有意尝试创造一种能兼顾吸引大众的感伤娱乐或音乐娱乐和高级的智力实验的剧院风格。中间地带被席勒成功占据，他在个人安排方面也做出了成功的妥协，主要依靠从科塔那里取得的收入来维持他的自由，但也依赖公爵提供的津贴。如果他脆弱的健康状况恶化，他可以通过关于养老金的一个重要承诺来获得保障。1800至1805年他去世期间，他为魏玛写了另外四部重要的戏剧，把莎士比亚和法国传统元素结合了起来，这四部戏剧壮观、舞台性强、流行且深刻。在《华伦斯坦》、《玛丽·斯图亚特》（1800）、《奥尔良的姑娘》（1801）中，他在越来越复杂的情形下检验康德的道德心理学，为他的美学理论所提出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奋斗：实实在在地表现人类自由和人类自我救赎的力量，即使在最难以反抗的政治现实面前，他也相信这种力量仍然会留存下来。例如在《玛丽·斯图亚特》中，伊丽莎白女王身体上是自由的，但道德上已经选择成为外部势力的奴隶，而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尽管身体被囚禁，却获得了道德上的自主权，使她免于过去的罪责。席勒能够表现玛丽超验的解放，但只能借助于一种古老的象征性语言—他策划了一幕圣礼上的自白和交流的场景，这预设了一种不同的救赎，只有当它不仅仅被看作戏剧隐喻时，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席勒最后一部完成了的戏剧《威廉·退尔》（1804）的主题是集体而非个人的解放，以及谋杀在政治事业中的合理性。这暗示了当死亡降临时，他已经在试图超越康德观念论的道德界限。康德对主观性做了强大的分析，但是在与此分析的斗争中，席勒发表了对身份认同（在与其政治背景相悖的情况下）的研究，这些研究至今仍然和他写下它们时一样，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形式上都问题重重。
图7 《希腊之巅一瞥》（1825），艺术家兼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1781—1841）作。这是一个社会与自身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用艺术来庆祝人和神的美，启发了德国的希腊化运动，或称“古典”运动
席勒戏剧化的东西，在荷尔德林这里被完全悲剧化了。他的颂歌、哀歌和品达风格的“圣歌”，小说《许佩里翁》（1797—1799），未完成的剧本《恩培多克勒之死》（1798—1799），以及他翻译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同构成了现代欧洲文学孤独的顶峰之一。荷尔德林属于年轻一代，他们的成长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的第一次振奋：即便大革命已经消失在现实政治和帝国主义战争之中，把革命移植到德国的希望一再化为泡影，人类转型的愿景仍一直保留在他们心中。与此同时，他和他学神学的同学们也经历了康德道德哲学的第一次冲击。经过席勒的美学再阐释，他们将康德的道德哲学与温克尔曼的希腊主义结合起来，试图创造一个古希腊宗教的形象，从自由和人道主义方面去替代在神学院课程中教授的专制而无趣的路德宗教义。但是，荷尔德林对基督教的理解太深刻了，以至于无法完全脱离它。而在18世纪的德国，阿波罗的祭司是找不到工作的。谢林和黑格尔成功进入大学教授哲学，而荷尔德林在学术上的尝试是白费功夫，他从出版物中挣得很少。只要他神智健全，就不得不以私人教师的身份谋生。最后，在1806年，他终于被精神分裂症打败了，不过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得到了他向命运恳求的“一个夏天……和一个留给成熟诗歌的秋天”[11]。他短短几年成熟期的诗歌的标志性特征是对即将来临的—尽管从未真正来临的—神圣显灵的独特而强烈的感觉：
近在咫尺
而难以把握，是神。
但危险所在，也有
拯救者成长。
这种对神圣的感觉的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它的历史性：在荷尔德林的信念中，上帝已经在人类的时代，在伯里克利的雅典文化和耶稣基督的生活中显形，并且可以或者应该在他自己的革命时代化成肉身，可能就化身在德国的审美共和国里。可是现代性也源于诗歌压倒一切的完美性，它是信念的载体。荷尔德林从自己信仰的深处召唤出了一个客观的神圣存在，即使它变成了神的缺席，他仍然是它的先知。他靠自己的职业维生，即便这样做似乎注定了他的失败和疯狂。他后来的诗行中逐渐流露出被难以理解的超然命运摆布的感觉，但同时还有非凡的坚毅，这种坚毅继续相信言辞的力量，甚至是单个词语的力量，捕捉意义的阳光。他最好的诗歌，例如《面包和酒》、《拔摩岛》、《生命之半》是德国文学观念论时代的最高成就。只是这个成就代价高昂。
（二）民族主义的诞生（1806—1832）
德国民族主义的历程和特点很大程度上是由拿破仑决定的。通过用一连串名义上独立自主的附庸国取代神圣罗马帝国，他剥夺了德国人数百年来拥有的联邦身份。在1806年打败耶拿和奥埃尔斯特的普鲁士军队后，他决定（后来后悔了）不去压制普鲁士王国，这实质上保证了普鲁士将成为任何定义新联盟的努力的焦点，至少是在新教徒中。普鲁士战败后决心自我改革，这表明它已经对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产生了新认识：1810年在威廉·冯·洪堡的倡导下建立的柏林大学由费希特担任校长，柏林大学显然力求接替耶拿大学成为一所全德国的大学（黑格尔和谢林最终也在那里教课），然而它在首都的地理位置（当时在德国是独一无二的）宣告了思想的生命从此完全融入中央主权国家的生活。
在文学中，从耶拿时代的世界性唯心主义向承认民族国家的决定作用的过渡可以从一个孤独天才的工作中找到踪迹。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出身自一个杰出的普鲁士军人家庭，在哲学和文学领域自学成才。他渴望逃脱成为一名士兵的命运，试图以作家和记者的身份谋生。他独自沉湎于康德，但对康德之后的发展一无所知，康德的批判性问题比建设性答案更多地影响了他，他在戏剧和小说中对席勒的成熟作品所依据的道德心理学发起了猛烈抨击。例如，他的悲剧《彭忒西勒亚》（1808）展现了一个完全缺乏温克尔曼所称颂的高贵和冷静的希腊；他的神秘故事《O侯爵夫人》（1808）的女主人公试图用席勒的方式公然藐视世界，依靠自我认知的确定性来生活，不料却发现自我难免有误。克莱斯特的后期作品，比如小说《决斗》（1811）和戏剧《洪堡亲王》（1809—1810），开始提出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在遭受了克莱斯特笔下早期人物一样的崩溃之后，洪堡亲王承认一个人的身份取决于他所从属的人类社会，对他来说是萌芽状态的普鲁士，从而恢复了自己的身份。可是，这新的洞察来得太迟，救不了克莱斯特。他无法靠写作谋生，被迫向官方乞求任意一个职位，最后和一个患有不治之症的女人约好一同结束生命。
小宫廷的观念论文学文化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后几年里硕果累累，然而，除了克莱斯特，19世纪早期的普鲁士作家难以与其建立任何统一的连续性。不幸的是，“浪漫文学”这个概念既指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谢林和诺瓦利斯的作品（关联了阐述“艺术”、宗教和国家思想的新主体主义哲学），也指旨在逃避的普鲁士文学（反映了君主制下被压迫的资产阶级状况），它实际上是新兴知识分子在商业化的娱乐文学潮流中的结局。（1770至1840年间，德国人口的成人识字率从15%上升到50%；到1800年左右，世俗文学的新书目数量达到大众神学的四倍，颠覆了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的历史性比例关系。）约翰·路德维希·蒂克（1773—1853）是一位发现了古老帝国魅力的柏林人，在耶拿的全盛时期居住在那里，编辑诺瓦利斯的文学遗产，继让·保罗之后成为德国第一批全职作家之一，却并非一个单纯以量取胜的作家。他是一只文学寒鸦，挪用任何在没有欣赏其价值的情况下就可用于出售的时髦东西—例如他的《弗兰茨·施特恩巴尔德的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