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国文学 [11]
费希特找到了一种方法，把耶拿的主观性哲学和在民族国家的新观念下定义德国人生活的政治要求相联系，从而使一个统一的德国表现得像是知识分子的必需品。1807至1808年间，他在仍被法军驻守的柏林发表了一系列《告德意志民族书》，宣称既然观念论哲学诞生在德国，它必然在欧洲历史上赋予了德国独一无二的地位，并呼吁德国人认同自己的这一历史使命，认同作为其表现形式的国家。在耶拿，观念金字塔的顶点被艺术占领；而在柏林，则被国家的历史生活占据。对德国历史的新一波狂热席卷了德国知识界，但与狂飙突进年代的历史转折不同，它的动力不是去搜寻专制主义之前的文化资源，而是去寻找可以用来对抗法国占领者的民族性。它比上一代的运动更加强调逃避现实、目的明确，而且主要不是指向16世纪（诸侯联盟帝国还比较强大，资产阶级正在上升），而是指向更早的中世纪（骑士和虔信的神话掩盖了军事和国家的力量，回避对经济现实做出回应）。普鲁士人路德维希·阿希姆·冯·阿尔尼姆（1781—1831）与来自法兰克福的克莱门斯·布伦塔诺（1778—1842）联手（后者是与歌德早年擦出过爱情火花的女子的后代，他的妹妹最后嫁给了阿尔尼姆），像歌德和赫尔德曾做过的那样，收集（主要是西南部的）德国民歌。但是，他们大获成功的诗集《男童的奇异号角》（1806—1808）的怀旧情调泄露了这是一个过去或未来的德国的声音，而非当前的现实。不过，严肃的中世纪文献学研究已经开始兴起；1807年，柏林大学一位未来的德国文学教授翻译了《尼伯龙根之歌》；学者雅各布·格林（1785—1863）和威廉·格林（1786—1859）收集了黑森地区的“童话”故事，并着手编纂第一部德语语言历史词典（这部词典历时一百多年才完成）。正如费希特所设想的，大学成为民族主义政治化形式的焦点，而学生（和没有其他文学价值的大学生诗人）在志愿者中相当抢眼，这些志愿者们是法国革命初期人民军队的历史翻版，身着黑、红、金三色制服，帮忙赶走了1812至1814年间“解放战争”中的侵略者。
不过无论如何，德国的邦国联盟传统仍然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性。在普鲁士朝着民族国家的官僚模式发展，奥地利把目光转向南方和东方的同时，面积较小的德国领地保留了旧帝国的某些精神：它的世界主义，以及它对文学界和知识界高于地方政治单位的信仰。黑格尔尽管经常被曲解为普鲁士民族主义者，但是从1815年至颁布《卡尔斯巴德决议》的1819年，他在君主立宪政体中看到了似乎预示着德国未来的政治生活模式。在他的成熟时期，他认为当代德国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主权国家组成的结构，而不是甚至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政体。他对世界历史所怀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兴趣能够帮助他在德国宫廷和大学里晋升，这种好奇心不受任何帝国主义设计的影响，一心想了解通过新帝国的扩张而向欧洲开放的更广大的世界。威廉·冯·洪堡和施莱格尔兄弟成为古代印度语言方面的专家，而亚历山大·冯·洪堡在美洲探索多年之后，开始把世界视为一个单一的生物系统（《宇宙》，1845—1862）。一些因改宗天主教而完全摆脱了官方观念论文化的知识分子显示了想要超越初期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诉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1808年皈依天主教；成功的剧作家扎哈里亚斯·维尔纳（1768—1823）曾被歌德视作席勒在魏玛的候选接任者，也在维也纳作为神父终结了一生。
歌德在这片混水中坚持自己的航道。席勒离世和耶拿之战几乎导致魏玛公国灭亡，对歌德来说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创伤事件。与维尔纳进行实验之后，他采取了反对“浪漫主义”，尤其是反对浪漫主义宗教虔信的公开立场。他复杂又微妙的小说《亲和力》（1809）取材于施莱格尔兄弟职业生涯中的一段插曲，故事围绕不可靠叙述者机制的一个绝佳范例，背景设置在乡间别墅和绿地，它们的象征含义逐步显现。小说表明了浪漫主义态度对四个当代人生活和情感的悲剧性的破坏作用。歌德还发现，与同时代的很多德国人相比，他更容易接受拿破仑的统治。在他看来，拿破仑似乎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一个几近合法的继承人，也是坚定而理性的政府启蒙主义传统的延续者。在拿破仑帝国的后期，他对自己和公众感到十分放心，开始撰写一部全面的自传，这部自传被公认为具有误导性。《自传：诗与真》（1811—1833）中所述的文学生涯大部分属于过去。然而，拿破仑倒台的动荡以及复辟时期的保守和教会氛围再次孤立了他。他在想象中遁入怀疑、非基督教、酒醺和肉欲放松氛围的中世纪伊朗时，新一轮的创作活力爆发。诗集《西东合集》（1819）是他与波斯诗人哈菲兹穿越几个世纪的非凡对话，当时的欣赏者寥寥无几—黑格尔是其中之一，但它预示了持续大半个19世纪的诗歌中的东方化潮流。在生命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歌德明确地将出版作为自己活动的焦点，并全力推出了全集的三个日渐重要的版本。最后一个版本旨在确保家庭未来的财务状况，他获得了所有德语地区有效版权的首次授予权：德国终于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即使只是在文学领域。但是歌德并没有被民族主义热情撼动，而是对这个民族国家，特别是普鲁士抱持怀疑。他认为自己是为志同道合的人写作，无论他们身在何方。渐渐地，他认为自己是为未来写作，生前没有出版毕生之作《浮士德》的第二部分。《浮士德—第二部》（1832）是歌德在他所经历的时代的最后言辞，充满诗意和象征性地展示了旧制度[12]最后几年的暴政和挫败，观念论伟大时代里堂吉诃德式的文化追求（浮士德与特洛伊的海伦的短暂婚姻象征了这一点），革命和战争中的暴力冲突，以及后拿破仑时代里资本、工业、帝国和毫不掩饰的国家权力的推进。经历这一切的浮士德一路前进，他宿命的赌局如今几乎象征了现代性的道德矛盾，其破坏性和创造性同等强大。相应地，歌德对浮士德的最终判决也是模棱两可的，徘徊于梅菲斯托做出的毁灭却现实的判罪和天国主人做出的胜利却讽刺的希望表达之间：这对后来重新审视这部戏剧和自身的我们是一个永久的挑战。
图8 歌德58岁时的面部模型（1807）—这是他距离我们最近时期的图片
第四章 物质论时代（1832—1914）
（一）精神和物质（1832—1872）
在1830和1848年两次法国革命之间，德国作家必须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战斗，从而界定自己。他们不得不抵制（或接受）他们的统治者为了阻止法国的影响东扩而采取的镇压和审查制度。他们不得不同意（或拒绝）继承因贝多芬、黑格尔和歌德的去世而告一段落的文化硕果累累的伟大时期的遗产。但是在这场战斗中谁是敌人？是压制他们的君主专制和官僚主义吗？可是毕竟前两代人的伟大思想已经融入其中。与之为敌意味着要和已经被专制主义时代排除在政治权力和重要文学活动之外的资产阶级站在一起。还是说，敌人就是资产阶级本身？长期的不参与者，理应被讥讽为“市侩”（这是大学生的俚语，当时的含义通常等同于“对精英艺术无动于衷”）。与之为敌意味着要完全抽离出在法国和英国最能代表经济、技术和政治现代化的阶层。因此，这个时代属于不情不愿的资产阶级和不满或失败的官员，他们选择接受传统，但要颠覆传统对自己成果的理解。
在哲学方面，与过去的双重矛盾关系非常明显。在德国，继观念论的前辈之后主宰新时代的哲学家是一群物质论者，不同于前辈们的依附，他们要求的是社会自治权。新的思想领袖在国家机构之外贯彻自己的道路。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依靠其父作为银行家的商业收益过着长期的半退休生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的事业大部分受到其妻所有的一家瓷器工厂的支持。卡尔·马克思（1818—1883）的晚年可以依靠从曼彻斯特纺织厂赚取利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一家的资助。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同样获得了原先在英国积累的家族遗产的支持，当他的妹夫在巴拉圭因一次古怪的殖民冒险而破产时，他也没有失去这份遗产。此外，随着人们读写能力的提高，出版业和新闻业蓬勃发展（柏林、莱比锡和斯图加特的书店数量在1831至1855年之间增加了一倍多），这给马克思等人，尤其是激进的宗教作家达维德·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提供了荷尔德林和克莱斯特无缘得到的成为文学自由职业者的机会。1830至1914年，德国开始拥有特征明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足以媲美当时的法国和英国。这一阶层明显属于资产阶级，但阶层成员们并不总是乐意如此。其中的每一个思想家开始都想成为大学教授，后来却偏离方向，或被阻止实现梦想。在柏林，叔本华与黑格尔在授课的直接竞争中失败，松了口气放弃了大学生活，但他从不原谅学院派哲学家（讲坛哲学家）的名望和影响。
施特劳斯被解除了在图宾根的教职岗位，因为他于1835年出版了解构性的《耶稣传》。他受聘于苏黎世大学神学院教席的时候，苏黎世爆发了（纸面上的）内战，让他登上了每一所大学的永久黑名单。1842年，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因为出版了对《新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