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国文学 [12]
因此，这一代的哲学家并不是简单地拒绝他们所继承的遗产，而是冷漠地将之视为对已经改变了的世界无关紧要的东西。他们的反应略带苦涩，附带着一种好斗的渴望，想要在新的背景下实现旧的目标，有时又是无奈的选择。与其说是拒绝，不如说是对过去有意识的颠覆。主要的大人物们强调让人的思想力量服从于某些先验原则：叔本华的意志、费尔巴哈的知觉、马克思的阶级利益、尼采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达的以上三者。这些截然不同的作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存心推翻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赋予思想或“理性”的首要地位，他们都把这种反叛表现为对德国古典哲学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关系的逆转。对这个原则最精确的表述正好出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这部手稿创作于1845 至1847年间（1932年出版），但是换作叔本华、费尔巴哈或尼采，也很容易写出同样的话：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然而，既然德国古典哲学认为“意识决定生活”不是真的，那么其接班人的信念，即他们正在颠覆以前的东西，也不是真的。但是逆转的想法让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情感，逆转的言辞在他们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像往常一样，反叛表象的背后隐藏的爱和愤怒同样强烈。对逆转的要求实际上是对连续性的要求，但同时也表达了一个愤怒的认知：历史的变化使得单纯的连续性变得不可能。
这些年的文学中存在一种与过去更为微妙的矛盾关系。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的诗歌和散文贯彻着一条坚定的信念：他已经经历了“‘歌德审美时代’的终结”，进入了一个产业主义、共产主义和德国革命即将来临的时代。然而，他作为诗人第一次也是最持久的成功是由诗集带来的，它们第一眼看上去像是由歌德和当时的其他著作，尤其是《男童的奇异号角》的抒情和民歌风格提炼而成的（《歌之书》，1827—1839；《新诗集》，1844）。仔细观察后会发现它们充满着讽刺的（和拜伦风格的）、令人惊讶的元素，一个现代人居然可以蠢到被歌颂爱、自然、诗意之美好的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观念所吸引：
亲爱的朋友，你坠入了爱河，
你不愿承认，
我却看到心灵的热焰
已经灼穿你的西装背心。
但是，或许要做现代人（至少在海涅所处的环境），就要做一个傻瓜，并忍受分裂的忠诚。生活并没有因分裂而少一分真实，当然也不会少一分痛苦：
神啊！在玩笑和无意识中
我说出了，我的感受；
我和自己胸中的死神一起
扮演濒死的角斗士。
来自犹太银行家家庭的海涅并不喜欢德国的复辟，在拿破仑解放性的立法被废除后，如果他还想像先前打算的那样成为律师或学者，就必须皈依基督教。1830年的革命吸引了他去往巴黎，他从那里给德国报纸寄送关于法国艺术、文学和政治的报道，同时通过两项不讨好的研究向自己的传统宣战：《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和《论浪漫派》（1831—1832）。1835年，日耳曼联邦禁止他和另外一些激进作家的写作，他们被统称为“青年德意志人”。尽管文学收入减少了，但是海涅仍然能依靠一份法国的国家津贴和不时的家庭补贴生活，还能迎娶他的情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法国女人，他最温暖的诗里有一部分就是写给她的。19世纪40年代，他遇见了同样流亡巴黎的年轻的马克思，并为他的杂志供稿，他的诗歌变成了政治讽刺手段（《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关税同盟［……］将给我们‘物质的’统一，精神的统一则由审查办公室提供。”然后他又过渡到历史和犹太主题，采用了更黑暗的色调。
184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正逢海涅的脊柱结核病发作，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他被迫卧床。当他在这个“床垫坟墓”里面对痛苦和死亡时，他对历史的反讽意识变得非常个人化。尽管海涅嘲笑其他的一切，但从不嘲笑他与读者的关系。假如他的读者陷入荒诞—比如试图通过浪漫主义的镜片来看待西装背心和关税同盟的世界，他会确保他们知道他也身陷其中。他凭着记者对公众的尊重写作，他认为自己拥有一群受众的信心说明他脱离了悲惨地受到孤立的知识分子和精英官员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却给他和他为之写作的德国提供了文学和哲学传统。
我刚从圣诞市场回来。到处可见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快冻僵的孩子，站在用水和面粉、垃圾和金属片制成的稀罕玩意前，瞪大眼睛，面露哀伤。想到对大多数人来说，即便是最可怜的快乐和满足也是高不可攀的财富，我就感到非常痛苦。
对德国的穷人和被排挤者的同情让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愤怒地拒绝了理想主义的传统。他转而看向先前狂飙突进运动的现实主义，看向歌德的早期作品和《浮士德》里格蕾琴的故事，以及看向伦茨的戏剧。然而他的大部分作品直到1875年的全集出版后才为世人所知，其中萦绕着失去整体性和寻找受苦的意义的感受，似乎需要一个宗教答案，尽管没有被系统地阐述出来。1834年，他出版了一本反叛的小册子，口号是“给茅屋和平！给宫殿战争！”。他被告发后不得不于1835年逃往法国，尽管他因过于难以界定而没有被纳入同一年晚些时候对“青年德意志人”的禁令。为了筹集逃跑的资金，他在五周内写下了一个极富创意的剧本。《丹东之死》在主题上诸多得益于歌德的《埃格蒙特》和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但它开放的形式则蓄意反对了席勒式历史悲剧目标明确的伦理结构，并回顾了伦茨的《士兵们》。（该剧本全文的第一个出版商觉得他必须通过添加副标题的方式来解释它明显缺乏的结构：《法国恐怖统治的场景》。）该剧将背景设置在1794年3月和4月，从革命演讲中逐字摘录，展示了丹东如何因为嗜睡、自满（“他们永远不敢”）、对继续无意义的屠杀感到厌恶、对自己1792年参与九月大屠杀的行为感到内疚而逐渐陷入被逮捕、提审和处决的命运。不过，丹东慢慢意识到对生活的厌倦、对人类行为动机的冷嘲热讽、轻微的自我主义，甚或还有无神论，都是一种姿态，为了爱情他必须努力地活下去—但为时已晚，历史在继续。该剧的语言极度紧张。但反复出现的活埋景象被本质上具有宗教性质的洞见证明是有道理的：没有从存在到自由或虚无的逃避，存在既是受苦也是爱。
毕希纳来自一个医生家庭，流亡期间在苏黎世大学担任解剖学讲师。他放弃了政治，但没有放弃文学。他的短篇故事《伦茨》和《丹东之死》一样援引了真实的材料—1778年和伦茨共处的奥伯林牧师的日记，具有戏剧所缺乏的形式上的完整。这种冷静但又寄予深刻同情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在德国散文体作品中并无先例，甚至在歌德和克莱斯特的作品中也找不到。叙述者以一种不带讽刺和技巧的风格表达了伦茨精神错乱的痛苦，但从不介入其中。通过隐喻或对语法的破坏，伦茨意识的发展延续了对行为的冷静的医学记录；内心和外在都可以看见，但两者并不混杂：
他可以在自己的内心中感受到一种萌发和骚动，有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在拖拽他坠入深渊。他现在正在自己身上挖洞。他吃得很少，一半的夜晚在祈祷和狂热的梦境中度过。
在与一位来访学者的交谈中，伦茨表达了他的艺术原则：“你必须热爱人类，才能进入每个个体的特殊本质。”这样的爱—一种太深刻、太广泛的理解，无法仅仅与被爱者相联系—展现在毕希纳的《伦茨》和他的戏剧名作《沃伊采克》之中。《沃伊采克》没有完成，并且没有一个明确的版本，但这并不妨事。毕希纳给这部剧设置了一系列短暂、离散、浓墨重彩的场景，其效果是累积的而非连续的。毕希纳再次在档案材料的基础上撰写故事：一名列兵的医疗报告。他罹患精神错乱，在德国获得第一次请求减轻刑事责任的机会之后，因为杀害自己的情妇于1824年被处决。毕希纳的伦茨说，文学的最高目标是重现上帝造物中的一小部分生命，在《沃伊采克》中，毕希纳向以前的所有悲剧作家都未曾注意过的一个人物赋予了生命，使之成为德语文学（或许是所有非滑稽文学）中第一个无产阶级的主人公。沃伊采克看起来像是每个人的受害者，在军事、社会、经济和性的等级体系中，都处于底层；甚至他的身体也在一场搏斗中受到羞辱，在军医对他进行的饮食实验中，他的地位比豚鼠还低。尽管如此，他把自己的人性保留在和玛丽及他们的孩子组成的小家庭中，直到玛丽和军鼓手的通奸夺去了他的人性，他在愤怒中杀死了她。沃伊采克上级（尤其是医生）的尖刻嘲讽、集市上的可怕场景、对上帝用泥土造人的布道的拙劣模仿，以及一个听起来更像贝克特而非狄更斯（他在1837年开始写《雾都孤儿》）式的宇宙无意义的灰暗寓言，似乎累积成无望的虚无主义。但是，这个剧本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由于它在结构上聚焦于中心人物，在语境中精确捶炼主人公的言语和暗示，坚持反抗所有贬低和忽视他的阶级，坚持认为他的苦难和玛丽的苦难是值得关注的（也许是唯一值得关注的），所以这是对爱情力量的一种深入人心的表达和辩护。毕希纳在23岁时死于斑疹伤寒，19世纪的德国失去的不仅是一位文学天才，也是一位道德天才。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经济仍以农业为主，在远离巴黎和都市喧嚣的乡村和小城镇，从18世纪延续下来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受到缓慢发展的现代化的影响。但是，人口及识字率的增长和图书市场的发展是未来变化的预兆，最敏锐的心灵可以感受到，正在让他们的文学生活变得更容易的东西也在让他们脱离歌德及其同辈人栖居的世界，而这世界的外部环境仍然几无变化。爱德华·默里克（1804—1875）和荷尔德林一样在图宾根神学院接受教育，像荷尔德林本该成为的那样做了一名施瓦本地区的乡村牧师，尽管当他的怀疑（也许是被他的神学院同学施特劳斯引发的）和荷尔德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