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国文学 [13]
我的心，哦，说吧，
你在金色青枝间的微光中
编织怎样的记忆？
难以言说的昔日！
（“金色青枝”援引自歌德的梅菲斯托对浮士德说的话：“生命的黄金树常青。”）
观念论的古典时代所宣称的统一不再存在。在物质论的时代，所有的感官印象都是可知的，并且与心灵分割开来，心灵只是不安和健忘的记忆的场所。
图9 《贫穷的诗人》（1839）。作家卡尔·施皮茨韦格（1808—1885）擅长描绘中产阶级的幽默生活场景。这位也许算不上“浪漫主义者”的诗人正在比照身边墙上刻的模板仔细检查他写的六步格诗，但睡帽泄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特征
类似的意象和诗歌素材的内部分离依然被安内特·冯·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1797—1848）沿用，她的作品因而具有鲜明的特征。作为历史悠久的威斯特法伦贵族家庭的一员，她似乎应该和默里克一样在社会属性上属于旧制度。但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她和默里克不同，她不再适合18世纪作家的模式：她是一名天主教徒，也是一个女人，是现代德语文学中第一位伟大的女诗人。与默里克似乎是被动地接受经验的奥秘不同，她力争控制记忆、痛苦和负罪感，却对胜利没有把握。对她来说，古老的过去可能隐藏着不可名状的威胁。熟悉的意象呈现出全新的内涵：山谷中遥远的号角声唤起了失去的青春的勇气，月出之前的阴暗群山像是一个罪恶的审判圈。歌德和席勒诗歌中最著名的一些主题—普罗米修斯、湖、投入海浪的生命之杯—在她晚期的一首诗中被重新阐释为道德惩罚的象征。在一首异乎寻常地（无疑是无意识地）与布莱克异曲同工的诗中，她准确地基于植物学的事实发问道，她是否必须被摧毁，以便让她的诗保留对她所继承的传统的这一纠正，就像蓟花被五倍子虫的幼虫侵噬，而这虫据说能被用作药材：
我常常听见你的小小蠕虫轻声低语，
它也许正在你的膝头徘徊，治愈你，
哎，那么我是否应该成为那朵玫瑰
为了治愈他人而被啃咬？
浪漫主义的主题—二重身、恶魔的暗示、一种与罪行和报应相关的树—贯穿了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最著名的叙事散文《犹太人山毛榉》（1842，这不是她自己起的标题）。但它们没有指向某些其他层面的存在，而是指向一个故事的道德意义。在这个故事中，四个部分无法解释的暴力死亡事件被证明是由于忽视谦卑、诚实、慈善和天主教的宗教实践之类的基本原则而导致的。犹太人团体受到基督教徒邻居冷酷的轻蔑对待，却表现得像是基督教道德基本法的守护者，但它仍然神秘而难以理解。甚至主要人物的身份也是断裂和不确定的。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的生活中心就像默里克的一样，位于任何一个她可以用她继承的文学资源来描述的世界之外，最终有赖于一种后路德宗神学，它将个人身份与一个她不效忠的全能国家相提并论。
女性对男性目的的屈从，或许是无意间成为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813—1863）的诗歌和戏剧的主题和象征。他是审美观念论的最后代表之一，试图为新的社会和物质决定论思想发声。他早年在一个情妇的支持下努力写作以摆脱贫困，却对她始乱终弃，然后又依靠他妻子（维也纳最重要的女演员之一）的帮助。《玛利亚·马格达莱纳》（1844）是黑贝尔唯一一部以当代环境为背景的戏剧，描绘了德国小城镇的转型，在那里识字率正在上升，城市化的进程开始了，可是民风的改变还不够快，没能阻止一个未婚母亲因为害怕丑闻而自杀。“我不再理解这个世界”，这是剧本最后一行她对天父的忏悔，该剧启发了后来风行的社会剧，在德国许多剧院大获成功。黑贝尔在巴黎遇见了海涅和德国共产党人，但是政治上他倾向于黑格尔的君主立宪制。1848年的危机之后，他对变化中的世界的反思显然系统地延续了黑格尔带有神学色彩的历史哲学，但女性依然是受害者。在《阿格尼丝·贝尔瑙尔》（1852）中，一个女人自己本身没有过错，却变成开战的导火索，为了人民更大的利益而牺牲。《阿格尼丝·贝尔瑙尔》向喜欢做革命抗争演讲的1848年的激进分子，以及对国家理性持矛盾态度的保守派发出了同等呼吁。然而，国家理性才拥有决定权，尽管政治家们流下了鳄鱼的眼泪：黑贝尔再次捕捉到一个时代的情绪，这是工业化经济繁荣期，此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无耻都被提升为道德原则。“只有一件事是必须的，”他有一次写信给他的情妇说，“世界应该存在，至于个人在其中如何行动，是无关紧要的。”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盛名卓著的黑贝尔遇见了正在老去的叔本华，在残酷的决定论和对普遍痛苦的愤怒中发现了一种契合自己长期以来的信念的哲学。黑贝尔并不孤单。19世纪50年代，在被忽视了几十年之后，叔本华开始在德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复兴，同时黑格尔主义式微，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叔本华反对将历史和社会理论化，此举吸引了因德国最长久的自由经济扩张而兴起的个人主义。尽管如此，他相信艺术—除了毁灭之外—是被残酷的因果逻辑完全奴役的物质世界里唯一可能的救赎，这个信念也安慰了那些对自己或他人的致富过程持保留态度，却不想放弃财富的人。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得到安慰，或者像黑贝尔那样被束缚在不甚富裕的更早时代的哲学和美学中。从1848年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宣告成立的1871年，德国资产阶级最终摆脱了德国官僚的阴影，满怀名利之心，抛弃了传统文化。1855年，路德维希·毕希纳（1824—1899）发表了一篇非常成功的对新科学的总结文章《力与物质》，把观念论哲学整个贬斥为浮夸的胡闹。他编辑了哥哥格奥尔格的文学遗产，却没有一丝兄长的神学和伦理学上的精妙或文学上的敏感。毕希纳堪称他那个时代的理查德·道金斯[13]，他断言物质是永恒的，生命从无机的粒子中发展，人类由低等动物演化而来，以及上帝或不朽的一切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一百年的文学和哲学都建立在极其痛苦的妥协之上，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诚然，《力与物质》剥夺了毕希纳在图宾根的教席，但作为医生和多产的记者，他有钱享受独立。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后，毕希纳成为达尔文思想的热心宣传者。人们认为这些思想验证了自由市场的原则，并且是它们的一个表达。商业上最成功的德国诗人之一威廉·布施（1832—
1908）的作品也以自己的方式宣传了达尔文主义。天才的自由艺术家兼绘图师布施采用了海因里希·霍夫曼《蓬头彼得》（1846）的样式，在早期的一系列连环漫画（例如《马克斯和莫里茨》，1865）中把文字简省的诗行和杀伤性的警言式对句结合起来。布施对自命不凡的诗人、伪善的宗教信徒和顽劣不堪的小男孩极尽嘲讽，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只有适者生存，这些都成为德国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新知识分子自由的经济基础是1855年另一个重大出版成果的主题：古斯塔夫·弗赖塔格（1816—1895）的《借方和贷方》直到本世纪末依然是畅销的德语小说。故事发生在弗赖塔格的家乡，普鲁士工业的发源地之一西里西亚。故事追踪了两个中学同学的生活，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成员，都与贵族有冲突，都想要成功立业，一个诚实、正直、努力工作，另一个是犹太人，为人狡诈，向他人放高利贷。反犹主义—本书是德语文学中第一个明显非宗教性的例子—是经济和社会革命的结果，它使得本书得以面世。当德国的犹太人从聚集地走出来时，他们遇到的最顽固的障碍仍然是受到法律或实践的阻挠，不能被国家（包括作为德国传统文化中心机构的大学）雇佣。因此，他们的集体心理代表了一种纯粹的力量组合形式—金钱、商业和自由放任主义，以挑战德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官僚的主导地位。
在19世纪的巨大动荡中，对犹太人的敌意表达了德国资产阶级对自身的恐惧，它害怕资产阶级的力量会毁灭三百多年来给予它（从属）身份的专制和官僚国家。因为这种敌对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自我仇恨（《借方和贷方》的两个主要人物拥有相同的背景），小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怪诞和噩梦的氛围，尽管就1855年来说，真正的噩梦还在遥远的未来。
图10 威廉·布施《汉斯·胡克拜恩》（1867）中的场景，这本书讲述了一只恶毒的乌鸦的故事
如果说“犹太人”的形象代表着德国官员的敌人德国资产阶级，那么在这个国家建设的新时期，出现了一个对两者一视同仁的新概念，这个新概念同时站在它们的对立面：“受教育的市民”—新德国的市民，他（而非她）不是基于经济角色被定义为中产阶级，而是基于他的教育或文化。1867年，在把奥地利最终从德国的政治定义中排除出去的七星期战争[14]结束一年后，这个文化国家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保障当代作家生活的版权在涉及十几位德国“经典”作家（以歌德为首）时消失了，因为人们认为他们的作品非常重要，所有的出版商都应该免费出版它们。尽管歌德的私人文件仍未公开，但是这一举措为大学开辟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随着独立写作成为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官僚机构退到了民族文学编辑和文献学研究的领域。1872年，在俾斯麦通过对法国的战争统一德国各城邦后，它们别无选择，只能加入他的新帝国。先前批评俾斯麦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如今成了他的热心拥趸。施特劳斯提出，培养“我们伟大的诗人”（莱辛、歌德和席勒）和“我们伟大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对新德国的价值远远超过维护既陈旧又难以令人相信的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