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国文学 [5]
三十年战争的大劫难过后，诸侯的权力终于成为德国政治和文化在新时代发展的显著特征，并得到加强和巩固。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法伦和约》只不过是一个世纪之前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世俗延伸：专制主义及其文化的时刻来临了。在德国，甚至路德宗教徒和接受改革的君主也明确表现出了抑制新教城市独立精神的兴趣。这些深刻变化在文学中引起了反响，其中的西里西亚（现在的波兰南部）文学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1620年的白山战役[9]之后，胜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在自己领地内的行动更像诸侯而非皇帝，它重申了中央的权威，并大力推行再天主教化的政策。西里西亚说德语的资产阶级成员绝大多数信奉新教，他们因此发现自己处在本时代对立力量之间的断层线上，既在宗教领域也在政治领域介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处于城市生活的过去和专制主义的未来之间，他们率先指出了德国文学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将要走的道路。马丁·奥皮茨（1597—1639），一个没多少个人信仰的人，在公共场合调侃了皈依天主教的可能性。他生为屠夫的儿子，后来成为一位卓越的外交家，为多位诸侯服务，并把自己的著作献给他们。他通常被视为一位改革家，他使德国现代文学成为可能。凭借关于德国诗学的作品《德国诗学之书》（1624），他确定了德语诗律以重音为基础，而非音节的数量或长度；他把法国亚历山大体确立为标准的德语诗歌韵律，并制定了押韵的规则和颂歌及十四行诗的形式。但是他的真正成就在于使文学适应了新的政治现实。他写道：“因为这是诗人可以期盼的最大回报，他们在国王和诸侯那里找到了一席之地。”他的正规化方案使德语诗歌获得了作为宫廷艺术的新声望。他的追随者中有另一位西里西亚诗人安德烈亚斯·格吕菲乌斯（1616—1664），他创作出了几部悲剧和几首最优秀的德国十四行诗。在这两种体裁里，格吕菲乌斯都在强烈的激情和奥皮茨的形式约束中表现了路德宗矛盾的忠诚问题—仿佛那些曾给予德国物质财富和路德宗良知的城镇力量正在缓慢而有力地拒绝对诸侯王权威的服从。
然而，17世纪最伟大的德国作家们无暇理会任何人的规则。约翰（“汉斯”）·雅各布·克里斯托弗尔·冯·格里美豪森（1621或1622—1676）并非来自西里西亚，而是来自法兰克福附近的格尔恩豪森。在他12岁那年，他信奉新教的家乡遭到抢掠和焚烧，他当了兵。后来他改变忠节和信仰，战争结束后在一个帝国军团里做秘书，最后他定居在黑森林的一个村庄里，作为一名地产经纪人为斯特拉斯堡的主教工作，并以相当勉强的理由获得了一个贵族头衔。在他带有部分自传色彩的流浪汉小说《痴儿西木传》（1668，1671）中，我们终于听到了多年不曾听见的自由的、爱冒险的中间阶层的声音，他们坚信自己和别人一样知道生活的真相，尽管最终的命运不一定掌握在自己手中，它也不会在任何别的人手中，命运由自己来决定，全凭自己的能力掌控。恐怖又滑稽的战争、城市、农村和商业生活的场景，上层和下层人士的奸情，纯粹的超自然幻想，欧洲第一个荒岛沉船的故事，通过最后归隐的主人公的回顾性叙事，完成了一则关于人生起落和救赎的复杂的道德寓言。当时没有哪本别的德国好书能像《痴儿西木传》一样畅销百余年，格里美豪森接着又写了一系列相同背景下的类似故事。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女流浪者兼随军商贩大胆妈妈的回忆录（“大胆”是她给自己赖以谋生的女性外生殖器起的名字），她没有孩子，性欲很强，她的战争、卖淫、兽行和欺骗的故事并没有受到痴儿西木的任何一种道德和宗教反思的影响。她的故事中断了，但并没有结束：格里美豪森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一个缺乏救赎的世界不能容忍他做出结论。
在战后时期的文学中，现实主义供不应求。在宫廷和学校之外，世俗文学是少数人的兴趣—1650年，它大约只占德国所有出版图书的5%，而流行的神学书目的数量是它的四倍。印刷文学的生产量由市场决定，它是文化表达的一种形式，起源于资产阶级，本质上是商业化的，被牢牢掌握在国家机构、教会和大学的手中。虽然这些数字在接下来的90年里几乎没有变化，但在1680年左右可以感觉到某种气氛上的变动。1681年，以德语出版的书籍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拉丁语的。17世纪70年代，随着第一批虔敬派教育和慈善机构在法兰克福和哈雷的建立，路德宗开始在神职人员和大学以外的世界执行复兴的使命。路德宗起初对内心生活的关注被重新发现，一种曾经为神秘主义所独有的资源被重新导向了更普及的渠道。中产阶级开始将他们的灵魂定义为一个自由的地方，并接受他们在一个更为庞大的规划中所扮演的从属但有效的角色。这种新的态度在德国当时的一位杰出的智力天才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的哲学中得到了完美而深刻的表达，对他来说，宇宙是一个完全理性的系统，虽然它的理性只对那些较高的阶层显现，比如君主，并且最终只对上帝显现。但是，建构起这个系统的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单子”），它不受外部事件的影响，着眼整体，这个整体尽管有限，却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了完美，是神的智慧的独特表达。“认清你的位置”是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简要概括，很符合专制时代大多数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的立场。
（二） 法国和英国之间（1720—1781）
众所周知，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但（至少）存在两场启蒙运动，因为1700年之前，有两个不同的区域有兴趣批判欧洲封建制度的残余。其一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特有，但也在法国获得了一些支持，它批判不动产的占有者，首先是教会，然后是贵族，打着个体自由的旗号，为的是让资本自由流通。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洛克、曼德维尔和牛顿等人为代表）的哲学倾向于经验主义，认为感官的证据优于理性的推测，最终又倾向于唯物主义。另一次是一场官方、官僚或君主的启蒙运动，它批判封建制度的遗留，无论是教会和贵族，还是行会和帝国自由城市，以集体秩序的名义贯彻唯一的中央行政意志。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及其有影响力的弟子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沃尔夫（1679—1754）为代表的官僚主义启蒙通常与哲学的理性主义相联系，倾向于认为理性原则能超越个人感官的不可靠证据，它奉法国为文化权威，因为法国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国。国家官员的理性主义启蒙在18世纪的德国是特别有影响力的，因为地方君主试图加强控制，巩固领土，统一管理。一个单一、透明的体系将要统治社会和思想，沃尔夫学生们的体系从万物的基本原理出发，提供了从上帝存在到咖啡馆重要性的合理论证，在世纪中叶实质性地垄断了大学哲学教席的任命。开明君主的国际语言法语是德国宫廷的语言：贵族用法语交谈和通信，读法语书，在宫廷剧院常常观看法语戏剧。相比之下，直到18世纪中期，英语还没有国际地位，英格兰和苏格兰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启蒙运动在德国哲学中几乎没有什么追随者，它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自然科学和后来的历史研究中（特别是在哥廷根大学，它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为了使他的选侯国汉诺威的德国臣民获益，于1737年新创建的）。
英国文学在北部港口城市汉堡和不来梅影响最大，这些城市也因此成为半脱离于帝国其他地区的独立存在。在这里留存下来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促生了1720年《鲁滨逊漂流记》的第一个德译本，以及英国中产阶级启蒙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例如艾迪生的《旁观者》等刊物）的第一批德国翻版：各种“道德周刊”。快乐的感官欲望和对物质世界的价值的信心在地方文学中盛行一时，在商人弗里德里希·冯·哈格多恩（1708—1754）幽默的爱情诗或城市之父巴托尔德·欣里希·布罗克斯（1680—1747）对花朵、昆虫和其他自然现象的诸多沉思里随处可见。但是，要将这种本质上是舶来品的经验主义与封建德国知识分子正统观念中的、系统化的理性主义相结合却是相当困难的。沃尔夫主义确信，在上帝的规划中一切皆有目的。当布罗克斯细致入微的实证观察与沃尔夫主义相冲突时，一个不自觉（或许起到缓和作用）的滑稽元素进入他的诗句，例如他推论把羚羊的角制作成拐杖的手柄就使羚羊达到了终极完美。德国文学的未来不得不萌生在比汉堡略接近内地的某地，那里将更直接地感受和遭遇到来自开明专制国家的挑战—比如莱比锡。莱比锡是萨克森选侯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某种博览会的发源地，该博览会与法兰克福的博览会一道，自16世纪以来一直是德国出版业的一大支柱，但莱比锡既不是自由城市，也不是政府的中心。（选帝侯与他的宫廷在德累斯顿，距此70英里。）它的大多数市民和汉堡人一样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但他们并没有管理自己的事务。然而，莱比锡还在另一个关键方面与帝国自由城市不同：它有一所大学。在这里，德国中产阶级最活跃的一些成员与新教专制主义最鲜明的文化制度并存。18世纪的20至50年代，莱比锡是一场大运动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