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德国文学 [17]
世界上有人在哭，
似乎亲爱的上帝已经死去，［……］
哎！我们想要彼此深吻—
有个渴望在撞击世界，
我们必会因此葬身。
一种相似的感觉—即便深陷第二帝国的矛盾和荒诞，人道主义和富有同情心的生活仍然可能存在—贯穿了这一时期最精致的幽默诗歌：克里斯蒂安·摩根斯特恩（1871—1914）的“谵妄之诗”。他的《绞刑架之歌》（1905年及其后的选集）除了标题外并无多少可怕的地方，其中的主要角色是过分敏感的帕尔姆斯特伦教授及其朋友冯·科夫，后者对官僚主义的恐慌缺少切实的体验。在大致位于爱德华·利尔[17]和希思·鲁滨逊[18]之间某处的领域，他们遇见了“月亮羊”和“鼻行动物”（用许多鼻子来四处行走），并通过阅读后天的报纸或发明可按需倒退的手表来放松。他们模仿中学校长的德语，已死去的隐喻回到有形的生活，帕尔姆斯特伦在“嗅觉风琴”上演奏科夫的《嚏根草奏鸣曲》（装饰以各种抽象的花音），小男人巧妙而愉快地避开了受官僚和知识分子管理的现实的限制：
一头黑驴
跟它那口子说：
“我蠢，你也蠢，
我们去死吧，走！”
但事实往往是：
它俩活得好好的。
第五章 创伤和记忆（1914年至今）
（一）文化的克星（1914—1945）
19世纪的人们试图把世界经济规划进各个独立的政治帝国，然而1914年爆发的战争引发了这类尝试的长久崩溃。大多数德国人欢迎这场战争，它是十多年来日益恶化的竞争压力的释放，也是对抗英、法、俄三个协约国围剿的战斗。对托马斯·曼来说，这是一场“文化”反抗“文明”的战斗，也是他反对自家兄弟的战斗。
他在战争时期写的两卷本的《一个不问政治者的观察》（1918）中说，正宗德国的一切是“文化、灵魂、艺术、自由，而不是文明、社会、投票权和文学”。“文明”是英国和法国的肤浅事物，是左翼知识分子（亨利希·曼尤为突出）普遍怀有的幻想，他们认为精神的生命等同于政治的动荡和把改变世界视为写作目的的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参与”。相比之下，德国知道“艺术”比文学的闲话更深刻，真正的自由不是议会和出版自由的问题，而是关乎个人、道德和责任。西方列强虽然声称它们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而反抗德国的“军国主义”，但是从这个角度看，它们正在联合起来把自己的商业大众社会强加给致力于个人自我修养的德国人。因此，托马斯·曼正确地认识到了“艺术”、“精神”、“教养”、康德的内心“自由”等概念与作为专制国家仆人的德国官僚阶级对诸如议会制、自由企业、商业化大众媒体等实施资产阶级自我主张的手段的敌意之间的联系。1918年11月，皇帝及其将军们不再有能力保护，甚至喂饱德国人民，只好把他们的责任移交给社会党多数派，官僚们留在政府部门，把坚持专制的态度维持到议会制政府的新时代。1919年在共和国内最大的普鲁士邦，一个社会民主政府在魏玛通过宪法无缝接入旧的结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在《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1920）中为两种体系各自的特征辩护，因为二者都旨在将全体工人转变成国家官员，从而回答“不仅针对德国，而且针对世界的决定性问题［……］：未来是商业掌控国家还是国家掌控商业？”。接受无声无息地结束了德国君主制的政治革命，并不意味着放弃与“文明”的抗争。事实上，斯宾格勒认为他为世界历史所作的大型“形态学”调查《西方的没落》（1918，1922）证明了德国精神的惨胜，让人们通过作者就能够了解到技术和数理组织即将取代传统的欧洲文化。
图15 1927年的海因里希（左）和托马斯·曼
对德国来说，战争并没有在1918年结束。饥饿、流感、内战、法国为了确保赔偿对领土的重新占领、在1923年的通货膨胀中达到顶峰的由人口和资源流失造成的经济崩溃，使战时紧急状态延续了五年。在危机结束时，魏玛共和国由财产权益在通货膨胀中幸免于难的几位巨头、直接面对世界经济波动的劳动人口以及一个比1914年膨胀了13倍的福利国家管理者和受益者组成。搅乱了战前世界的资产阶级即将面临瓦解的征兆首先出现在德国。这段革命转型时期的文学反映了制度的不稳定和个人的孤立。现在不是现实主义的时代了，而是绝望、抽象的反抗和乌托邦希望迎来新的开始的时候。相应地，“表现主义”运动在诗歌和戏剧这类预言性和情感丰富的形式中最为活跃。1920年的诗选《人类的薄明》收录了23位诗人的诗歌，称颂模糊不明的道德热情：
永远团结我们的词：
人
表现主义戏剧的特点同样是借助拔高的激昂语言故意追求抽象性和普遍性，但是通过应用合唱和角色的风格化，它在表现大规模的工业和政治冲突方面比诗歌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赖因哈德·戈林（1887—1936）、格奥尔格·凯泽（1878—1945）和恩斯特·托勒尔（1893—1939）的作品如今不容忽视。
尽管社会革命是深刻的，但它仍然没有改变一切。1919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评论柏林的氛围时把德国比作“一个倒了胃口，但尚未呕吐干净的人”。等到1924年美国道威斯计划和一笔巨额的相关贷款使德国经济稳定下来，表现主义的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一种“新的清醒”（新写实主义）统治了文学界，旧的连续性可以重新建立起来。魏玛似乎是新共和国制宪会议开展工作的合适场所，这至少部分是因为19世纪后期的一个神话：在歌德的魏玛诞生了一个文化国家，它是政治国家的先兆。这个神话般的魏玛现在可以被视为真正的、经久不变的德国。连续性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德国的众多剧院经历了宫廷赞助人的罢黜仍幸存下来，现在接受了政府补贴，并摆脱了审查制度，继续为被视为“艺术”而非仅供娱乐的戏剧提供平台。新教神职人员和大学把官僚知识分子在君主制下的任职带进了一个君主空缺的迷乱时代，大学几乎立刻开始了对新共和国的智力攻击。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在天主教徒被归为二流德国人的时代出生在天主教家庭，1919年改宗路德宗，从而进入更广阔且资源更佳的新教的大学世界。在《存在与时间—第一部》（1927，第二部从未动笔）中，海德格尔用罕见的方式把哲学中某些最基本问题的极端非个性化的重读与路德教对个人道德救赎的解释结合起来。因此，他的“存在主义”为拒绝“不真实的”当代社会提供了概念手段。他认为每个人选择了自己的历史，因此他的“存在主义”也为罔顾理性的政治激进主义提供了借口。海德格尔迅速成为右翼知识分子的图腾，但是当前占据教席的斯特凡·格奥尔格的门徒们也对人文科学的学术话语具有深远影响，他们把学术话语从社会和经济的考虑范围转移到后来被称为“思想史”的领域，详细阐述了他们的老师对孤独的、改变世界的历史人物的膜拜。1916年，海德堡的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1880—1931）出版了划时代的歌德研究报告；1918年，波恩教授恩斯特·贝尔特拉姆（1884—1957）发表了相似的尼采研究报告，并在标题页印上了格奥尔格的万字符标志。1928年的重要出版物不仅有法兰克福和马尔堡的教授马克斯·科默雷尔（1902—1944）的文学批评代表作《诗人--德国古典主义领导者》（它已将威廉皇帝对德国的愿景与君主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版本结合起来），还有斯特凡·格奥尔格本人最新也是最后的诗集《新帝国》。尊严让格奥尔格不屑于表达某种政治观点，但是从一首被冠以预言性标题的诗作《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年轻领导人》荷尔德林式的措辞和军事化的韵律中可以清楚看到，他认为德国在最近的冲突中的屈辱只是一个更伟大的未来的前奏：
在光荣的战斗中成长繁荣的一切
仍然为你永不磨灭，让你变强，为了未来的宣泄
在全体国家雇员中，武装部队的成员最不可能对签署了投降文件和《凡尔赛条约》的新政府抱有尽忠之心。恩斯特·云格尔（1895—1998）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功卓越，四年前线生涯的回忆录《在枪林弹雨中》（1920）证明了为求生必须冷酷无情。“要活着就要杀人，”他后来写道。尽管《在枪林弹雨中》的巨大成功已确保他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他仍在继续谈论他那一代人机械化大规模战争的经历。在《工人》（1931）中，他将现代化经济生活阐释为战时总动员的延伸：他正确地看到，资产阶级的消亡和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在德国已经进展迅速，注定要普遍化，但是他错误地认为只有官僚加军事的指挥结构才能组织由此产生的工业社会。海德格尔对云格尔针对现代世界的分析印象深刻，但他的反应是转而把荷尔德林和尼采奉为德国未来的指南。戈特弗里德·本恩曾作为军医参加战争（并以此身份出席了对艾迪丝·卡维尔[19]的行刑），却更加激进地拒绝平民世界，而他正是依赖平民世界的堕落维生的（他还是性病专家）。受斯宾格勒和毒品实验的影响，他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蔑视现代文明在人类经验的远古和神话层面之上建构的肤浅秩序：在他看来唯一真正的秩序是他（有时借用过于明显的强力）强加给自己的诗的秩序。他公然拒绝诗人的社会角色，蓄意挑衅在《人类的薄明》中与他并肩作战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过，与海德格尔和云格尔一样，他也乐意借助受共和国的右翼反对派青睐的军事领导层的傲慢辞令来赢得知识分子的体面表象。
左翼面对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儿去。德国共产党人坚持自己的革命，在莫斯科的指示下，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必须是摧毁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他们和右翼一样喜欢使用反资产阶级的言辞，这种言辞在通货膨胀之后没有了真正的敌人，而是协助动摇了脆弱的政治共识。格奥尔格·格罗兹（1893—1959）的邪恶漫画把魏玛德国塑造成一个肆意抢掠资本的野蛮之地。然而当格罗兹搬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时，他看到了更多的自由企业和更少的社会福利，并且缺少了德国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