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7]
图2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附近，维拉米特河岸的“胡佛村”满是私搭乱建的窝棚
如果情况如此，那么黑人劳工就是紧随妇女接受大萧条风暴洗礼的一个群体。大萧条来临后，在美国城市中，非裔美国人失业的速度往往比白人同事快得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赶上了一个不幸的历史阶段：黑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生活在农村，平均而言进入城市的时间较短，成为熟练工人的机会也远比白人更少。然而，技术水平相对偏低只是造成黑人失业率偏高的部分原因。黑人劳工注意到他们往往“最后被雇用、首先被解雇”，雇主甚至刻意让黑人下岗，以便腾出岗位雇用白人。全国城市联盟于1931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人们有理由怀疑，那些旨在缓解白人失业问题的措施，未曾考虑过对黑人可能造成的影响。”[116]
由于就业市场上存在上述不平等情况，在大萧条时代仍然保有或基本保有工作的劳动力中，白人和男性所占有的比例比此前的时代更高。大萧条中的劳动群体具有明显的同质性，早先曾困扰美国民众的文化冲突问题则消失了。美国人的关怀重点转向了那些陷入危机的白人男性户主，这些人所面临的困难被他们视为整个国家的问题。[117]
这些全国范围内的危机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固有界限。自从城市出现之日起，失业问题就像瘟疫一样会周期性爆发。当城市陷入萧条时，美国人便遵循民间传统回到乡间。传统上，农场工作不受那些折磨着城市的问题影响。在大萧条期间，许多美国人也确实前往乡间寻找农活以维持生计。1932年，美国的农业人口升至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最高点。[118]然而，一系列不幸的事件却使美国农村在大萧条期间遭受到了与城市同样沉重的打击。
由于运输风险和普遍存在的物资匮乏抬升了农产品价格，美国的农业收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了顶峰。农产品价格高涨刺激农民开垦更多土地，当时新近面世的拖拉机能让他们快速完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萧条期间，农产品价格暴跌；到了1920年代，当农产品价格再度回升时，农民需要购买的商品价格却上涨得更高。农业机械化作业的新风尚使人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大规模生产农产品。拖拉机甫一面世，就替代了人力和畜力。那些被拖拉机夺去工作的劳动力，离开农村另觅生路。[119]甚至连美国城市当时新近出现的繁荣也对农民造成了打击：随着市民们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他们不再单纯为果腹而饮食，开始注重口味。宽松的腰带曾象征健康与富足，此时身材苗条却成为了风尚，食品生产者的收入也随之降低。不仅如此，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农民们也为扩建农场和实现机械化而大量负债，这使他们在危机面前显得脆弱。[120]
大股灾撼动了这个系统，对农民的脆弱保障土崩瓦解。农业收入急剧下降。债权人强迫农民出售财产以偿还拖欠的债务。[121]农民和邻居们常常努力阻止剥夺他们财产的企图，并且这种努力变得越来越频繁。他们会联合起来，在出售抵押品的拍卖会上买下被剥夺的财产，无偿退还给原主。他们也会威胁那些试图强制出售财产的执法人员。
气象灾害与人为灾难结伴而来。从1931年开始，大平原上的降雨越来越少，最终跌破了维持农作物生长的最低水平。不久土地便会干燥开裂、无法再聚集成团块，会被狂风轻而易举地吹走。[122]
南部受到历史因素的持续困扰。早在奴隶制存在的时期，那里的人们就依靠报酬低廉的农活勉强度日。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口生活在南部，那里却集中了全国四成以上的农业工人，他们的收入全国最低。[123]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将自己的一部分收成上缴给地主的佃农，几乎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一位妇女回忆道：“1929年，我和丈夫都是佃农。那年本有收成，地主却收走了所有的粮食，我们几乎无以为生。”[124]
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村面临的灾难都迫使人们选择离开。像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先例那样，他们转向别处寻找更好的机会。大萧条到来之前，许多人向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移民。当时，那里的就业市场和天气总体情况都要更好。相对幸运的人们是驾车去的：1931年，超过80万辆汽车驶入了被称为“金州”的加利福尼亚。[125]相对不幸的人们则只能依靠火车：在加州拥有绵长运营网线的南太平洋铁路公司计算出，仅在1932年的一个月中，他们就从货车车厢中驱逐了八万名扒车客。[126]许多通过这两种方式进入加州的移民最终都在绵长的谷底扎下根来，居住在帐篷或者小木棚里，捡拾收割后遗留下的谷物，只能依靠豆类和大米维生。有观察者估计，在这类营地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儿童营养不良，其中一些甚至因此死亡。[127]
一无所有的民众被干旱和风暴赶出家园，背负重重苦难却依然意志坚强——这幅画面不久便在全美各地人们的头脑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后多年，在记者的报道和幸存者的故事中，在沃克·埃文斯和多罗西娅·兰格的不朽照片中，在詹姆斯·阿吉和洛雷纳·希科克的文章中，这些在希望田野上的穷途困境，便是大萧条的样子。
然而，我们也需要记住，这些图景并没有反映大萧条的每个方面。如果冷静地看待历史，那些原本生活还算富足的人们所遭受的突然打击，可能要更加沉重。比如，并非所有不幸的移民都来自长期贫困的阶层，甚至并非都属于工人阶级。许多人发现，由于本地经济衰退，自己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一位成功的拖拉机经销商的儿子后来回忆道：“我们曾经居住在一所大宅之中，生活富裕，直到遭遇晴天霹雳——老爸失业了。”[128]
随着全国经济摇摇欲坠、几乎完全崩溃，连那些比较富裕的美国人也开始深入思考贫困问题，而他们此前很少会深入细致地思考穷人的命运。这些比较富裕的美国人自己或许并未失业，而且不合常理的是，由于大萧条期间绝望的卖家大幅下调商品价格，他们反而以更低成本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能过得无忧无虑。他们用纸板修补自己的皮鞋，把破碎的床单缝好再用。[129]苏格兰胶带是当时新近出现的一种透明胶带纸，人们大量购买这种胶带来修复已有的东西，而不是购进新品。[130]
危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似有旷日持久且蔓延至全局的趋势。美国民众也越来越觉得，那些不幸的人们无法承担起依靠自己走出困境的责任；除非有上帝的恩典，无论多么节俭与勤奋的国民，某天都有可能遭遇不幸。当自己所在的社区被证明难以抵御灾难时，他们就越来越多地开始倾听那些通过广播传来的全国性言论。
其中一种言论来自查尔斯·库格林神父，他每周的广播节目都传遍整个美国。[131]库格林的广播生涯始于底特律外的一个教区，他在1920年代中期利用电波与本地“三K党”公开抗争。他才华横溢，在广播中对越来越广泛的话题发表看法，这为他赢得了更多听众。人们说，库格林广播的时候，你可以在美国城市中走过许多街区而不会漏听一词一句，因为神父的声音总会从忠实听众的窗户里飘向街道。在大萧条中，当库格林通过全国性的广播网络发表观点时，他越来越多地论及政治话题。[132]
库格林的听众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希望一切能回到大股灾以前，而他们又没有足够的财富来使自己免受大萧条带来的物质和心理冲击。[133]库格林抨击共产主义，但如同他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所表示的，他认为共产主义在世界上最得力的推手是像亨利·福特那样一毛不拔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对工人们有限的、合理的救济要求视而不见，从而可能引发一场足以摧毁一切的革命。[134]到1932年，库格林和他的听众有足够理由认为赫伯特·胡佛与福特一样一毛不拔。在担任总统的最后一个夏天，胡佛表态反对向一群特殊的美国人提供他们新近要求的救济，这个群体就是退伍军人。
1924年，国会投票通过决议，依据服役年限和地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提供追加津贴，或称酬恤金。政府向每位退伍军人开具了票据，上面有他们应得的酬恤金数额，可以在1945年或者他们去世的时候领取。随着日子越来越难过，退伍军人迫切希望能够兑现这笔在很久以后才能领取的款项，他们认为政府也许会慈悲为怀，提前发放一些。对于许多退伍军人来说，死后才能收到的酬恤金意义不大，他们希望当时就领取。毕竟，当时国会在总统的催促下刚刚组建了复兴金融公司，该机构最多能够动用20亿美元以挽救银行和铁路。库格林问道：“如果政府能向银行家和铁路主支付20亿美元，那它为什么不能把这20亿美元付给退伍军人呢？”[135]
和库格林持有同样想法的退伍军人决定前往首都华盛顿，亲自向政府提出要求。早期的退伍军人游行组织主要来自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但消息不久就传播开来，吸引了更多老兵以个人或者群体的方式加入。华盛顿的警察着手准备应对两万人的到来，这支队伍被称为“酬恤金大军”。渗透进游行队伍以甄别潜在威胁的特工人员发现：“总的来说，其中只有很少的共产党人……对其他人思想的影响有限。退伍军人主要是陷入困境的美国人，他们绝对无意推翻政府。”[136]6月7日，在十万围观者的欢呼声中，数千名退伍军人列队穿越了华盛顿。[137]
其他一些参与保卫首都的人则对游行者看法不同。时任美国陆军总参谋长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开始调集包括坦克在内的军力，以应对那些在城市警察帮助下安营扎寨的示威者。退伍军人的营地与国会山分居阿纳卡斯蒂亚河两侧。有人多次警告他们看起来像颠覆分子，于是这些游行者采取了严谨的自我纠察措施，组织了法庭和其他非正式的团体，将共产主义者驱逐出去。然而，这些措施对改善他们的处境毫无帮助。国会没有投票支持向他们提供救济便进入了休会期，而他们在首都待的时间越长，就越让白宫和军队感到不安。7月底，麦克阿瑟决定动用全副武装的部队解决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打断酬恤金大军的脊背”。上了刺刀的士兵们开进城市，向游行者和围观者投掷催泪瓦斯，骑兵队冲进人群；乔治·S.巴顿当时是陆军少校，他回忆道：“砖块横飞，马刀在起落间发出令人愉悦的声响，暴徒们四散逃窜。”[138]事后，麦克阿瑟宣称，他从围观者那里听到了自己习惯听到的感激的叫喊声。[139]
赞赏麦克阿瑟做法的人即便真的存在，肯定也为数不多。记录武装部队和非武装退伍军人冲突的影像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