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6]
大萧条的严重不幸也模糊了小康与温饱之间的界线。无数人迅速从小康滑向温饱，那些有工作的人也越来越认为自己与失业的人没什么区别。收入等级之间的区隔大大缩小。仅仅在此前不久，美国中产阶级还会条件反射式地认为任何失业者都是懒汉、认为任何宣称政府理应为自己提供援助的人都是激进分子。然而，到了1930年代，他们越来越认为那成百上千万陷入困境的人们和自己类似，后者曾参与建设的这个国家正逐渐走向崩溃。不断缩小的阶级差距能帮我们解释为何许多美国人会衷心喜爱E.Y.哈尔堡的歌曲《兄弟，可否分我一毛硬币？》，这首歌曲在整个大萧条中被反复播放了一遍又一遍。
他们曾告诉我，说我正在筑梦，
于是我随着大流跟着大伙。
只要有地可种，或者有枪可扛，
我总在那里随时准备工作……
我曾筑起铁路，能让火车飞驰，
飞奔起来它能与时间赛跑。
我曾筑起铁路，如今业已完工，
兄弟，可否分我一毛硬币？
正如哈尔堡自己解释的，“唱歌者说道，我修建过铁路、修建过灯塔，我为你们扛过枪打过仗……我曾为这个国家投过资。可是我的红利都在哪儿呢？”[99]彼时，美国大部分劳动力还未失业，他们本来或许会忽略掉歌词里提出的这个愤懑痛苦的问题，就像他们在美国历史上许多其他时期里所做的。然而，如同《纽约时报》在1933年初所报道的那样，随着形势日趋恶化，美国有产阶级——无论他们的财产多么微不足道——都接受了救济穷人的合理性，“把零钱塞到乞讨者的手中”[100]。这个此前不久才被种族问题和民族问题所轻易割裂的国家，如今似乎变得更加团结了，尽管改进的程度非常有限。
在大股灾之后极短的时间里，经济危机便迅速发展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1932年，美国的失业率飙升至了劳动力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1150万人无工可做。为理解上述数字，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相当于当时整个纽约州的人口都处于失业状态，而纽约州是当时美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州；换句话说，从长岛东端到伊利湖畔，从加拿大边境至宾夕法尼亚州，所有人都无业可就。
然而，上述推想并不完全准确。像儿童和全职家庭主妇这样的纽约州居民，一般而言本来就没有正式工作。然而，上文提到的那1150万失业人口，全部是无处领取薪水的劳动力。他们中许多人背后，都有一个需要养活的家庭。因此，1150万失业人口，意味着近3000万美国人失去了收入来源。[101]因此，大约占总人口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发现自己无力购买住房或者食物。[102]
上述数字虽然很有冲击力，却并不足以充分刻画大崩溃的可怕影响。除了失业问题，当时还存在着开工不足的情况：即便是那些足够幸运保住了自己饭碗的美国人，也常会面临工作时间被压缩和工作报酬被削减的问题。雇主们希望尽可能地留住熟练工，所以一般不会裁员，而是呼吁员工与企业共同分担经济危机带来的压力。许多雇员也认为这种做法是公平的。因此，到1932年夏天，超过半数的美国工人无法全职工作，平均工作时间和报酬只相当于全职工作的59%。[103]
美国人一般不大情愿寻求帮助，即便落入被迫求援的境地，他们也往往只向最为亲近的人开口。大萧条期间，他们惯常寻求帮助的途径却一条接一条地被堵死了。正如纽约市一名官员在1932年解释的，“维持家庭生计的主要劳动力失业后，他通常会首先动用存款，直到用光……之后，他会向朋友和亲戚借贷，直至亲友们无力再借钱给他。街角的杂货店和肉铺一开始允许他赊账，房东也会暂缓收租，但最终他们必须采取行动收回欠款，以便支付银行利息和上缴税费。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失业者就再也无法通过惯常的渠道获得帮助。于是，许多以往并不穷困的人，最终也不得不申请救济”[104]。
图1 1932年纽约市排队领面包的男人们
当亲戚与邻居无法再施以援手时，工人们有时还可以求助于由本地人发起和管理的互助救济基金，例如由工会或者公民团体为应对突发事件与支持孤儿和寡妇所设立的专项经费。美国人常在宗教与族群社区内创建这种互助计划。他们出于自尊，不希望自己社区中的伙伴沦落到求助慈善团体的地步，甚至更不体面，去申请政府救济。因此，在波兰裔美国人、德裔美国人、教会组织的堂区和团契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社区中，都设有救助机构，以尽力为不幸失业的成员提供帮助，直到他们找到新的工作。一位神父曾宣称：“让我们保有自尊，只要天主教慈善机构能够为教徒提供帮助，就不要把手伸向公共救济经费。”[105]
然而，这些救助网络虽然足以在某个行业偶尔状况不佳时发挥作用，却因为大萧条所带来的巨大需求压力而相继垮塌。越来越多的人怀着羞愧领取公共救济，虽然这对他们来说代价高昂。有时候，出于维护自尊的需要，他们会在本该寻求帮助之后很久才求助，以挽救自己的生命。一位在免费诊所工作的医生事后回忆道：“穷人能够得到一些医疗服务，因为他们能去免费药房取药；富人能享受很好的医疗服务，因为付得起看病的费用。庞大的中产阶级无法获得任何医疗服务，他们的生活状况其实和穷人无异。……但是这种身份的人，很难接受慈善救济。……每天……有轨电车上都有人晕倒。人们会把他送到免费诊所，但不会问他任何问题。……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是饿晕的。当他清醒过来之后，大家就给他吃点东西。”[106]
历史上，美国城市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为辖区内的穷人提供救助，但大萧条发生后不久，就连市政府也无力再向市民提供帮助了。1932年，底特律的一位官员这样说道：
许多关键性公共服务被迫削减，已经不足以为维持城市人口的健康和安全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市政府雇员已经两次降薪。……数百名忠诚的工作人员被迫在家待岗。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不得不动用为未来准备的福利经费以便向失业者提供最低标准的救济。……一项曾向11000户家庭提供支持的以工代赈计划在上个月无以为继，因为市政府无法再找到经费来支付给这些失业者，而他们都希望自食其力。明年，由于自身经费枯竭，底特律将无法阻止慢性饥荒的蔓延。[107]
有时候，市政府的经费能够通过非传统渠道送达受助对象：卫生部发现纽约市五分之一的中小学生营养不良，公立学校的教师们尽管面临减薪威胁，仍然自掏腰包设立基金，为学生们提供帮助。[108]不仅公民组织和地方政府不堪重压，许多家庭亦然。一位失业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没有工作，就称不上是男人。”[109]而那些不这么想的人，更容易应对危机所带来的压力。对于这些人来说，工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作为丈夫、父亲、朋友或者某项爱好的发烧友，他们明白哪些东西值得为之努力。然而，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如一位社会学家所写的，“普通美国人有种想法，认为只有工作才能过有尊严的生活。……从理论上说，经济活动应该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但事实上更引人关注的是手段本身，而不是目的”[110]。
在大部分情况下，男人们把这种责任感深埋在心底。他们知道孩子们在多么密切地关注着自己，知道家人多么期盼自己能够得到一份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工作，知道工作能给家庭带来多少欢乐，或者至少知道工作能消弭多少伤痛。一名曾在大萧条期间度过童年的男子回忆道：
像我父亲一样，很多父亲都有离家外出的习惯。他们外出寻找工作，妻子、孩子留在家里，期待丈夫和父亲能够找到些东西。每个周六的晚上对我们都是一场折磨，那时候才能知道他是否能带着支票回到家里。……好运偶尔会出现一次，父亲的木匠工作服上还有新鲜的木屑气味，那意味着他工作了一个礼拜回到家里，带回了一个礼拜的工资。……那种情景，是你记忆中美好的部分。事实上，记忆经常是糟糕的。如果你看见父亲回来的时候把工具箱扛在肩上或者提在手里，那就意味着他失业了。[111]
有时候，外出寻找工作的男人再也没有回家。有些人露宿在门廊或者地铁里，有些人在城市和垃圾填埋场的边缘搭起窝棚。窝棚聚集的地方，很快就被美国人冠以“胡佛村”的称号。孩子们长到一定岁数、能够独立时，可能也会离家自谋生路，而不再依赖负担沉重的双亲。流浪汉们往往都是准备为自己讨生计的年轻男子，他们靠着扒棚车流动。铁路纠察员有时候会对这些“人类货物”故意视而不见，有时候却不会。其他旅人有时候会帮助他们，有时候却不会。总的来说，在大股灾之后的几年间，在路上流浪的美国人大约有200万之多。[112]
当雇主需要招工时，他们根据个人偏好甚或偏见来选择把工作给谁。他们越来越普遍地雇用或者留下那些拥有工作经验的白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老人、儿童、妇女和非裔美国人被迫承受不成比例的高失业率。大股灾发生前，在妇女最初成为劳动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时，美国人便很容易倾向于相信：女人工作是为了能挣些微不足道的零花钱——在正常情况下，她们应当依靠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男人会养活妻子和孩子们。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大萧条年代，有时是出于政策，有时是雇主习惯使然，已婚妇女更难找到工作，却更容易成为裁员的对象。[113]尽管如此，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寻求工作，她们主要是为了让家庭渡过难关，有时也希望能在大萧条时期依然保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114]与她们的父亲、丈夫、兄弟和儿子相比，妇女所面临的就业市场更为严峻。如果妇女被迫离开家庭，她们在路上遭遇人身威胁的可能性要比男性更大。资料表明，一些无家可归的失业妇女联合起来组成了旨在保护自己的社区，分享贫乏的资源、共用狭窄的房间、轮流使用床铺和服装。一位政治家将美国的劳动妇女形容为“最早遭受风暴袭击的孤儿”[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