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4]
像之前身为工程师一样，胡佛能够建立起一套解决问题的机制，但是他却期待其他人来运转这些机制。他为灾后重建贷款筹集了1300万美元，并确保每个人都知晓此事，却并没有采取措施确保这些钱会被用于灾区——事实上，其中绝大部分款项最终并未流向灾区。此外，尽管他赞成联邦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善与河道管理有关的工程设施，却反对强化政府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作用，宣称“国会不向水患灾民提供救济，是一项可取的政策”[55]。
即将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胡佛，知道自己必须表态会对那些通常会投票给共和党的黑人选民保持忠诚并加以关注；而在这么做的同时，还不能疏远潜在的白人选民。胡佛让美国黑人领袖们知道，他所赞同的灾后重建计划，会将洪泛区的大农场分割为小块土地提供给黑人农民。然而，他此后却拒绝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来支持上述计划或撤离灾区的黑人。[56]这场洪灾使胡佛得以声称自己在重重压力下依然能够从容不迫。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并不多，但有时却说到点子上。来自巴尔的摩市的记者H.L.门肯写道，胡佛的“成就大都看似傲人，却经不起深入推敲”[57]。
胡佛先前的表现其实并没有在1928年大选中发挥多大作用。他之所以胜出，原因并不在于曾经取得过多大成就，而在于对手阿尔·史密斯是个天主教徒。史密斯曾担任过许多职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纽约州州长，他也曾在纽约州议会中任职。纽约人知道他是个革新派，曾推动修订纽约州宪法，并着手调查了臭名昭著的三角工厂火灾案。史密斯还曾支持过旨在维护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的法案，并反对雇用童工。[58]然而，在总统竞选中，他和胡佛的执政能力都没有受到多大关注。大选沦为了一场关于符号的战争，而武器则是胡佛拿手的东西：言语。[59]虽然胡佛本人刻意与那些最下流的人身攻击保持着距离，他的盟友们却指责史密斯代表着“纽约这座粗鄙、荒唐……充满外国人的城市”，并攻击史密斯为“纸牌、鸡尾酒、贵宾犬、离婚、小说、令人窒息的房间、舞会、进化论、克拉伦斯·达罗、暴饮暴食、裸体艺术、有奖决斗、戏子、灰狗赛跑和现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1928年大选在事后看来异常重要，它决定由谁来领导美国应对一场严峻的危机；然而，这场选举在当时却充斥着上文提到的那些没有实质内容的文化冲突。这场大选有两个深远影响：首先，它在大萧条前夕将美国政府交由共和党人掌控；同时，它让胡佛来负责联邦政府应对经济灾难的行动，而此人笃信靠言语就能解决问题，即便身处危机的漩涡之中也反对采取公共救济行动。
1929年10月25日，就在黑色星期四后的第二天，胡佛告诉记者们：“这个国家的基本业务，即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都处于稳健而繁荣的状态。”[60]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胡佛透露出的信号与主流银行家与实业家的态度“和谐一致”，他们都认为“股市崩溃……仅仅是市场运行中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根本缺陷”[61]。数周后，胡佛重申了他对美国经济制度的信心，声称“任何对美国未来经济或商业基本实力缺乏信心的表现都是愚蠢的。我们既能辛勤地工作，又能发挥聪明才智以团结合作，为未来提供充分保障”[62]。
胡佛笃信“发挥聪明才智以团结合作”的理念。他把自己视为美国企业的啦啦队长，而不是美国经济的裁判员、教练员或者运动员。他呼吁人们团结合作，并且期待上述愿望能够变成现实。他邀请美国工业界的重要人物们会聚一堂，请他们集思广益，制订出防止股市崩盘演变成大萧条的计划。他呼吁不要降薪，雇主们同意合作。[63]他甚至进一步要求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加快并增大对道路和其他公共工程投资的速度和力度，相信各级政府的财政中蕴藏着“足以支持快速扩张性政策行动的丰裕储备”[64]。
联邦政府官员除了偶尔需要说上几句鼓励性的言语，并不需要为落实这些策略采取多少实质性的行动。这些策略也不会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任何直接改善。联邦政府不会为任何策略提供经费，而制止灾难全部要靠身处华盛顿特区以外的人们。没有哪项政策发挥了作用。那些承诺确保工资水平不降低的商人，并没有说明他们是否会削减工作时间或者裁员——他们两方面都做了。早在1930年1月，《商业周刊》就在报道中指出，“一些汽车企业……似乎急不可耐地采取了裁员行动”[65]。数量众多而影响有限的小企业主，不曾收到前往华盛顿特区会商的邀请，也就不觉得有义务恪守不降工资的保证。结果，即便名义工资水平在一些领域维持不变，失业率却出现了上升，而总体工资水平则出现了下降。
地方政府和州政府也无力有效回应胡佛的呼吁。他们确实投资了一些建设项目，但随着危机持续发展，他们能够使用的资金越来越少。他们的财税收入不断下降，为济贫而支付的账单却不断增多。以上两方面耗尽了地方的财政资源，迫使成百上千的地方政府推迟甚至拒绝偿还债务。[66]这些政府违约行为给胡佛计划中的另一个薄弱环节造成了巨大压力。按照胡佛在1929年11月的说法，他的计划倚重“联邦储备系统的出色工作以及各大银行稳健的基本运营情况”[67]。事实证明这项判断是错误的。
联邦储备系统自1914年开始运转以后，一直发挥着美国中央银行的作用，依据经济生产情况管制信贷资金的供给。经济危机期间，人们期待中央银行能像英国记者沃尔特·白哲特在1873年所写的那样“慷慨地提供贷款”，以防恐慌出现。
然而，联邦储备系统的官员们并没有为本机构如何干预经济危机制定出清晰的规则。其中一些人认为该机构必须迅速行动以避免国民经济陷入灾难，另一些人则认为除非有特别紧急的需要，信贷应被储备起来。美联储内部的天平最终倒向了反对干预市场的意见，这也反映了经济学界在1920年代对观点的平衡。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不应对处在危机中的经济体进行干预，而要让市场淘汰掉那些表现不好的银行和企业。他们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有些商人被过分乐观的情绪所感染，做出了拙劣的计算，为那些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需求筹借了过多的贷款、生产了过多的商品、囤积了过多的库存。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些拙劣的计算是引发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而市场萧条的合理作用，便是修正那些错误的判断。正如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所宣称的，“经济萧条时，生产会维持在较低水平，直到剩余库存被完全消化；而只有在利润得到有效保证的情况下，才能追加新的投资。换句话说，尽管经济萧条看上去令人沮丧和不快，却给企业提供了喘息的机会”[68]。
不仅如此，即便经济学家们普遍同意有必要对经济危机进行干预，美联储的官员们也很难确定危机在什么时候严峻到了必须干预的程度。当时，美国政府没有关于失业率和总产值的定期统计数据，也没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69]美联储官员们通常依赖似是而非的证据进行决策，或是将决策建立在关于经济状况的猜测之上。
结果，虽然联邦储备系统在股市刚刚崩溃时采取了一些便于银行借贷资金的措施，在接下来的数月里却几乎没有采取行动。在美联储内部，有些成员因该机构几乎毫无作为而烦恼不已。他们注意到，经济萧条似乎已经席卷全球，特别是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债务国。1930年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L.哈里森造访欧洲，观察到“一些国家……受去年普遍盛行的严格信贷条件影响，缺乏营运资金，从而约束了购买力”[70]。哈里森确信美联储需要放宽对信贷的限制，但系统内大多数主管并不赞同他的看法。
美联储的谨小慎微，与国会和总统一起，几乎使国际经济陷入停滞。1930年6月17日，《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经胡佛签署生效，提升了美国对进口产品所征收的税率。这一法案于1928年首次提出时，旨在保护那些由于受到外国竞争而长期遭受困难的美国农民。当该法案真正通过时，许多美国农民却与有些报纸编辑、制造业高管和外国政府一样，对此表示了反对；他们担心该法案会将美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割裂开来，从而造成可怕的后果。汽车行业出口占据美国出口总额的10%，该行业对这一法案尤其担忧。[71]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高管警告说：“一个债权国……要想保持繁荣……就必须想方设法购买来自其他国家的商品。”[72]托马斯·拉蒙特是摩根大通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他宣称自己“几乎屈膝下跪来请求胡佛否决愚蠢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73]。
对于其他选民而言，提升关税看起来却是个好主意。共和党人喜欢使用关税杠杆来应对经济上的不满。他们曾经使用关税杠杆应对过1921年的战后萧条，当时看来似乎起到了作用。于是，在党内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下，他们故技重演。在对《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表决中，超过九成的共和党众议员投了赞成票，超过九成的民主党众议员则投了反对票；78％的共和党参议员投了赞成票，86％的民主党参议员则投了反对票。[74]
随后发生的事情似乎证明了批评意见的正确性。此后几年中，其他国家通过设立自己的关税壁垒作为对美国的报复，世界贸易总量则下降了四分之一。阻止其他国家的物品进入美国市场，导致了那些国家难以偿还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国欠下的贷款。正如一位作者在《纽约时报》上所解释的，“这世界上没有足够的黄金来支付给美国；因此，偿还美国贷款的方式，要么是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贷款，要么是向美国出售商品”[75]。在美国于1928年对信贷进行限制以后，借出的贷款便越来越少；再加上美国于1930年又对贸易进行了限制，销往美国的商品数量也越来越少。为保护各自公民的利益，各国偿还给美国的资金也必然不断减少。削减美国的对外贸易，意味着国际借贷资金流被削弱了。
到1930年末，借贷困境终于酿成恶果。该年的最后两个月里，由于银行系统出现问题，总额庞大的存款陷入危机，其中不仅包括上一年延期兑付的存款，也包括新近到期需要偿付的资金。[76]然而，恐慌并未就此结束，美国银行系统崩溃的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