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3]
那个年代，最有门路和最勤勉的公仆们都在华尔街，或者华尔街周边的下曼哈顿地区工作。1920年代，这批人中包括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并将在未来重任此职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曾任战争部长并将在未来重任此职的亨利·史汀生、未来的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以及未来将以总统身份经常对华尔街一切主张提出反对的富兰克林·罗斯福。[32]他们掌控着美国企业的并购、招股和所有其他重要事务。
与他们在华尔街上那些声名不佳的邻居一道，这些人还操作了许多其他交易。例如，一群拥有充裕资本的投机者可以专门为操纵某支股票的价格而建立一个资金池。这些投机者在彼此之间频繁地相互买卖一支股票，从而向那些紧盯股价的局外人传递出他们想要传递的信息。股票报价机上的数据忠实地反映着交易的实际情况，但交易数据显现出的模式却往往让好奇的局外人渴望获取内幕消息。对于一些沉迷的投资者来说，那些由投机者们通过相互交易营造出的涨势和跌幅，似乎暗示着这个世界上某个地方有某个人知晓企业股价即将上涨的内幕消息。于是，针对被操纵股票的投资蜂拥而至，推高价格。等股票价格似乎已经不可能继续上涨时，资金池的始作俑者们就会将自己手中持有的股票卖出套现，使股票价格跌回最初的水平。这种操纵股价牟利的行为屡屡发生，非但不违法，甚至都算不上秘密：《华尔街日报》报道建仓行为，发布关于庄家的信息，还定期贩卖所谓的分析师意见，谈论的是哪些股票最能吸引不明就里的狂热股民（按照一位分析师的说法，这类文章“只要能凭题目让人感觉充满激情、启示与力量”就行）。[33]
美国人有时会把上述行为与正常的股票购买行为区分开来，将前者称为“投机”，而将后者称为“投资”。投资者基于相关企业的长期表现是否稳健来决定购买哪些股票，并依据自己对企业在未来数月甚至数年内能否高效运营的判断来选择有价证券。投机者则根据对其他人当天在股市上会采取哪些行动的直觉来买卖股票。由于投机收益往往会使投资所得相形见绌，股市上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投机者，而越来越多的观察家们则变得忧心忡忡。
到了1928年，在华尔街工作的人都知道——甚至连《华尔街日报》也承认——他们正身处“一个佣金高于利润的市场中”[34]。即便如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仍然想要置身于这个明显受到操纵的游戏之中。人们疯狂地扑向那些资金集中的地方，希望能撒钱铺路，让自己跻身圈内。只要能和业界巨擘切磋练手，甚至连亏损都能让他们欣喜若狂。
美联储注意到了交易所里不断增长的成交量，也注意到以借贷方式进入交易所买卖股票的行为不断增加，因而决定提升贷款的成本。1928年6月，《联邦储备公报》指出：“交易所里的成交量已经攀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证券价格仍在持续上涨”，与此同时，“经纪人贷款额度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并且依然在持续攀升”。于是，美联储开始“从货币市场里撤出资金”[35]。
然而，投机行为在新的一年到来时依然旺盛。1929年初，就在赫伯特·胡佛宣誓就任总统之前，美联储公开警告，说它不希望银行利用其信贷去“维护投机性的证券贷款”。[36]此后美国国内的投机规模仍然居高不下，但美国向海外的投资额度却开始缩水：1925至1928年间，美国平均每年向海外投资8亿美元，1928年上升至12.5亿美元，而在1929年却下降至6.28亿美元，到了1929至1932年间，平均每年仅向海外投资约3.6亿美元。[37]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减缓了美国资本外流的速度。像德国这样此前一直依赖美国贷款的国家，开始感受到了该政策所带来的压力。
此后多年，那些透着盲目乐观情绪的宣言，成了每个关于大股灾的故事的主题。这些宣言坚信每个人都该变得富裕，而一切行为都出于好意。它们让当时的人们欣慰不已，事后回顾起来却显得相当鲁莽。直到大萧条到来的几周前，它们还肆意流传。报纸定期寻找职业“鸡汤文”写手提供令人欢欣鼓舞的观点，这些人殷勤地宣称自己对前途充满信心。然而，到192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银行家和决策者意识到，当时的世界财政体系状况完全不具有可持续性。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太多的人借了太多的钱，投到了非生产性活动中。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写道：“采用分期付款计划来购买商品的行为是明智的，这种做法最终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生活的改善；但是，这些计划也可能被滥用——恐怕它们如今已经被滥用了。”[38]
在这种环境下，可靠的投资所剩无几。尽管只有少数美国人真正购买和出售股票，但市场俨然成了一种娱乐活动、一个人们闲聊时的固定话题。对于行家来说，股市成为风靡街头巷尾的话题，这本身就是一个警告，促使他们在一切变得太晚之前将资本抽离出去。金融家约瑟夫·P.肯尼迪在1929年夏天就把自己所持有的主要股票销售变现，他告诫一位朋友说：“只有傻瓜才会手持股票，等待价格冲顶。”[39]许多人都了解这一点，但他们总觉得会有更无知的傻瓜进入股市。除非能对美国的国民性做出精准判断，否则没人能够估计出整个国家会有多少傻瓜在股市上前赴后继。
通常情况下，那些有办法在夏天离开曼哈顿的人都会视留下的人为傻瓜。有钱人通常会在8月逃离纽约那不可理喻的炎热。但是，在1929年夏天，他们大都选择留守，看是否能在不断上涨的牛市行情中大捞一笔。他们甚至守到了劳动节[A2]，守到了夏季最闷热的几天，直到股市行情在9月3日达到顶峰。此后几天里，行情出现了下跌；此后几周里，下跌的幅度更为明显。[40]人们的热情也随之消退。有关那些操纵资金池的大投机者们已经决定使用阴谋诡计拉低股票价格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此后数周内，股价下跌、反弹，而后再次下跌。
10月24日的整个早晨，在纽约街头，人群静悄悄地走向市中心的华尔街。他们在那里默默地聚集站立，注视着纽约证券交易所，仿佛抽象的交易活动突然间昭示出了那些已经显然降临在他们头上的灾难。[41]那一天就是“黑色星期四”。市场此后有所反弹，却又再次暴跌。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宣称他正在买入股票，因为“业已发生的股价暴跌并不是由任何商业方面的失败导致的”[42]。然而，无论是他的这个表态，还是其他类似的行动，都不足以维持股价。到11月中旬，超过三分之一的股票市值已经蒸发。[43]
股价下跌仅对少数美国人造成了直接冲击。然而，其他许多密切关注着股市的人，将其视作了反映自己命运的晴雨表。在获知股市暴跌后，他们突然停止了大部分经济活动。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事后写到的那样，“人们感到脚下的大地正在崩溃”[44]。面对不可预期的未来，美国人做出了重要的决定，他们不再消费，特别是不再继续购买像汽车这样他们此前已经学会采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的耐用消费品。分期付款合同上的每个签名，都代表着消费者对于自己未来支付能力的预测。突然间，美国人不再认为自己能够看得足够长远，做出正确的预测。就在股市崩盘后的几个月内，新车登记购买量已经比9月减少了近四分之一。[45]在1930年，耐用品消费额下降了20%。[46]工厂停产，银行倒闭，失业率比1929年翻了一番有余。
1931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访问了美国。在一次演讲中，他把日益严峻的萧条归咎于“惊人的愚蠢”[47]。当时，观察家们基本上都认为：有人犯了大错，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体系的结构，这位罪魁祸首必然居住在美国。无论当时还是后来，赫伯特·胡佛都被看作应对大萧条负责的当然人选。在回忆录里，胡佛用凯恩斯早期的观点为自己辩护，他写道：“导致大萧条的首要因素是1914至1918年间的战争。”[48]然而，胡佛注定无法逃脱被谴责的命运。1930年，约瑟夫·肯尼迪就已打电话给胡佛的一位支持者说：“记录下一任总统的名字吧……他叫富兰克林·D.罗斯福。”[49]
第二章 胡佛那几年
1931年春，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宣称胡佛总统面对危机，“只会恪守陈腐不堪的共和党政策教条：在通常情况下无所作为，直到要求变革的压力不可抗拒时，才最低限度地采取一些行动”[50]。胡佛并非“无所作为”，但的确做得不够。他只是按部就班地遵循那套自己建立的常规政策来进行危机管理。
事实上，当胡佛在1928年竞选总统的时候，美国民众普遍认为他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危机。某些共和党领导人对此表示怀疑。胡佛担任商务部长时的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就曾抱怨：“这家伙不请自来地给我提了六年建议，这些建议全都不怎么样。”[51]然而，新出现的紧急情况让美国民众记起了胡佛的优点。
1927年初，密西西比河流域雨势剧增。4月中旬，伊利诺伊州开罗附近的河堤坍塌，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被洪水吞噬，此后越来越多的决堤事件接踵而至。面对这种情况，此前一直恪守无为而治信条的柯立芝指定胡佛领导一个应急委员会。胡佛曾是成功的采矿工程师，在事业有成后选择担任公职、服务大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指派胡佛为战争筹措粮食和其他救济物资，胡佛通过这项工作赢得了物流天才的美誉。海军部次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20年曾写道：“此人堪称奇才，希望我们将来能选举他成为美国总统。”[52]胡佛的盛誉部分来自他组织和利用官僚机构的才能，部分来自他组织和利用媒体的才能。他曾说：“世界靠言语生活。”[53]
作为1927年抗洪救灾工作的负责人，胡佛充分发挥了他的这些才能，却也暴露出了局限。他组织和安排人员疏散，挽救了许多生命；他监督建造了用以收容难民的营地；他还支持由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