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2]
同一时期，大英帝国基本支持物品的跨国自由流动。包括原材料和制成品在内的各种物资，几乎无须缴税便可在新旧大陆之间自由交易，这使各国得以生产最适合其生产的物品。像对待移民一样，各国在这一时期偶尔也会制造贸易壁垒（拉美各国的关税水平尤其较高），但与1920年代相比，此时的国际贸易显然更为自由，而英国更是推动降低关税的领头雁。[13]
观察家们指出，对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与英国进行贸易尤其有利。英国银行为道路、运河及铁路的建设者提供资金，使这些国家的开发活动得以向内陆和草原深处延伸。开垦耕地的活动提高了新大陆土地的产量，而通过将农产品卖回英国，新大陆国家又得以偿还其债务。由此，至少就欧洲而言，与物品和人员流动相结合的资本流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1909年写道：“通过对其他国家投资，我们首先给借款国提供了信贷，以便它们能够购买发展所必需的物资；由此，这些国家得以大幅提升产量，从而能够为我们的资本支付利息和利润，并显著增加购买英国商品的数量。”[14]
凯恩斯高度评价这个已经消失了的体系，因为它使欧洲在历史上首次得以缓解因人口增长超过粮食供给增长而带来的巨大压力。凯恩斯解释道：“随着欧洲人口不断增长，一方面会有更多移民前往新兴国家去耕种那里的土地，另一方面在欧洲将有更多工人为生产工业品和投资品而做好准备，他们的产品将供养生活在新家园中的移民，也将建造出铁路和轮船，把远方的食物和原料运抵欧洲。”[15]战争迫使这个体系停止运转。人员和货物不再能自由流动。这两大要素此前是生产的力量，现在却导向毁灭。资本不再被提供给新大陆的边疆地区，却被投入了西线的战事。更糟糕的是，当战争结束、和平再度降临，业已崩溃的世界秩序却未能得到重建。凯恩斯抱怨道：“《凡尔赛和约》中并未包含任何关于欧洲经济复兴的条款……也未作任何努力去调整新旧大陆的经济体系。”[16]
回顾193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H.E.卡尔写道：“1918年，人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应当肩负起领导世界的使命……该国却拒绝担此重任。”[1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不仅拒绝带领世界重建一个传统的开放经济体系，还采取了与此完全背道而驰的行动。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曾经试图限制移民；到1920年代，该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有效性得到显著提升。1921年和1924年，国会通过法律，对移民数量设定了限额。新大陆的其他国家也以各自的方式限制移民人数。有些国家和美国一样，将政治激进分子以及罪犯、穷人和残疾人阻拦在国门之外。巴西人试图把移民驱赶到农场里面，而不想让他们进入城市。加拿大1919年的移民法案认为“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怪异的移民不适合在该国生活”[18]，允许官员阻止他们入境。正如凯恩斯在1919年所预见的，上述限制加大了欧洲人在海外寻得机会的难度。
限制性法律也减缓了货物流动的速度。美国在1921年和1922年两次提高了关税，其他国家也开始竞相效仿。忧心忡忡的外交官们召集了一系列旨在呼吁各国消除贸易壁垒的会议。1927年召开的国际联盟世界经济会议堪称这一系列外交努力的高潮。该会议强烈反对关税，最后却无疾而终。在整个19世纪，美国人素有征收高关税的传统。然而，正如《纽约时报》在1926年所指出的，自19世纪以来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不必是政治经济学家，每个人都能看出1914年来的一系列事件已经使我们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些在1914年前或许还算情有可原的财政政策，此后已经无可救药地被扭曲了。除非愿意接受外国债务人能够向我们提供的那些东西，我们规模庞大并且还在持续增长的海外投资就不可能获得长期回报。”[19]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美国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纽约也取代伦敦成为了世界信贷体系中的核心贷款方。上述转变，不只意味着地位和名次的易手。战后债务不同于战前借款。19世纪，新大陆的借款者使用英国贷款修筑铁路和牧场，打造了自身偿还贷款的能力；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则用美国的战时贷款购买枪支和炮弹，削弱了自身偿还贷款的能力。在战争中受创的国家筹借了更多的贷款去偿还债务；有时候是从美国借款去清偿其他参战国，后者再转而向美国还债。
1920年代的这个新型全球体系，在开放性和灵活性方面逊于此前的体系，它依赖美国通过持续提供贷款来平衡其他许多国家的赤字和负债，从而确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陷入贫困的世界继续运转。美国的贷款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但该国却在1928年完全终止了贷款，导致德国、波兰、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陷入衰退。[20]然而，举步维艰的世界未能引起美国人的关注，他们当时正目不转睛地紧盯着自己国内经济过热的情况。
自1921年从战后经济衰退中复苏之后，美国经济就以稳健的年增长率不断发展。美国工人以更高的效率生产了更多的东西，他们的收入也相应获得了提升——虽然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利润增幅要比工资的增幅更显著。[21]许多美国人的乐观主义情绪也随之高涨起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繁荣时代，现在有更多美国人能够享受得起更奢侈的商品，并且至少在物质上能够过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生活。他们的信心坚定不移，乐意接受当时新近出现的信贷产品，借此购买他们兜里的现金支付不起的商品。1920年代末，美国人享受着用债务精心布置起来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家庭的户均债务增加量非常有限，如果将房屋按揭排除在外，每年增幅仅有四美元。到1920年代，这个数字增长了两倍以上，达到每年约十四美元。[22]美国人用借来的钱购买那些他们当时正在加速生产的东西：昂贵的、耐用的、奢侈的商品。这些商品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催生了他们对生活更高的期望。1920年代出现了定期播放的广播节目，收音机和留声机也走进了美国家庭。此外，美国人还开始购买包括冰箱在内的家用电器。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购买了汽车。[23]
汽车的生产、采购和金融支持不仅塑造了人们对19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时期的印象，还塑造了繁荣本身。这一时期，美国的汽车产量在十年内翻了一番有余。到1929年，美国共生产了440万辆汽车，而汽车行业也成为全美产值最高的工业部门。到1920年代结束时，大约有44.7万美国人在汽车行业工作，使汽车行业成为全美就业规模第二大的产业，仅逊于钢铁行业。美国人生产的汽车越多，他们对玻璃、橡胶、钢铁和石油的需求就越旺盛。汽车销售带动了道路、郊区住宅和购物中心的发展，也催生了其他公路周边的景点。[24]
美国交通部门的记录显示：1920年，平均每三个美国家庭才拥有一辆汽车；而当1920年代结束时，全美几乎每家每户都拥有一辆汽车。1929年，全美约有1.23亿人口，汽车数量却高达2300万辆：假如每辆汽车里都舒舒服服地坐上六个人，那么全部美国人都能同时上路！[25]
这些变化之所以能够发生，要归功于亨利·福特的汽车公司在技术和商业上所做出的一些创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福特公司已经确定将T型车作为面向消费者的通用型号，并且开发出了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流水装配作业线。此外，福特公司还开始大肆宣传自己向员工支付高额工资，借此增强员工对该企业的忠诚度，也使员工有能力购买本企业的标志性产品。而福特T型车的价格也在那些年间不断下降，从1909年时的每辆950美元降至1926年的每辆290美元。[26]
假如1920年代美国的整个汽车产业——甚至全美工业——都和福特公司一样，我们应该会看到以下这番景象：工资上涨、价格下降，标准型号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则将曾经的奢侈品变为随处可见的商品。然而，并非所有厂商都和福特公司一样。在1920年代，尽管福特公司的T型车标价不断下降，但与其他产品的价格相比，美国主要耐用品的相对价格却较战前有了普遍提升。美国人大量购买这些商品，并非因为它们便宜，而是不在乎标价到底有多高。[27]
福特公司廉价的标准化T型车使更多背景各异的人们得以拥有汽车。然而，等到某个阶段，每个买得起汽车的人都将拥有一辆汽车，谁还会继续购买汽车呢？通用汽车公司决定设法让那些已经拥有汽车的人们继续掏钱购买不同的汽车：该企业每年更新汽车型号、按照计划淘汰过时的款式，并拓展了通用汽车承兑公司的信贷业务，怂恿人们通过定期购置新车的方式挥霍财富。[28]
1920年代，分期付款通常代价不菲，采用这种方式购买新车所支付的年利率约为30%。[29]包括亨利·福特在内的卫道士们常为美国民众不断增长的“必需品”清单而焦躁不安，消费者们却往往会将《广告与销售》杂志于1926年宣称的信条奉为圭臬：“每一位生来自由的美国公民都有权决定什么是他的必需品。”[30]在整个1920年代，被美国人列入“必需品”清单的东西越来越多。
然而，信贷服务不可能无限期地推迟为商品付款的时间。分期付款提供者寄出账单的时间像钟表那样准确，美国民众却未必总能如期足额地获得预期收入：周期性失业总是一触即发，却几乎不存在针对失业的社会保险。因此，在买家愿意背上一笔长期债务以前，不得不进行相当谨慎的思考；而任何有可能让消费者无法看清经济前景的因素，都可能导致他们踯躅一阵，观望有什么可能会影响他们收入的事态。在经济危机中，即便消费者只是暂时停止购买，都可能使整个国家的流水生产减缓甚至停歇。
当美国民众对广告商的花言巧语趋之若鹜时，他们的好运气也基本到头了。从1928年开始，向美国借款的国家尝到了美国信贷枯竭的滋味；不久之后，在美国国内，受信贷驱动的消费也开始放缓，让人见识了其后果。此时，美国的债务国和美国民众都将目光投向了信贷的源头华尔街，一方面认为华尔街是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期待华尔街能够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将1920年代的世界经济视为一组同心圆，那么最外一环便是远离工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