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19]
1947年，在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整整30年之后，美国政府终于开始接受凯恩斯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所发表的看法，即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有义务使全球经济重新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然而，与才华横溢的凯恩斯相比，美国领导人更倾向于不那么激进的试验，他们在危机迫在眉睫时才犹豫着接受了凯恩斯的看法。因此，无论罗斯福新政还是此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没能如凯恩斯所设计的那样一步到位；相关政策措施拖泥带水、零敲碎打，只能缓慢而部分地解决问题，使美国和世界逼近灾难边缘。然而，这些政策措施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强化经济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堪称空前绝后。[302]
新政项目具有明显的试验性质，容易出错，且总是需要妥协，这些特征再加上其结局，反映出造就新政的民主制度并非完美无缺。考虑到这个痛苦过程的高昂代价，我们或许会更青睐一气呵成的全面改革方案，而不愿像罗斯福那样谨小慎微。然而，若将罗斯福政府在美国内外东拼西凑的各种草台班子的表现，与那些拥有高度整合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体系、试图全面彻底改造社会的政策方案（包括那些曾对新政展开攻击的）相比，我们也许就更能理解，罗斯福那个时代的种种局限自有其价值。罗斯福新政中显而易见的瑕疵，不仅引发了批判，也激发后来者查漏补缺，这为美国民主在新政结束后不断进步并在未来不断发展铺平了道路。
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主要联邦法案
注释
[1]《罗斯福州长在接受总统提名大会上的演讲记录》，载1932年1月3日《纽约时报》，第8版。
[2]以赛亚·伯林，《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载《人类的研究：伯林选集》，亨利·哈迪、罗格·郝舍尔编（伦敦：查托与温达思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637页。
[3]戴维·M.肯尼迪，《免于恐惧的自由：大萧条和战争中的美国人民，1929——194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4]史蒂夫·弗莱泽、加里·格尔斯托主编，《新政秩序的兴起与衰落：1930——1980》（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关于罗斯福新政对于美国行政分支后续发展的影响，参见西奥多·洛威，《自由主义的终结：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二共和》（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79年版）。
[5]转引自戴维·M.肯尼迪，《免于恐惧的自由：大萧条和战争中的美国人民，1929——1945》，第280页。参见以赛亚·伯林，《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
[6]以赛亚·伯林，《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第629——630页。
[7]斯特兹·特克尔，《艰难时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口述史》（纽约：新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8]苏珊·B.卡特尔等主编，《美国历史统计大全：从最初到现今（千禧年版）》（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Ba475系列。失业人口占所有平民劳动力的百分比，1929年为2.9%，1942年为3.1%，而1943年为1.8%。
[9]克里斯蒂娜·D.罗默，《什么终结了大萧条？》，载《经济史期刊》，第52卷第4期（1992年出版），第757页。
[10]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伦敦：1919年版），第213页。
[11]关于凯恩斯对战争赔款的批判，见尼尔·弗格森，《战争的悲悯：诠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纽约：基本书局，1999年版），第395——432页。（本书中文版书名为《战争的悲悯》，由中信出版社于2013年翻译引进。——译注）
[12]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第8页。
[13]克里斯托弗·布拉特曼、迈克尔·A.克莱门斯、杰弗里·G.威廉姆森，《关税保护了谁，以及为什么？1870——1938年间的世界关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会议论文（2002年版），第30页。
[14]埃里克·劳赫威，《诸国中的蒙福者：世界如何造就了美国》（纽约：希尔与王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56页。
[15]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第7页。
[16]同上书，第211页。
[17]爱德华·霍列特·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第2版（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2年版），第234页。（本书中文版书名为《20年危机》，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于2005年翻译引进。——译注）
[18]移民法案，大英帝国法典（乔治五世登基第九至第十年），第25章，第7页，第13条，参见互联网资源：www.canadiana.org/ECO/ItemRecord/9-08048（于2007年2月27日访问）。
[19]埃里克·劳赫威，《诸国中的蒙福者：世界如何造就了美国》，第157页。
[20]巴里·埃森格林，《重新审视大崩溃的起源及性质》，载《经济史评论》第45卷第2期（1992年出版），第223页。
[21]乔治·苏勒，《繁荣年代：从战争到萧条，1917——1929》（纽约：莱因哈特出版社，1947年版），第220页。
[22]玛莎·L.奥尔尼，《先购买后付款：1920年代的广告、信贷和耐用消费品》（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23]同上书，第40页。
[24]彼得·费伦，《战争、繁荣和萧条：1917——1945年间的美国经济》（牛津：菲利普·艾伦出版社，1987年版），第55——56页。
[25]乔治·苏勒，《繁荣年代：从战争到萧条，1917——1929》，第164页。
[26]约翰·贝尔·瑞，《美国汽车生产商》（费城：齐尔顿出版公司，1959年版），第107——109页；约翰·贝尔·瑞，《美国汽车产业》（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61、88页。
[27]玛莎·L.奥尔尼，《先购买后付款：1920年代的广告、信贷和耐用消费品》，第182页。
[28]罗兰·马钱特，《推销美国梦想：为现代性铺路，1920——1940》（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玛莎·L.奥尔尼，《先购买后付款：1920年代的广告、信贷和耐用消费品》，第127页。
[29]玛莎·L.奥尔尼，《先购买后付款：1920年代的广告、信贷和耐用消费品》，第115页。
[30]罗兰·马钱特，《推销美国梦想：为现代性铺路，1920——1940》，第160页。
[31]彼得·费伦，《大崩溃的起源及性质：1929——1932》（新泽西州阿特兰蒂克海兰茨：人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32]约翰·布鲁克斯，《曾经极乐盛境：华尔街的真实悲喜剧，1920——1938》（纽约：威利投资经典，1999年版），第58——59页。（本书中文版书名为《戈尔康达往事：1920——1938年华尔街的真实故事》，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翻译引进。——译注）
[33]《市场评论》，载1928年3月21日《华尔街日报》，第22版。
[34]《宽街八卦》，载1928年1月13日《华尔街日报》，第2版。
[35]《联邦储备公报》，第14卷第6期（1928年6月出版），第373页。
[36]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大股灾：1929》（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38页。（本书中文版书名为《1929年大崩盘》，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翻译引进。——译注）
[37]联合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资本运动》（纽约：阿诺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表1。
[38]伯纳德·M.巴鲁克，《巴鲁克自传》，2卷本（纽约：霍尔特出版公司，1957——1960年出版），第2卷，第218页。（本书中文版书名为《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巴鲁克自传》，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2年翻译引进。——译注）
[39]理查德·J.惠伦，《奠基之父：约瑟夫·P.肯尼迪的故事》（纽约：新美利坚丛书公司，1964年版），第104页。
[40]约翰·布鲁克斯，《曾经极乐盛境：华尔街的真实悲喜剧，1920——1938》，第110页。
[41]同上书，第117页。
[42]《洛克菲勒出手，焦虑情绪缓解》，载1929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第1版。
[43]约翰·布鲁克斯，《曾经极乐盛境：华尔街的真实悲喜剧，1920——1938》，第119页。
[44]约瑟夫·A.熊彼特，《商业周期：对资本主义进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的分析》（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1939年版），第2卷，第911页。
[45]克里斯蒂娜·D.罗默，《大股灾与大萧条的开端》，载《经济学季刊》第105卷第3期（1990年出版），第606页。
[46]彼得·费伦，《战争、繁荣和萧条：1917——1945年间的美国经济》，第34页。
[47]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为救世主的经济学家，1920——1937》，《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第2卷（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91页。
[48]赫伯特·胡佛，《自传》，3卷本（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51年版），第3卷，第2页。
[49]理查德·J.惠伦，《奠基之父：约瑟夫·P.肯尼迪的故事》，第113页。
[50]《瓦格纳让民主党扮演改革角色》，载1931年5月15日《纽约时报》，第2版。
[51]约翰·M.巴里，《涨潮：1927年密西西比河大洪水及其如何改变了美国》（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