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16]
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罗斯福也没有对最高法院和新政公开发表任何实质性的评论。甚至当1936年1月最高法院裁定农业调整管理局违宪，并在此后否决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后，罗斯福也没有过多发表评论。他的对手们却开始大张旗鼓地发表见解。自由联盟的成员们将大法官吹捧为美国道路的捍卫者。罗斯福的政敌开始宣称，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关键就在于最高法院。来自佐治亚州的保守派民主党人尤金·塔尔梅奇问美国选民，他们是否希望“由一帮共产主义者……去任命新人”接替年迈的大法官们。共和党人则说，当罗斯福发表“马拉小车”评论的时候，他已经逾越了美国文明的传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堪萨斯州州长阿尔夫·兰登则声称，罗斯福已经“垮掉了”[247]。密歇根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假惺惺地字斟句酌道：“我不认为总统有任何效仿墨索里尼、希特勒或者斯大林的念头，但我从他嘴里听到的发言却和那些人所说的东西并无二致。”[248]
虽然罗斯福所言甚少，他的行政团队以及他在国会中的同盟却并未停歇。他们通过了《瓦格纳法》，重新确立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工业复兴法》中所规定的关于劳动者组织工会的权利。鉴于沥青煤炭行业跨州运作的实际情况，国会还通过了《古费煤炭法》，专门为该行业创建了一个微缩版的全国复兴总署。[249]
最高法院则紧追新政制定者的脚步，于1936年5月宣布《古费煤炭法》无效。而在此前后大约一年的时间中，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与新政对立的判决。时任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的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愤怒地写道：“这些判决书似乎无视所有的历史与先例，毫无理智可言。”[250]并不只有哈佛教授们才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感到震惊。总统本人就收到了来自选民的大量抱怨，其中一位得克萨斯居民写道：“我跟您说，富人们总是跑到最高法院去攻击咱们自己的法律。”[251]
最终，最高法院越过联邦议员给各州设置了一个路障。在“莫尔黑德诉纽约州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各州不能为女工设定最低工资。罗斯福委婉地评论道：“现在看来一切都已明了……联邦和各州政府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的‘治外之地’又被更加清晰地界定了出来。在这片治外之地上，州政府无法有所作为，而联邦政府也无法有所作为。”[252]一些共和党人意识到，上述裁决之后，他们再也无法通过为最高法院辩护来赢得选票了。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说：“我告诉我的共和党朋友们，如果你对这个裁决抱有或表现出任何认同情绪……就意味着民主党将额外赢得一百万张选票。”赫伯特·胡佛说：“应该采取行动把各州认为自己已经掌握的权力交还给它们。”[253]
然而，共和党人这时已经如此彻底地与最高法院站在一起反对罗斯福，改弦更张并非易事。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胡佛坚称“美国应为拥有宪法和最高法院而感谢全能的上帝”，并因此赢得了长达两分钟的掌声。[254]在《纽约时报》上，阿瑟·克罗克写道：“最高法院知道自己将接受审判。”[255]若果真如此，那么最高法院也是自作自受，而共和党人更是主动将自己送上了被告席。相反，罗斯福对司法进程几乎完全保持沉默，与之无甚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1936年总统大选不仅是对新政这个具体政策项目成功与否的全民公决，更是对最高法院的全民公决，也是对是否允许政府代表劳工阶级与贫困大众行使权力的全民公决。当罗斯福的对手们站在最高法院的立场上反对新政时，他却以新政作为应对大萧条的手段。1936年10月31日，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说道：“今晚，我在这里点名。这本荣誉册上列出了诸多在1932年大选中支持我们、如今仍然与我们同在的公民们。荣誉册上所记载的姓名，属于成百上千万从未能够被机遇垂青的人们，包括领取微薄薪水的男人、在血汗工厂中谋生的女人，以及在织布机旁劳作的孩子。”罗斯福还指出：
在人民面前，和平的宿敌已布好阵仗，其中包括商业与金融垄断者、投机分子、无良银行、阶级对立、本位主义者、战争的暴利。他们早已把美国政府当作纯粹谋取私利的工具……他们视我为眼中钉，同仇敌忾，而我无畏无惧。我想说，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那些人对私欲的追逐与对权力的贪婪遇到了旗鼓相当的对手，遭到了强劲的压制。在我的第二个任期内，我将彻底征服这些恶势力。[256]
选民们对此表示赞同。除缅因州和佛蒙特州外，其余各州都投票支持罗斯福。自1820年詹姆斯·门罗在几乎未遭反对的情况下当选总统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在选举团中获得如此之大的绝对优势。罗斯福还赢得了比其他任何候选人都多的直接选票（得票率高达60%以上），成为自1824年有记录以来最受欢迎的总统竞选人。[257]不仅如此，他还史无前例地获得了大多数美国黑人和犹太选民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工人阶级深信罗斯福会站在他们这边，响应罗斯福号召前往投票站的工人选民人数，创造了历史纪录。民意调查显示，中产阶级选民比富裕阶级选民更可能投票支持罗斯福，而工人阶级选民又比中产阶级选民更可能投票支持罗斯福。即使在工人阶级内部，这种趋势依然显而易见：相对于劳动技能更高的工人，技能水平更低的工人更有可能支持总统。美国人民对他们总统的立场有着清醒的认识。就像一封给罗斯福的信中所写的，“你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位帮助工人阶级的总统”[258]。同时，美国境内那些曾经试图挑战罗斯福、反对他成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领袖的声音也沉寂了下来。休伊·朗在一年前被谋杀。查尔斯·库格林神父——那位擅长利用广播的牧师——所领导的第三党以失败告终，不仅因政治观点受到天主教会斥责，而且由于他日益增长的反犹太倾向而失去了听众。甚至连美国共产党都避免批评罗斯福。[259]
罗斯福在全国范围内所赢得的多数优势令人惊叹，这一优势持续了约30年时间；但是，早在罗斯福赢得民心、大获全胜之时，导致其支持者阵营分崩离析的裂痕就已显露出了端倪。罗斯福支持者所组成的这个共同体，其政治纲领的原则是利用联邦政府来帮助工人阶级、少数族裔和美国黑人。这样一个共同体的支持者，几乎全部来自美国的城市。在总统选举中，这样的共同体或许很容易获胜，因为人口稠密的州拥有更多选票，而这些选票又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选民手中。然而，美国国会的结构，特别是参议院的结构，却会抵制这种依赖特定阶级和城市选民的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18世纪制宪者们的初衷所在。随着总统日益直白地宣称自己是这个国家受压迫者的卫士，农村地区、由小城镇构成的地区，以及那些在种族主义政治道路上一意孤行的南方白人地区，对罗斯福政府的敌意也与日俱增。罗斯福凭借对新政更加明确的定位成功连任美国总统，但他也暴露出了新政和民主党之间所存在的差别。[260]
在第二个任期的头一年里，罗斯福以一种他本不会选择的方式澄清新政与民主党之间的这种差别，也因此遭遇了他的第一个政治滑铁卢。1936年，尽管罗斯福本人对最高法院的所作所为保持了沉默，司法改革的倡导者们却时常就变换最高法院的人员构成发表看法。他们援引美国内战结束后重建时期的情况作为先例：当时，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剥夺了最高法院对一些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并调整了大法官的数量。罗斯福总统的一名顾问发现，大法官詹姆斯·麦克雷诺兹在最高法院里是新政的仇敌，而此人于1913年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命为司法部长时，曾提议对联邦司法制度进行改革，要求如果在任大法官年满70周岁还不退休，那么联邦政府就有权任命一位新的大法官。如今，最高法院里最反对新政的四位大法官都已年过七旬，而且整个最高法院中也没有一位年龄小于60岁的大法官。罗斯福决定依照麦克雷诺兹之前的提议增加大法官的数量，他的反对者们则公开指责该举措是往最高法院“塞人”，而他的支持者们私下里也这么说。[261]
远在罗斯福总统决定实施“塞人”计划之前，最高法院就已对此做出了明显的反应。1936年12月，在大选结束之后、就职典礼之前，大法官欧文·罗伯茨一改此前对新政的反对态度，不再附和其他四位反对新政的大法官。在一个关于新政政策的案子中，他的倒戈让最高法院中支持新政的一方占了多数。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这意味着最高法院对新政的态度不言而喻地转向了。直到1937年3月，最高法院才宣布了其对“西海岸酒店公司诉帕里什案”的审判意见，但在这份意见中，大法官们的说法却与他们此前在“莫尔黑德诉纽约州案”中的说法相反——这次，最高法院判定各州有权立法对最低工资做出规定。[262]不久，他们裁定《瓦格纳法》和《社会保障法》合宪，而在此之后，他们似乎对新政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加友善的态度。
然而，罗斯福还是在推进他为最高法院换血的计划。支持者们宣称该计划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毕竟，共和党人在重建时期就曾往最高法院里“填塞”过人；西奥多·罗斯福在就任总统期间和卸任后也有类似的主张；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时，联邦法官中只有不到30%的民主党人，且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甚至没能任命一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而“莫尔黑德诉纽约州案”的裁决，更是对时代和传统的倒行逆施，几乎让所有人都惊愕不已。[263]然而，对于罗斯福的反对者而言，“填塞”最高法院的计划为他们抨击罗斯福的独裁野心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那个某些发达国家确实被独裁者控制的动荡时代，对罗斯福的这种担心特别具有影响力。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报告，否决了总统的计划，认为“放弃宪法原则是不必要的、徒劳的、极端危险的”，而该计划让他们想起了其他国家政治体系此前所遭受的不幸。报告的十位署名者中，有七位是民主党人。正如一位记者所写的，该报告看起来像是民主党保守派的“决裂书”[264]。
随着夏意渐深，最高法院表现得更加愿意和解，罗斯福向最高法院“塞人”的《司法重组议案》看起来越来越没有必要。最终，该议案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走向失败。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约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