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基督教神学 [9]
基督教伦理——责任
欲为上帝之所欲者，必当背负责任。以基督教关于耶稣一生的经典诠释视之，耶稣在上帝面前替众人背负了全部责任，直至最终被钉死于十字架。这在后来成为“为他人，为上帝”的一种模式，是基督教爱的伦理的核心。
要尽到在上帝面前的责任，就少不了一整套的“生态系统”。这样的生态系统要想生机勃勃、一派繁荣，那么诸如上面提及的敬神信众、对上帝的信仰、祈祷、塑造生命的欲望等生态龛就不可或缺。这是普遍的认识。对于此生态系统中许多其他的生态龛，基督教神学也进行了探究。比如德行的问题——七种传统的德行是：信心、希望、爱、谨慎、正义、勇气和自制。上述七种德行及其他相关德行都各自衍生出了一套神学文献。而每种恶行也是如此——传统的“七宗罪”包括：傲慢、暴怒、嫉妒、贪婪、懒惰、色欲、暴食。
要对负责任的行为作神学方面的探究，基本途径（对有些人而言则是唯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思考《圣经》。上帝有何旨意？基督教徒要将《旧约》中的所有律法都施诸己身吗？若不然，则于他们而言，《旧约》律法之权威性何在？犹太教千百年来对此律法的诠释和实践于基督教徒而言有何教益？如何对待《旧约》中给出的行为规范？是否应视之为律法？如若不然，则其地位究竟如何？诸如“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7）之类的段落是否应被赋予特别的权威？言及奴隶或妇女从属地位之类的段落对于差别悬殊的不同文化而言，能否当做无谓之说？对于林林总总的各类话题，诸如结婚与离婚、法律制度的标准、对贫穷者应有的公道、金钱、工作、纳税、战争、维护和平、敌意、好的政府、言辞的运用、同情、同性恋、善意等等，《圣经》给我们以何种教益？一旦我们发现《圣经》教益所指在乎最初的时势，那么，时移世易，我们如今又该对其作何种诠释？《圣经》又将怎样与那些无法在《圣经》中类比取譬的情形以及伦理方面的两难之境（现代医学中不乏其例）发生关联？类似的部分重大议题将在第八章文本阐释中加以讨论。
对于多数基督教徒而言（在实践中，乃至有时在理论当中），《圣经》诠释必须佐之以对以往基督教徒之所教以及从今世教会之所学的审视方能完整。伦理教义也有可能体现对其他许多源头的密切关注，比如上述各哲学流派，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文学研究等学科资源，或者其他宗教的智慧。利用这些源头形成伦理智慧和决策的各种途径，争议连连。
而对于那些身处不同境地、时时需要负责任地作出判断、决策和行动的人而言，基督教神学伦理有助于个人和群体形成其智、其心、其志。这类人的伦理和政治生活会多角度地得以阐明，与对基督教信仰敬而远之甚或充满敌意的人也可能有交会联合之处。不过，对于基督教徒而言（对于怀有其他伦理主张的人也一样），这样的联合究竟能走多远始终是个问题。比如，在离婚、同性恋结婚、媒体或道德教育的标准等问题上，为了家庭生活和和美美所进行的联合何时竟成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妥协？当自由被滥用，被用来操纵或腐化那些脆弱的人时，“宽容”应该走多远？
在基督教内部，不同的教会（以及教会中的不同群体）代表了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并且在所有层面上都存在激烈的讨论。这些讨论如以神学的视角观之，有三个基本方面耐人寻味，值得指出。
首先，尽管辨识上帝之法很少在各种讨论中扮演鲜明的角色，但如何理解上帝的特征或“属性”实际上却非常重要。上帝的审判和正义如何与上帝的宽恕和悲悯相联系？说上帝耐心而仁慈，同时又一以贯之、责人甚切，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一切力量皆归上帝，解救也来自上帝，则人类在某种特定境况中的责任又意味着什么？
其次，认识某种特定的伦理取向如何与三位一体上帝相关联，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些观点似乎醉心于这样的观念，即造物主上帝与天地万物无不关联，在伦理和宗教生活中（正如以其他方式）与各色人等无不关联。这一点使得此类观点更具协同性，对于交会联合也更开放。其他观点以道成肉身的耶稣为核心，这个耶稣给出了独特的训导、作出了独特的榜样——与通行的精神气质往往大异其趣。更为根本的是，他将代人受死的极端责任一肩挑起。十字架于是乎巍然屹立，与一切妥协相峙，也挑战着不以自我牺牲之爱为基础的任何伦理。还有些观点，其核心更多地放在了复活和圣灵的赐予之上。上帝给出了满足极端的神圣要求所必需的所有洞察力、天赋、恩典以及精力、欢乐和新的社群。此处强调的是通过圣灵来转化群体及个人所具有的优先重要性——伦理是圣灵中生活的充盈满溢之流。《新约》中如此众多的信札都围绕“因此……”这一句式，这种观点由此而得到说明。第一部分说的是耶稣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事和圣灵的赐予，以及圣灵或者上帝的恩典所成就的伦理的溢流：所以你具备依此行事的资源（如《罗马书》，12：1；《以弗所书》，4：1）。理想的观点自然是将三位一体的三方面合而为一。许多基督教伦理的观点都试图做到这一点，但往往都禁不住只去强调某一点或者两点，当此情形，神学的重任就在于努力在任何单一的伦理或政治问题中让三者各得其所。
第三个基本方面是，自己作出的判断、决定和行动都要个人承担责任，这不可避免。上面说到过人的自由与神的自由并非相争的关系，与此相一致，可以想见越是与上帝关联密切，各境况下的自由责任就越是强烈。既然远不能简单地把某种规则运用于各种场合，对上帝保持警醒或许就意味着，人们在冒一次险继而承担后果时必须尽可能地头脑清醒、有所担当。20世纪神学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朋霍费尔（1906——1945）。关于伦理，他著述颇丰，深知《圣经》、规则与原则的重要性，也知道上述关乎上帝伦理的一切内容的重要性。但是，通过这一切，他所宣扬的是一种责任伦理。1943年，他参与了反对希特勒的一桩密谋，这不仅使他后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标志着他已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先前那个和平主义者，不再秉持非暴力的立场。那年，他在写作中发问：在这样一个洪流涌动的时代，“谁能不动如山？”他作答的着眼点是：“一个人内在的解放，在上帝面前过一种负责任的生活。”（朋霍费尔，《狱中书简》，9）这个回答超越了任何具体的伦理指导或体系，它暗示着神学伦理中上帝的概念之外另一个紧迫的基本问题：人类的概念。最后一节将简要展开这个问题，其实以上各节对此均已有所暗示。
图3 囚禁中等待审判的朋霍费尔，柏林-泰格尔，1944年夏
上帝面前的人
在一次又一次的伦理及政治讨论中，意见所以相左，归根结底总是因为人性概念的不同。这倒不是说在人何以成其为人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人之间就不会有联合或是交会；而是说，交往越是深入，越是广泛，应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能力就越发重要。本节将以围绕这一话题的种种问题收尾。
基督教所理解的人性的主要真理是，人性与上帝相关联，因此上帝的概念是人性这个观念的核心。认识这一点的经典方式，是由《创世记》中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这一描述启发而来的（《创世记》，1：27）。争论不休的是，究竟形象是如何明确的——依据智力？自由？自我交流？爱？创造性？自主权？关联性？两性关系？外形特征？抑或是某种综合，与上帝三位一体的本质相应？基督教至关重要的标准一直是耶稣基督的位格，但是这一条同样衍生出了大量的讨论——那又是什么样的人性呢？初世纪一位犹太木匠的儿子会以怎样的方式为他人垂范呢？他男性的这一性别中是否也该包括女性的性别？如何从进化论和遗传学的角度来理解耶稣？历史上对耶稣的见证具有怎样的地位？
由人神关系产生的这些典型问题已经开始引发许许多多的议题，而神学人类学（讨论人类本质的次级学科）则被这些议题引入一种对话——与对人性有所认识的各种人文和自然科学、与哲学体系、与拥有自己的人性观念的其他所有世界观和宗教之间的对话。于是，问题继续扩展。为什么处于诸学科之上的某种东西具备界定人性的权威？另一方面，诸学科能否在不促进规范、价值与伦理的情况下，去做描述、分析和解释之外的事？人性究竟有没有共同之处？伦理多元主义是否会引导我们陷入伦理相对主义，从而使人对任何共同的伦理现实的存在断了念想？如果是这样，为何不把某个种族或民族或阶级看成比其他人更近乎完全意义上的人，更值得被尊重、被保存？或者是认为男人高女人一等，又或者相反？重度残障人士地位又当如何——还有理由给予他们人力物力上的照顾吗？受精卵的人性又是怎么样的？或者是一位凭借生命辅助机，处于“持久性植物人状态”的人，他的人性又该如何看待呢？神学伦理就是在苦心孤诣地寻求此类及其他问题的答案，总是在运用在上帝面前生活、思考、讨论和崇拜的长期传统当中的智慧（以及对愚蠢的坦承）。
第五章 面对邪恶
对于上两章所着重讨论的那位上帝来说，邪恶堪称最为关键的问题。对于千百年来无数的人而言，邪恶在崇信及信仰上帝方面都是行与思的最大障碍。面对如此众多的痛苦、腐化和邪恶，一位创造并维持着这个世界的慈爱的上帝仍义无反顾地为了一切受造者在世界历史中保持着积极的态度，这在道德上不仅让人难以置信，甚至让人觉得荒谬。
有邪恶问题的不单是上帝的信仰者：这是任何哲学体系或世界观的基本议题。针对邪恶的“应对之策”，如果摒除善尽职守的上帝，则又会面临其他问题。比如，如果那种解决方案只是将邪恶视做没有上帝的宇宙中凌乱不堪、随机演进的自然结果，那么随之而来的，既有能怎么应对或者该怎么应对这种结果的疑问，也有整个过程的无意义性所引发的问题。毫无漏洞的应对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