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基督教神学 [10]
个人邪恶、结构性邪恶、自然邪恶
生活中的大多数领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邪恶的问题。名曰“道德邪恶”或“人的邪恶”或“罪恶”的东西触及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人们罔顾正义、心怀恶意、残酷无情，会作出撒谎、欺骗、谋杀、背叛等种种恶行。随便哪种关系和活动都可能被扭曲或腐化。自然世界会遭受污染、破坏甚或毁灭。邪恶可以深藏于友谊、婚姻、家庭生活的最深处，其影响可以年复一年不断积累。它根本不必显而易见：它自可深藏不露，令人难以捉摸。
人类邪恶所引发的一些最顽固的困境，总是时不时地在法庭上演。当然，某个社会认为不合乎道德准则的事情并非全都是违法的（很多情况下撒谎、恶意、残酷、背叛都算不得有悖法律），所有的法律也并不都关乎道德上的是非对错（许多交通或商业立法即属此类），但是我们日复一日地听到一些法律案件，其中，如何理解邪恶这一经典议题被时时提起。总而言之，这其中还是有自由和责任的问题。被告真的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吗？是否存在一些因素，如精神疾患、遭受恐吓或不良抚养及虐待的经历，能支持减责的请求？或者是否应该有“有罪但有精神疾患”这样的判决？
这类问题成了我们文明中一些最强大的势力争相角逐的战场。现代西方在自由和责任的问题上已经发生了深层次的分裂。一方面，它捍卫了各种形式的人类自由——人权、性自由、政治自由、诸多领域的自由选择权。另一方面，许多极为睿智的西方社会成员相信人根本就是不自由的，他们不遗余力地想要表明，我们只不过是基因、无意识的驱动力、教育、经济压力或者其他形式的调适的产物。换句话说，一些人肯定人的自由、尊严、权利、理性和责任，另外一些人依据自然和人文学科提出了各种各样关于人性的“还原论”解释，二者之间关系紧张，存在冲突。
这些分歧深深植根于神学。在法律上应承担责任的负责任的个体这一概念，本身是因为基督教和罗马帝国法律的融合而形成的。奥古斯丁影响尤大，上述紧张关系在其有关自由的思想中可得一见。一方面，他不想让上帝为邪恶负责，因此按他所说，人类的罪恶（以及由此罪恶引出的其他邪恶）是因为人类的自由在亚当身上就走了样，其根据是他对《创世记》第三章人的堕落那则圣经故事的解读。另一方面，他认识到，人类的动力已经极端败坏，而作为人类一分子的这种影响无所不在，因此对于罪恶与邪恶我们无计可避。通过这一切，他想说明上帝掌控万事万物，而人们只能借着上帝的恩典从善。这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人类是如何自由的？其自由又如何与上帝的自由相联系？显然，回答这类问题的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对罪恶的理解方式，以及法律体系和其他制度对责任和义务等问题的处理。
但是如果法律体系本身就是腐化的，又当如何？如果所制定的法律非人地对待数量庞大的人，如纳粹反犹太人及其他人的法律，该怎么办？如果妇女、黑人或者同性恋者在法律或整个体系运行的过程中遭受歧视，又该怎么办？这又是何种类型的邪恶？社会科学对社会和机构的描述有一个特色，即它会表明每种社会或机构如何各有其自身的“文化”，体现着一定的观念、价值、规范以及对现实性质的判断。这些往往都没有明示——实际的情形通常是，其中最基本的那些东西被视为原本就该如此。自然科学家通常不会明确说明其全球网络中极为强硬的伦理规范——实际上他们往往不把自己作为道德群体的一部分去反思。各政治党派通常不会就人类生活何以值得重视这个问题去争辩，律师们同样也不会去问，以法律为依据来解决各种争端是否合宜。不过，就事关整个社会或机构的架构这样的事情，还是可以提出一些根本性问题。再者，邪恶也可以以这类架构运行的方式得以识别。资本主义的动因会不会如此地扭曲和破坏人类的福祉，以至于整个经济体系都应被彻底改变？不甚完美的伦理和政治责任要不要体现在科学界正常的运作方式之中，以便其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大量生态破坏和现代战争造成的死亡与苦难承担罪责？宗教团体难道就是败坏人类生活的罪魁祸首，引人陷入有可能毁灭世界的狂热和敌意？
用神学的话来讲，我们就这样开启了“结构性罪恶”的领域。种种结构的动因妨碍着人类的繁荣，而人们发现自己正是那些结构的一部分。个人无法为由之而来的罪恶直接负责，但却以复杂的方式被牵连其中。尤其在现代，人类已经集体性地对无人能够控制的种种一发不可收拾的力量负有责任：政治体制和革命、军事集团和战争、股票市场和破产、势不可当的技术、难以预料也无法阻止的塑造各种文化的信息体系和媒体。但是，该让谁去负此责任呢？责难“体制”又有什么意义？其实责难一说本就不妥，可是，要我们在论及那些由人类创造的、既能产生如此的善又能产生如此的恶的事物时放弃使用道德语言，我们自然心不甘情不愿。有时用到的神学语言的一种形式是谈论恶魔或“权天使和能天使”的语言。这用到了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用以指代超越人类个体的邪恶的术语，它能支配每一个个体和整个群体或国家，并且似乎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对人类的控制和理性毫不理会。但是，考虑到上帝对这个世界负责，同时正是在这个世界中这些可怕的动因横加滋长，难道不应该认为上帝要对这一切的邪恶负责吗？
除了自人类意愿以及人为设计的体系和结构而生的邪恶之外，还存在有时被称为“自然邪恶”的东西，意指疾病、自然灾害及其他有害力量造成的病痛、苦难和死亡。是上帝创造世界时有意让此类事情发生的吗？面对种种邪恶，我们还能否想象出任何形式的上帝与世界的互动，在这个世界中一位既仁慈又强大的上帝既是造物主又是维护者？
对上帝的责难或许会与日俱增，但种种指责无外乎抗议的呐喊，想使上帝背负终极责任，为一个有着骇人邪恶的世界负责。
最佳的神正论？
神正论（由神和正义两个希腊语词得来）就是指那些为了应对上述责难，试图给上帝以公正评判的神学或哲学体系。有些神学家对这种讨论概不参与，他们认为让人来评判神实属不当。但是，事实并不一定就是如此。这同样也可以是质问上帝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从痛苦和明显的矛盾中产生，对这些痛苦和矛盾坐视不理是不负责任的。
然而，倘若这样做合乎情理，甚至不可避免，它也难以令人满意地实现神正论。我将尽我所能，提出一套最佳的神正论来，然后就其难以充分回答的问题来对其进行探究。
仁慈有加、无所不能的上帝怎么也不能容许邪恶，不管是个人的、结构性的，还是自然的——在应对此种责难方面，若干神正论的思想方法都大有可为。一是就假想的上帝的概念提问。想象一下，有那么一位神明，他创造了一个有着真正自由的世界，却不愿去操纵这种自由，使之永远为善。任何这样的操纵恐怕都意味着整个世界不过是一台由上帝开动的机器，人类也只是机器人——情况可不就是这样吗？如果这一点得到承认，某些类型的干预就被排除，各种事物就必定有可能出错。当自由被误用，上帝或许会提供一些善后之方，提供忍耐、反抗、调停、原谅、和解之法。上帝甚至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承受邪恶的后果，不管对受害者还是作恶者，他都完全设身处地并以此种方式对邪恶负责。其他人也可以受引领，进入这种责任；一种生活方式开启了，它既能现实地面对至恶，也能分享一种新的生活品质。这显然是三位一体说的神正论，它假设有那么一位上帝，这位上帝创造了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并为这个世界负起责任，直到在它的苦难、邪恶和死亡中与之难舍难分，而上帝的圣灵使得芸芸众生在信仰、希望和爱中生息于这个世界，不任由邪恶去作最后决定。
这种观点的另一个方面是试图从对上帝的信仰中审视邪恶的方方面面。尽管目前看来它还不可思议，但可以想象，即便是在骇人的邪恶当中，人们也会相信上帝将携善而至。同样可能的是，从这种情势的目的来看，许多看似恐怖或悲惨的方面多少都有其合理之处。我们熟知，在其他的很多情境下，随着对事实的进一步了解，我们对善与恶的判断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初看似折磨虐待，实际为治病救人。看到一切邪恶竟因此而获得正当性，这固然令人无法容忍，但也可以看到，某类邪恶开启了善（譬如同情）的可能，很难想象这种可能能以其他方式开启。归根结底，神正论的问题是上帝到底该不该创造天地万物的问题，有观点认为这根本就无法回答：要么你相信上帝知道伴随天地万物的创造会带来哪些结果并作出了明智的判断，要么你声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对此问题可一览全貌。
图4 一位母亲手托自己死去的孩子。伊拉娜·盖伊的雕刻作品。献给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1974年
自然邪恶的许多方面都可被视为或许是某种美好事物不可避免的一面。生理上的痛苦有其至关重要的功能，以超越死亡的永恒生命这一角度观之，它和生理死亡都可能是另一番模样。种种意外和自然灾难同样可被视为随机性宇宙的一部分，而如果既想有可靠的自然秩序，又要有人类的自由，这样的一个宇宙就必不可少。
如此，我们看待邪恶就有了人类的立足点。说来奇怪，当我们身为旁观者而非受难者时，就与上帝的关联来说往往要糟糕得多。当然，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但例子却也不少——有人身遭巨大的邪恶，或是酷刑，或是背叛，或是身残的痛苦，或是蒙受耻辱，但他对上帝的信仰反倒因此而加深；相反，有人目睹前者的苦难，自身的信仰却因此而动摇或瓦解。即便经历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苦难，对上帝的信仰也并不是不可能，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许多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饱受折磨、失去生命的人都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我们被告诫不要自以为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上帝与身处其境的这些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责难上帝的许多观点都是旁观者的论断，他们自以为能看清各种情形下何者最为重要。而且即便哪个受难者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那也绝不一定就是他与上帝关系的最终定论。
短视、焦躁、误判、狭隘、猜疑，想想我们是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