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基督教神学 [4]
一、五两种极端类型也可被视为殊途同归，因为它们都具有一种倾向：按照既定体系（不管是不是基督教）看待一切事物，并阻碍跨界对话的可能。假如坚决奉行上述几种类型中的某一种，你很可能会觉得学术神学中极少有令人信服的东西。但如果对许多人类同胞觉得有意义的问题还有那么点兴趣的话，或许你愿意继续读下去。认为一和五两种类型都不足信的人还是不得不认真对待它们，这不仅是因为千百万人都处于这两个极端，还因为这两种类型对其他选择发出了持续的尖锐质疑。
处于学术神学核心的三大类型
在上述两个极端之间便是或可称为学术神学主流的几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认真对待外部体系，但同时也想探讨基督教神学中别具特色的部分。在诸多外部哲学和世界观当中，有些更适用于基督教信仰。为何不从中选出一种用来理解基督教，表明信仰如何有其合理性并且在今天依然合乎时宜呢？20世纪颇具影响的神学家和《圣经》研究学者鲁道夫·布尔特曼（1884——1976）发现，存在主义哲学中有一则描述跟《新约》中对人类存在的最深刻的分析是一致的。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不安全因素包围，被引诱着去选择各种形式的安全感，这些安全感限制了好的可能，使我们自闭于他人和上帝。但存在着一种可能，那就是相信上帝，摒弃找寻虚假的安全感的冲动，自由生活；因此尽管有生与死的焦虑，我们仍可以去爱、去信任、去希望。布尔特曼认为福音书能让我们生活在那种自由之中。这个好消息激励我们作出决定：相信耶稣基督之道便是上帝之道，并在此信仰中生活。我们不应寻找实证所给予的安全感（这类问题不可能会有实证），但是，通过确定信仰，我们将会发现自己从此面目一新，进入一种无此信仰便不可想象的生存状态。友谊和婚姻与此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没有长期的信任，你根本就不会知道什么才是美好的友谊和如意的婚姻。
因此，布尔特曼表明了福音书如何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发挥着作用。布尔特曼神学的另一方面是“去除神话色彩”。他指出，《新约》作者及后来的基督教徒都不可避免地以他们所处时代的世界观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他使用存在主义来辨别那些作者和基督教徒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这使他得以将他们一以贯之的信息与“虚构的”或他们世界观中特有的思想区分开来。
由此可见，布尔特曼所用策略的特征是，运用当代思想来重新阐释他所认为的福音书的核心而不计其余。这种策略其他人未尝没有用过，只不过他们采用的是与存在主义很不相同的哲学体系和行为事项。有时候，由于所采用的哲学体系或者行为事项喧宾夺主，这种策略就会偏向第一种类型，基督教也似乎沦为只是对它的例证。不过，布尔特曼不允许存在主义哲学像那样支配基督教信仰。福音书的核心是通过信任与自由改造人类生活。这在存在主义的体系中也是说得通的，但它带来的结果却与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如马丁·海德格尔或让-保罗·萨特的）大不相同。
如果不承认存在主义之类的哲学体系发挥着那种整合作用，这时，第三种类型就出现了。第三种类型恰好居于线段的中间，因为它拒绝承认任何一个体系能独当重任。所有的哲学体系和世界观都可能有助于基督教神学研究。因此，最佳方案就是，避免系统地将基督教与其他形式的理解相联系，相反，要建立它们之间的对话。此处的“相互关系”是关键概念，其目标就在于要将基督教信仰及实践所提出的问题与应对这些问题的其他方法相关联。只有身临其境地处于这些对话当中，你才能预知什么才是最能启迪人的东西。因此，存在主义或许有助于描述人类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其描述方式与福音书里信仰、希望和爱的讯息相互联系。但是，要想弄清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如何与现代的科学理解方式相互关联，存在主义或许就了无用处了；而要从社会科学和教会神学之间的交流中学习，存在主义或许也不相干。即便毋须成批引进，其他哲学体系或宗教思想或许也可以大有助益。
20世纪最著名的“关联神学”的倡导者要数保罗·蒂利希（1886——1965）。他在德国工作过（直到不得不逃离纳粹统治），也在美国工作过，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以及对文化、政治、历史的阐释，进行过广泛的神学对话。他首要关切的是将信仰与文化相互关联。实现这一点的主要做法是，揭示宗教符号如何应付有关生活和历史的意义这样的基本问题。他对“符号”的定义非常宽泛：不光是视觉图像，仪式、故事、圣徒甚至思想都可作为强有力的符号，只要我们能从中发现意义。比如，在面对危及我们生命的毁灭性力量时，一个关键的符号就是“造物主上帝”；“耶稣基督”这个符号，应对的是我们通过我们自身、他人以及我们的存在基础所经历的异化和疏离；而“上帝的王国”这个符号与历史的意义这个问题相互关联，催生了对历史的神学理解与其他理解之间的广泛对话。在谈及任何“中间道路”时，就蒂利希的批评来看，他未能保持微妙的平衡——他的批评认为，信仰不是以宗教压倒文化，就是以文化压倒信仰。
第四种类型试图避开这样的棘手情形，更看重基督教的自我描述。它并没有走向第五种类型的那种极端，但仍然坚信基督教之外的任何体系都不能主宰对基督教信仰主要内容的理解方式。这是“信仰寻求理解”，基本上相信经典基督教关于上帝和福音的信仰声明的主线，但也参与了广泛的对话。它认为第三种类型先天失衡：借以进行对话的中立立场是不存在的，因此必须得有一个基本的认同，对于基督教信仰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第四种类型承认了一种对信仰的基本认同，但也承认需要对信仰不断检验并将信仰与其他立场相联系。这种类型吸引人的地方部分在于，它认识到了基督教信仰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立场，也是千百年来遍及世界的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生活在这个群体当中，你无法违心地保持中立，但你还是会去追求真理，不管它来自何方，而第四种类型就是如此行事的一种途径。如果你不是基督教徒，你或许还是会珍视第四种类型，因为为了弄清到底该同意什么、反对什么，你会想要了解明智的基督教主流理解方式是什么样的。
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1886——1968）遵循的就是类似第四种类型的方法。部分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的冲击，后来又通过反对希特勒和纳粹，他对基督教由于与现代西方文化、政治和文明的联盟而遭受连累表现出了深深的关切。他批评了基督教教会为帝国、军队以及那些从基督教的视角看来问题重重的意识形态体系充当牧师的做法。他因此而面临的挑战是，要解释何为“基督教视角”。他撰写了六百万字的《教会教义学》来应对这个挑战，探求如何以耶稣基督的上帝为核心来理解现实。他讨论了教义的主要领域——上帝、创世、人类、罪、耶稣基督、拯救（称义、圣洁、使命）、圣灵、教会、伦理、上帝的王国。在对上述领域展开讨论的过程中，他与古往今来的各种立场、传统和思想家进行了数场讨论。但他要做的主要是表明“宜居”的基督教神学是什么样的，为那些与《圣经》和主流基督教传统相一致的主要教义提供一个丰富且经过检验的概念。
超越种种类型：卡尔·拉纳
任何思想复杂的思想家都不可能会被准确地归入某一个类型，但在描绘所涉领域的图景方面，类型的划分还是有帮助的。粗线条地了解了上述五种类型之后，接下来就该辨识它们如何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了。我将以对20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卡尔·拉纳（1904——1984）的简要描述来结束本节。拉纳是一个耶稣会会士，深受一战后欧洲罗马天主教学术狂热氛围的熏陶。在为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这个堪称20世纪基督教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铺平道路方面，他起到了领路人的作用，此后他又对大会的审议工作作出了颇有影响的贡献。在20世纪的天主教神学家当中，他的著述读者最多。
拉纳自己的思想体系有赖于他对基督教传统——尤其是对经卷、奥古斯丁的著述、早期教会的希腊神学家们的著述、托马斯·阿奎那的著述、创建了自己的耶稣会制度的罗耀拉的圣依纳爵（1495——1556）的著述，以及天主教的礼拜传统和属灵传统——的涵泳工夫，还有他富有冒险精神的对现代思想，尤其是哲学的钻研。有人试图从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出发，来重新思考阿奎那的哲学和神学观念，这对拉纳影响尤甚。拉纳的研究也借助了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要对他的神学结论进行归类，非常困难。或许对这种做法最好的描述就是它兼具二、三、四这三种类型的特点。与第二种类型相一致，他创立了将哲学体系纳入神学的“先验神学”。与第三种类型相一致，他进行了无数的对话，试图将基督教信仰和实践与林林总总的其他理解方式和实践相关联。他从未就神学写过什么鸿篇巨制，倒是对论文这种形式情有独钟。这意味着要使他的思想自成体系非常困难：在他二十多卷的《神学研究》中，他的意外发现有如泉水，不断涌出，表明他的先验哲学和神学并未显示出他思想的全貌。不过，就像第四种类型一样，他怀抱信仰，寻求理解，可以认为他首先是在为现代基督教徒提供一种宜居的主流神学与属灵特征。
结语
本章将学术意义上的神学定义为一门学科，应对的是意义、真理、美和实践等问题，以及基于宗教而提出、通过诸多学科来探究的实践行为。本章也展现了神学的机构形态和学术形态。
就机构而言，更适用于上一时期、运用“信仰声明式”神学和“中立的”宗教研究等范畴的那些方法，无法最好地描述这个领域。我于是提出了从目的和责任方面来对机构进行描述。有些机构更偏向于宗教群体，有些偏向于学科，但它们对神学和宗教研究都应是开放的。在该领域的“道德生态”中，针对学界和信仰群体的两种责任都需要以对社会上的其他群体以及国际社会的责任来补足，以求完整。各类机构均应在理论上认识到所有这三种责任，但其综合几种责任的方式则各不相同。上述描述是在评估数个国家该领域的“最佳实践”的基础之上作出的。
在思想方面，保守、自由、激进等标签无法最好地对该领域进行描述。如此，本书描绘了一幅别样的基督教神学地图，用以展示几种主要的选择。区分不同类型神学的主轴，在于将过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