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基督教神学 [18]
面对以上这些例子，以及其他一些声称文本开启了使生活更加美好的各种真理的例子，初学者该如何接近神学文本呢？
词语的同伴
我现在假定，如果你是位神学的初学者，那么你已经学会了用自己的母语进行阅读。要真是这样，好消息就是，许多基本原则只不过是弄清那些你凭借常识就已知道的东西。其中最基本的原则，正如尼古拉斯·拉施所言，文字通常是“从其同伴处”获得意义。（尼古拉斯·拉施，《三种途径，一种信仰》，12）对于许许多多的词语，下面一点显而易见：要是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提示，“he”或“to”或“of”到底是什么意思？
图9 希腊文《圣经》西奈山抄本（此为《约翰福音》篇首），安色尔体手稿，书于精制皮纸，一页四栏，或出于4世纪晚期的埃及。于1844至1859年发现于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
“on”一词有着不同的含义，就看它的同伴是法语还是英语。[8]“Creation”也有不同含义，就看它是用在神学当中还是用在某种新名号之下。通常，要获得一个有价值的意义单位，你至少得有个句子。可是，根据所处段落的意义，该句的意义可能会大相径庭，同样，段落在某一章的语境中如此，此章在某本书中也是如此。
在书这一层次上，如果你认为它是小说而不是自传或历史，你的理解也会大不相同。这就是所谓的“体裁”的问题，而在神学当中，比如关于《创世记》开篇几章是历史、是科学论断、是祈祷书、是神话、是传奇，还是其他什么，存在着很大争议。一本书也同样有其同伴——丛书中的一卷？对另外一本书的回应？或者是《圣经》的一部分？成为《圣经》，或曰“真经”的一部分，会使任何一本书的阅读方式受到影响。这在《雅歌》（或《所罗门之歌》）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雅歌》本是一首精妙绝伦的爱情诗，倘不是被犹太人及后来的基督教徒另作解读，读成是在表现上帝与其子民以及信众的心和灵魂之间的关系，这首诗永远不会被收入《圣经》。宗教经典这类同伴对于基督教徒所说的《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也至关重要——二者如何被用来阐释彼此？我们已经讨论过（在第六章）《新约》中有四种不同福音书这一事实对理解各福音书的影响。
因同伴各异，真经各书（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基督教徒，确定真经都是一个漫长的牵涉许多争辩的过程，而其中的各种议题仍不断被重新提起）自身在理解上也各不相同。它们在敬神活动中的角色多种多样——哪些文本与哪些特别的日子或仪式相关，或者《圣经》中上帝的哪些形象被吸收到赞美诗当中，这些都相当重要。各种解释传统逐渐产生，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其中最为持久的一条，是从文本中找出不同的“层次”和“意义”。比如，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这一节，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为出埃及这一历史性拯救事件；可以从象征意义上理解为其他拯救事件（对基督教徒而言，最重要的是通过耶稣得以拯救）；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在天堂或天国最终获得的拯救；也可以看成是道德意象，表示从罪恶到美德的转变。
强调具体书籍、训导或做法的新运动也兴起了，并以其所强调的东西阐释《圣经》中的所有其他内容。上一章曾提到，宗教改革聚焦于保罗“因信称义”的观点以及五旬节对圣灵作用的重视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样，重大事件也产生新的解读——关于犹太人的语句在纳粹大屠杀之后产生了新的回响。
正是这样，《圣经》阐释不断产生分支，没有尽头，而与诸如“creation”或“God”这类词语相交游的同伴也无穷无尽。努力确定词语在某个句子当中或书籍在某一时期当中的意义非常重要，但要对其更深层的意义进行限定则无法做到。哲学家保罗·利科称之为经典文本中的意义“过剩”或“冗余”，这些文本溢出了原有的语境，因此会有无尽的新阐释和新评注。经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被持续应用于新的形势当中，而其意义从不局限于最初撰写它们的语境。
对于初学者而言，评注是应对重要文本的基本工具。对于《圣经》中的篇章，好的评注会给读者介绍它的语境，讲述它的时代及阐释的悠久历史。用我的话来说，评注尽可能敏锐地勾画出了该篇章及其中词语的同伴。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引入了许多学科：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研究、与其他古代近东文献或希腊文献的比较、考古发现、历史研究等等。
这就需要有广博的学识，但基本观点是很清楚的：初学者研究带有出色评注的文本，就是在通过使词语、句子、段落、章节、书籍、体裁、语境、阐释传统以及神学理论产生有意义的关联，来学习发现意义的技巧。这些技巧在一生之中会日渐纯熟，要获得这些技巧，除了向已经具备这些技巧的人学习且勤加练习外，别无他途。可悲的是，有如此众多的评论都将文本的意义限制得很死：所谓文本意义的“冗余”甚至压根就没找到。这一点使评论和文本阐释背上了恶名。不过，披沙拣金，偶而你也能发现好的评论，这种评论针对文本可能涉及的内容，将良好的治学态度和充分的评价熔于一炉。它不仅研究文本的背景和内容，也研究文本受到的和产生的影响，因此，接触这样的评论自会产生新的意义。最难能可贵的是，它会认真对待作者对上帝的无比热爱，使上帝在文本中的介入成为打开文本意义的导向性、改造性的钥匙。追忆往昔，我当年阅读恩斯特·克泽曼关于《罗马书》的出色评论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欲罢不能的欣喜与挑战仍然历历在目。
必须以源语阅读文本吗？
我已经略过了一个对于初学者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你打算以源语来阅读《圣经》和其他资料吗？这个问题值得早早面对，因为学好一门语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足够的动力和决心。纵览世界各地神学和宗教研究的大学课程，可以看到某种动向，即这些课程不再要求每个学生都至少掌握一门经文语言，如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巴利语或梵语。不同语言对于其传统信仰的重要性各不相同。比如，对于穆斯林而言，不懂阿拉伯语却声称自己在教授《古兰经》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基督教徒当中，社群中懂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的人则寥寥无几，这样的情形在世界各地都曾长期存在，当今许多基督教牧师培训课程也不要求掌握上述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在许多大学课程中，已有的趋势是要求从事更高级别经文研究的人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的（经文）语言，但通常这只是针对拿到了第一学位以后的学生。
不过，毫无疑问，研究基督教的理想情形是学会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至少学会这两种——拉丁语和许多其他的非经文语言也是有用的），有些大学和教会也的确要求掌握一门语言，在有些情况下则要求两门都掌握。在讨论某种期望的现实性之前，应该先说说那样做能获得怎样的益处。我将通过引述自己与同事就保罗的《哥林多后书》进行写作的经历来表明自己的倾向。（弗朗西斯·扬与大卫·福特，《〈哥林多后书〉中的意义与真实》）
我们当初决心要将此书的方方面面都写一写——体裁、目的、与《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保罗使用的希伯来经卷的希腊文翻译）的关系、意义（不同论题下）、历史背景、社会语境、神学理论，以及真实程度。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处处都会碰到翻译方面的问题。这使我们开始合作，自己翻译，而在此过程中，关于书信的许多问题都因之变得明朗。翻译这一学科本身就是与文本的创造性交锋。努力用英语来表达我们理解的希腊文的意思，这是开启文本诸方面、评价文本阐释诸问题的一种丰富方式。那些问题是什么呢？
首先，希腊文中的某个词语所传达的意思往往与英语中词语的意思不同。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去玩味所有可能的译法，找出同一个希腊词在其他地方的用法，并且为了确定合适的英文词语去查看更多的语境。希腊文的结构和语法也同样有别于英文，对此，我们也待之以相似的方法。
其次，我们更加认识到了保罗所用语言当中的反响，这些反响似乎与语境和思维方式相关，而那些语境和思维方式在现代英语中并无明显对等的东西。他使用了他所在的年轻教会网络的“内群”语言，间接提到我们只能靠揣测才能理解的形势和争辩，并且他拥有自己的个人特征。
再次，与源文的近身搏斗也让我们更加看清，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如何受到了数代的翻译、阐释、应用和联系的影响。这一切都应该被倾听、被尊重，我们不会将其忘却，但它们也必须尽可能地接受对希腊源文的新理解所带来的考验和对抗。
在确定英文词语翻译的每个关节，对于当时予以排除的那些选项，我们再清楚不过。然而，至少我们仍然承载着关于那些选项的知识，并且我们关于文本的意义和真值的判断也会受到翻译之外的那些东西的影响。
基于这样一次经历，我的结论是，通晓希腊语的益处基本上是双重的。首先，对于上节所说的“由词的同伴获得词义”，它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例子。保罗所用的希腊词语，是以其他希腊词语乃至整个说着希腊语、写着希腊语的语言和文化世界为同伴的。其次，不同译法往往有冲突，各种阐释也时常有抵牾，在面对存在这种问题的悠久传统时，如不诉诸源文，则很难去重新接触那些翻译和阐释并相信自己的判断。
关于希伯来语也可以有相似的论点，并且还有一些额外的好处，比如有机会一窥犹太经卷阐释的浩翰宝库；而不精通希伯来文，很多好处便无从谈起。
理想情形于是乎清清楚楚：要想有更好的神学理解和判断，那就尽可能全面地去学习相关的语言吧。但是，这一点到底有多大必要呢？
主要的歧见是这样的。掌握古代的那些语言需要很长时间，也需要一些特殊技巧。大多数人都无法在可用的时间内达到一个足够高的水平，以至于能对其惯常的经卷阅读产生重要作用。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借助称职的专家们所写的出色评论要好很多。他们由此被解放出来，也能够将精力集中在这一领域的其他方面，并因而获得全面的教育，同时又无须不成比例地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语言学习。神学中还有一些其他任务与学习并保持经卷语言的能力一样复杂，谁也无法面面俱到。将来，如果想要专攻需要运用某些语言的某一领域，他们自然可以去学习。因此，结论就是，各门语言固然必要，但只是对众多领域中的某一领域而言才如此。
这倒是一个得体的观点，也颇具说服力，其立论的基础是鉴于时间、精力有限而进行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