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基督教神学 [16]
最后要说的是未来。这条教义的术语是“末世论”，讲的是“最终的那些事”，它显然与拯救的观念密不可分。上帝的王国（或曰天国）究竟该如何理解？应当将其理解为于普通历史中出现，还是在死后某个所谓“来世”中存在的事物？基督教超越死亡的希望是什么？上帝的审判如何？天堂与地狱是怎样的景象？早期的多数基督教徒似乎期望历史很快就出现戏剧性的终结，但当时也有一些早期的转移重点的动作。重点由日期和时段转向了耶稣基督其人，他被视做“阿尔法和俄梅噶”[6]，是历史开端与终结的线索。基本问题不是终结何时到来，而是谁将成为终结者。因此，我们再次看到，耶稣处于基督教拯救神学的核心。
对拯救与教义的所有领域之间相互关系的这一简要回顾，既是一项必要的练习，也是低调的练习。现在该尝试再现拯救的强度了。
强化的历程
“强化的历程”这一短语（由美国神学家大卫·特雷西提出）使人想起不断出现于基督教拯救思想中的东西。拯救主要是应对第一章所说的多重洪流——由上帝、生命、死亡、罪恶、邪恶、善、人、责任等等造成。在这样一个力场中，思想需要强度及统摄的力量。它可以利用概观、综合概念，利用系统的相互关联，但对于能够将思考、想象、欲念、感觉和行动共同塑造在一起的图像、隐喻、符号，它有着更基本的需求。在这里，神学只能屈居礼拜仪式、诗歌、故事、音乐和建筑之后。但是，在理论、分析、评论和辩论中，神学理论拥有属于自己的被激发的强度。一个隐喻或者图像便统摄了一种有关拯救的神学理论，所采取的方式使之跨越了一个强化的历程，达到了不如此便无法达到的深度和高度，这样的事并非不可能。
作为福音故事的高潮，耶稣受刑成了基督教拯救的中心强度。福音书的每位作者都以不同方式表明了它的意义；作为最短、最早的叙述，《马可福音》用了最大的篇幅来描述此事以及导致此事的一系列事件。显然，人们并不认为耶稣复活与耶稣受刑相抵牾或是相冲突，而是觉得它强化了耶稣受刑的意义。
究竟是什么意义呢？几大福音书的基本策略就是将故事和盘托出，而不是用过度的阐释使之承载过多的负担。与福音书一致的基督教策略，一直以来都是在洗礼和圣餐中让故事重新上演。在洗礼这种一次性的入会仪式当中，浸水的意象象征着对耶稣之死的感同身受（据说耶稣曾将自己意料之中的死亡比做洗礼），而入会者更以十字架作为自己的标志。在圣餐当中，导致耶稣受难的最后晚餐的故事被重新叙述，分享的面包和红酒则等同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和流下的鲜血。一则故事、两个仪式的这些相互关联、非常久远的元素，是一连串意象的核心。早期及后来的基督教徒们认为耶稣受难一事无比神秘、无比感人、意义无比重大，他们凭借这些意象试图对此事件作出公正评判。
似乎耶稣受难的全部意义需要借助现实的各个方面才能得以呈现。来自大自然的，有黑暗和地里将死的种子这些基本符号。来自宗教仪式的，有祭祀和圣堂。来自历史的，有犹太人出埃及和被掳入巴比伦。来自法庭的，有审判、惩罚和辩护。来自军旅生活的，有赎金、胜利和凯旋仪式。来自日常生活的，有采购和兑换银钱这些市场隐喻，有婚姻、顺从、亲子关系、赎买奴隶、儿子遭佃农杀害的地主等家庭当中的意象，有救死扶伤的医疗意象，也有朋友轻生的场景。这一切并不同等重要，其中有些成为主导意象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其他的只能簇拥一旁。
最早、最深刻的强化历程之一是由《新约》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完成的。他或者她就与圣堂仪式相关的意象，尤其是就以自我为祭品的大祭司耶稣进行了创作。耶稣以自我为祭品的意象在《新约》的其他篇目中也出现过，有人认为这是构想耶稣之死最根本的方式。这种意象强有力地世代相传，往往通过圣餐和基督教祭司献祭的理解而得以增强。其自身集中了一些强有力的元素：圣堂仪式中献祭礼拜和由此与上帝建立的圣约关系；上帝所赐的祭品与代价高昂的顺从的回应之间的会合；血肉之躯和残暴的杀戮；赞美和感谢上帝、庆祝上帝的恩惠与恩赐、确定与上帝的关系、赎罪、代人祈祷和请愿——将这一切统统包揽在内的实际牺牲的多重含义；以及大量施诸舍己为人、善行、斋戒、感恩及其他仁慈之举的隐喻意义上的牺牲。
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性往往对祭祀有所轻慢，认为它不开化；同时又对祭祀的意象颇为拒斥，认为它已过时，但是，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则总是有为祭祀恢复名誉的努力相伴随。比如，有些人类学家提出，献祭的动力（及赠予和代人受过等相关做法）对于大多数社会和许多基本关系都是不可或缺的。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还有那么多其他的意象可以包揽其中——为朋友舍生取义、赎罪、调停、交易、顺从、治愈谵妄之症以及审判。
千百年来，西方基督教中尚有其他三个以耶稣之死为焦点的强化历程。一是战胜罪恶、死亡、恶魔这种军事意味的象征，它在早先数个世纪间被广为接受，后来再度于宗教改革中大为流行。与真正的战争一样，它具有强大的力量去动员各种能量，使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服务于这一事业，明确敌人的身份，给人以站在胜利一方的信心。如同其他的强化历程，它也有自身特有的缺陷：它具有凯旋论的倾向；它可能对精神战争的神话图景作过分的字面理解，以至于恶魔般的敌人随处可见且被给予了过度的重视。
二是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圣安塞姆（1033——1109）提出的所谓赎罪的“苦行理论”，该理论统治了其后的半个千年，后续影响则更为深远。该理论创立之时，正当封建体制被确立为中世纪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架构。它与封建统治集团中能激发忠诚与荣誉的各种力量密切相关，将耶稣之死看成是为悖逆的罪恶引起的混乱和对上帝的玷污所付出的代价，此代价只有兼具神性与人性的耶稣才能担当。在此，基本意象强有力地将政治、经济、社会，与个人荣耀上帝、服从上帝的责任结合了起来，而耶稣完全顺从的受难则是关键性事件，它使整个体系得以恢复，对上帝合宜的顺从和崇拜是这一体系的核心。
第三种方式处于16世纪宗教改革设想的核心，即称义于上帝之前这一事实，它是从法庭上截取的一幕情景。马丁·路德的神学理论极为鲜明地以十字架为中心，照此理论，上帝完全等同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代人受罪的耶稣。对这样一位上帝的信仰既是在接受宽恕，也是在医治信徒，使其远离罪恶，在上帝面前充满自信，免受罪责。这是一种通过信仰获得自由的教义，它释放了巨大的能量。或许，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哪个重要的基督教团体像路德教派那样，以“因信称义”的信条如此一心一意地将自己的拯救观念集中于某一个条款之上。其他的路德宗导师和教会对其寓意另有说法，但因信称义却始终是独特的强化之旅。
在这些“历程”以及其他许多有迹可循的“历程”当中发生了些什么呢？没有任何一个“历程”满足于淡然地考察所有选项，然后尝试着逐一地撷其精华。拯救自身的某种东西就排斥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如果有人只是将其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智性练习，那么其高度与深度似乎就只能通过冒险深入某一选项来一窥究竟。人生历程只有一次，并且和人生的其他所有方面一样，人的智性观点也是由经历塑造的。然而，神学却不得不对所有选项一一研究和讨论。神学可以被视做一个聚会之所，人生历程各不相同的人在此相会，他们和善相待，相互辩论，有时甚至劝导对方改变路径，同时也欢迎新的伙伴并对自己的地图重新勾画。
当前的强化历程情况如何呢？以前的历程现在还有人在走，那些已遭弃置的道路、不时兴或不广为人知的教会或群体所遵从的道路又重新被发现或开通，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或许，20世纪此类现象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要数五旬节运动和灵恩运动超乎寻常的蓬勃，以及当前许多正统教会在曾经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其他地方的复兴和扩张。五旬节信仰的强化是通过圣灵，通过由圣灵激发的信仰、灵恩能力、崇拜、使命、建立会社等活动的激增，通过为庆祝信徒前所未有地增加到超过三亿人而发生的殉教事件所实现的。正统教会最核心、最强烈的拯救意象是礼拜仪式，通过盛宴、斋戒以及教会年的平常日子来庆祝。在这个复杂的符号当中，拯救的关键意象是“神格化”的，是通过与上帝婚姻一般的结合所实现的对人性的美化。从根本上来说，它并不像大多数西方式历程那样“集中于耶稣受难一事”。耶稣之死意义深刻，但总是被设定在（尤其是通过圣像）道成肉身和三位一体的视角之中，而这两个教义最在乎上帝与人性之间的结合以及二者合宜的区分。
20世纪的新历程又是什么呢？显而易见的一个选择是：以各种方式将“解放”作为自己口号的大量的神学理论。它们的主导意象就是兼具政治和宗教意味的出埃及，犹太人于此时摆脱埃及的奴役与压迫。时光流转，以色列人被掳入巴比伦所具有的必胜主义色彩渐已暗淡，对流亡意象的补充性强调却一直都有。第一批此类神学理论是由拉丁美洲人创立的，他们将福音以及对不公正和压迫的分析应用于自己的社会。其所产生的神学理论，立足点是不公正的政权和结构的受害者，所代表的同样也是这样的受害者。它所说的上帝为的是历史上的穷苦人，号召与穷人团结一致、抵制压迫，重点是通过“实践”，尤其是通过草根群体的联合行动来改变局势。
同样强调团结受害人、强调激进的实践，与拉美的解放神学理论相似的还有其他一些被边缘化、受压迫群体的神学理论，这些群体如美国和南非的黑人、印度的“达利特”[7]、美国和加拿大的美洲土著、新西兰的毛利人、世界各地的妇女。在这类神学理论当中，女性主义神学理论也许最为普及，并且除了“解放”模式之外，它在其他方向上也有所发展。
最后一种当代的拯救强度值得注意，尽管要对其进行总结或将之归入某一运动更为困难。女性主义神学的某些类型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因为它们坚持强调“解放”只是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关于个人转变的议题。心理学、精神治疗、精神分析学、艺术、精神性的长期传统，这些都被加以利用，用来提出处于各种关系当中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