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基督教神学 [13]
关键之所在无疑是他通过自身将天启的期许聚在了一处。这意味着他所传递的信息以及所采取的行动与他的身体和命运密不可分。福音通过各种故事表明了这一点，如他接受洗礼（《马可福音》1：9——11，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相应内容），向门徒显荣（《马可福音》9：2——8及其他福音中的相应内容），声明自己是人类之子，一身荣耀降自云端，人们因对他的反应而得到评断（《马可福音》8：38及其他福音中的相应内容），以及声称有权进行教导和宽恕。尽管几大福音各不相同，但耶稣的教训和事工与他本人难分难解这一点，或许是福音书的证词蕴藏最深的特点。如果保留这个特点，或许不少细节会有所变化，但耶稣的形象却不会有根本不同。几大福音书殊途同归，故事的高潮发生在耶路撒冷，耶稣在那里接受审判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每个福音书都加强了对耶稣的讯息、行为和位格的辨识。
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时正值逾越节，当时满城尽是朝圣者。耶稣入城时骑着驴驹，似乎是特意要让一段《圣经》文字应验，那段文字说的是一位救世主君王带着和平驾临耶路撒冷，他“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撒迦利亚书》，9：9）。随之便是那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耶稣将货币兑换商赶出圣殿，这种挑衅直击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的核心，尤其在逾越节这样一个敏感的时节，不管是对于犹太祭司贵族，还是罗马人，都是危险的举动。这两个群体似乎相互进行了勾结（借助犹大，耶稣的一个门徒），逮捕了耶稣，控告他，并以煽动言论为罪名处决了他，而所谓煽动言论就在于他自称救世主且预言圣殿将毁。正是罗马人给耶稣定了罪，说他是叛贼，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对政治构成了威胁。
图5 头戴荆棘冠的基督，20世纪非洲木刻
耶稣本人对自己受难一事是如何看待的呢？他似乎视之为使命的完成，将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和排斥看做拯救以色列这项事业的一部分，并期待上帝作出公正评判。决定性事件是耶稣与门徒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是否真的就是逾越节的膳食，对此尚有争议。但其时间正值逾越节，氛围则是通过宰杀和食用逾越节绵羊来纪念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在一次与许多《圣经》预言相似的短祷中，耶稣似乎已经将圣约和宽恕同自己的受难连在了一起，日后对此的纪念将以膳食进行，其中面包和红酒象征了他的身体和鲜血。耶稣的使命与身体之间的纽结从而决定性地系在一起，并以一死加上了封印。
上述说法几乎每种都值得商榷，其中有不少仍在引发争议，不过，每种说法同时也能引来许多学者为之辩护。前文定下的目标是基于良好的学术态度提出一种描述，但绝不就此宣称独此一种。结论则是，根据学术界的史学标准，《新约》中耶稣形象的可靠性固然有商榷的余地，但同时也不可证伪。四大福音叙述各异，这一事实说明了神学方面可靠的、针对耶稣的证据从来就不要求历史细节处处准确。每种叙述都想把故事讲得精彩，同时也有许许多多其他方面的考虑——探究这位无比丰富的人及一系列事件的神学影响和道德影响，凸显他与某些特定读者群的关联，针对对手、异见或不同叙述作出答复。种种考虑致使他们撰写了各种证词，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记述。与一系列有案可稽的史实相比，他们所撰写的证词对读者的挑战要严峻得多。现在，就让我们转向最为严峻的挑战吧。
耶稣的复活
所有《新约》文献的撰写均未跳脱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信仰，撰写人似乎是以这种方式来表明，上帝让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起死回生，使他不同于以往，但却与那个曾与门徒同餐同饮的人保持了一致。关键并不在于复活，而在于耶稣其人仍然一如往常，可以随时现身，可以交流，可以行动，死亡不再是个问题——人们所体验到的是，他已经超越了死亡。当然，关于这一“事件”的解释，也可能有很多其他的观点——身份错置、弄虚作假、错觉、幻象、对耶稣受难神话意义或者象征意义上的解释、与死去的肉体无甚关联的“精神”复活，等等。
在第三章，根据《新约》，我对耶稣复活的神学结构作了总结：上帝施事；耶稣表现为上帝所施之事的内容；通过飞升的耶稣带来的圣灵，人们得以转化。这被描述为“可与上帝等量齐观的事件”，对人们所信仰的那位上帝有所指。有那么一位上帝，既创造万物，又出人意料地能自由厕身于万物之中，如果人们对此难以接受（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他们就已经构建起了某种与信仰这位上帝相抵牾的世界观。不过，信仰这样一位上帝而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却是完全有可能的，这被描述为耶稣复活的证据是否可靠的问题。对此问题的辩论可谓激烈，对各种叙述的验证更是没完没了，合乎种种证据的理论范围极广。纵览这些理论，得出的结论不免令人灰心——就达成某种学术方面的共识来说，它们尚未取得任何进展。学者们的声明越是言之凿凿，就越可能因为前提偏颇或方法与标准失当而遭到驳斥。换言之，这正如一桩讼案，其中陪审团面临着一种抉择，即要不要相信仅有的几位证人，只有他们的叙述留存了下来。
然而，正是在这里，结构中的第三个因素出现了：耶稣其人依然在世，在信徒当中分享他的圣灵，以确定自己的身份。这并不近似于对一位年代久远的历史人物进行查证。实际情况是，人们相信耶稣以各种方式现身，使自己与信仰、爱、希望、喜悦和顺从产生关联。这样的证据如何被接受呢？《新约》中对耶稣的此类证据与其对历史言说和历史事件的证据至少一样多——实际上，所有史料型的证据都是由持守信仰的人提供的。因此，耶稣是谁有据可查，耶稣说过的、做过的、遭受过的也同样有据可查。耶稣死而复生，与先前的自己保持着一种延续，对此也有证据，并且这种证据与上述证据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倘若试图将耶稣复活一事从错综复杂的证据当中抽离出来，那么复活一说也就被证伪了。如果将上帝、历史事件以及绵延不绝的见证人群体之间的不可分割性通盘看待，那么随便哪个陪审团都不得不承认，他们自身对于生命、死亡以及上帝的信奉和理解在他们的裁决中摇摇欲坠。分立的话题未必不能有，但关于耶稣的证据的整体特点却不容许在历史上的耶稣和信仰中的基督之间有任何分界线。
因此，当神学拒绝任何分割区划（包括哗众取宠、占据报刊头条的各色“发现”）的做法在无视问题复杂性的情况下率尔裁决时，它便对耶稣复活的种种问题作出了最公正的评判。这种复杂性的核心是一项声明，该声明既是历史方面的，也是神学方面的。如果有学者、神学家或者任何其他人支持将这两方面一分为二——就像许多人说过的那样，声称真正的史学方法对上帝不闻不问，或者声称真正的神学方法可以对历史学家的言论不理不睬——他们是有权利这么做的。但他们也得承认，他们的做法有悖于最早的见证人的证词，这些见证人既援引了上帝的证词也援引了史料作为证词，力图公正地对待他们所见到的史无前例的事件，借助上帝的生命，一个已死之人重获新生。
经典基督学
基督教对耶稣的理解在神学中被称做基督学，要对其来龙去脉一探究竟，耶稣复活这一事件可以作为合宜的起点。不相信耶稣复活，基督学的整体发展就无从谈起。耶稣复活的故事错综复杂、一团乱麻，第三章对此已经有所揭示。耶稣复活以各种方式口耳相传，如故事、布道、训导、礼拜、预言等等。也有诸如福音书、书信、历史记述、天启的景象、关于信仰的简短声明、经书引语的集子、训导要点、对敌对观点的攻击、对攻击的回应等书面文献。所有这些文献各有其不同的兴趣点、背景、作者和读者，成就了各具特色的撰写方式。同时，周围的社会施加着巨大的压力，基督教徒之间存在强烈的分歧。
鉴于上述情况所造成的分离之势，不免令人称奇的是，在遍布罗马帝国及其他区域的信徒网络中，仍能形成如此高的聚合力。显然，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信徒共同忠于耶稣基督。这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几个关键元素，也存在广泛的共识。他们自认延续了对以色列上帝的信仰，将犹太经卷作为自己的经卷，不同的是，他们将耶稣视为救世主弥赛亚。他们继续与飞升的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这集中体现在庆祝主的晚餐（亦称圣餐、领受圣餐及弥撒）这件事上，通过其生死训导，他们将耶稣视同救世主。对于什么是犹太经卷之外最权威的文献，他们逐渐达成了共识，这些文献后来成为《新约》——其中有些篇章很晚才被接受，直到4世纪《启示录》（或称《约翰的启示录》）在罗马帝国东部才被广泛承认。他们还创制了不同形式的教会法令、戒律、咨询、道德训导、入会仪式，以及最终成为教义的对信仰的主要论题的简要总结。
基督教如何获得发展，又如何使自己有别于其他群体，有别于被“天主教派的”基督教徒视为异端、属于非天主教派的那些人？本世纪[3]对此问题的史学及考古学研究可谓规模空前。就基督学来说，这个故事的一个引人之处就在于，基督学穷尽了其他时期也同样面临的所有选择。若去了解最初七个世纪中的基督学的故事，你会碰到许多神学观点，这些观点在之后的数百年间历经变迁，或得以延续，或重获新生。这倒也不足为奇：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之时，其相与交接者乃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许多关键的思想主题难免会被提起。
在基督学讨论当中，几个主要的、具有权威性的里程碑比较明确，分别与尼西亚会议（325）、君士坦丁堡会议（381）、以弗所会议（431）、加尔西顿会议（451）以及君士坦丁堡会议（680）相关。尼西亚会议和加尔西顿会议意义最为重大，前者讨论了耶稣基督因为“与圣父同质（或同属一种存在）”而具有真正的神性，后者讨论了神性和人性在耶稣基督身上合二为一，“不可混淆，不可改变，不可分割，不可两立”。换言之，发展的核心是，不管是神性还是人性，通过深入思考耶稣基督的意义，都被重新加以构想。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将上帝的预先规定与人性的预先规定以及调停两者的企图并列一处，尽管确实有那样的一丝意味。如果耶稣基督内在于上帝的身份，那么上帝意味着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