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国际移民 [13]
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引进劳动力只是解决劳动力老龄化和缩减的短期策略。这是因为移民毫无疑问也会变老。此外，有证据表明，即便他们来自出生率较高的国家，他们还是会调整出生率与所在国的情况相适应。因此，到头来移民也同样会加大老龄一代的人数，其子女纵然愿意接替他们为其福利买单，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共识似乎是，移民并不能“包治百病”，仅此一招无法减少人口赤字。不过在一系列必要的应对方案中它倒是不可或缺。其他方案包括，增加能够鼓励女性生育的措施（如放宽产假期限等），提高退休年龄以延长人们的工作时间，提高本土人口失业率较高的国家的就业率，还有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生育率。还有一项令人不那么容易接受的选择，即减少养老金和各项福利，或者就是降低富裕程度。
丰富社会和文化
尽管移民问题有着明显的学科交叉的性质，但有关移民的经济方面的研究与其他方面的研究之间相对来说却很少有可资相互借鉴之处。虽然要评估移民的非经济影响很难，但这些影响还是必须纳入移民在社会中的总体影响来综合考虑。
图13 英国伦敦莱斯特广场展现出的种族多样性
移民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影响，其最令人注目的方面是使社会和文化更加多样化，更加兼容并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五花八门的音乐风格，如爵士乐、雷盖乐，还有旁遮普乐均源自移民。本·奥克瑞和萨尔曼·拉什迪是世界有名的移民作家，而移民经历也激发了大量的后殖民时代的文学创作——哈尼夫·库雷西的《郊区佛陀》、扎迪·史密斯的《白牙》、莫尼卡·阿里的《砖巷》都堪称典范。阿尔伯特·加缪曾是居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人们常说马沙拉[6]烩鸡这道印度菜现在已是英国最吃香的菜肴了。在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的某些地区，西班牙语是现在最为通用的语言。世界各地的体育俱乐部引进了核心队员，而国家队则吸收了他们的后代。齐内迪纳·齐达内也许是他那一代最棒的足球明星，他是阿尔及利亚人的后裔，代表的却是法国队。
随着移民人口自身变得更加多样化，这种影响也随之越发巨大。英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百多年间，大量的爱尔兰人移民到英国，他们仍然是那里最大的外来公民群体（2003年英国约有三十七万五千名爱尔兰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来自前英国殖民地（印度、巴基斯坦、牙买加以及其他一些加勒比岛屿）的移民数量庞大。1970年以来，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及南非的移民受到了积极鼓励。近年来，这些本已多样化的社会因为来自更多不同国家的人的加入而更加多样化。比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阿富汗、中国、伊拉克、科索沃地区和索马里到达英国的移民人数众多。有些人将当今英国的情况称为“超级多样化”。
同时，多样化程度的加深也会带来严峻挑战。由法国的头巾之争（见下文）足见多样化要与传统的民族原则相适应是多么困难。更实际可行的事，比如在英国或美国教三十人一班的小学生（其中有些在家说乌尔都语）就已经够难的了。两个孩子在家说乌尔都语，三个孩子因为刚从索马里来根本不会说英语，还有两个以汉语为第一语言，这样的班教起来又是另外一种挑战。不过，总的来说，能够成功应对多样化所带来的挑战的社会从中得到的益处不可估量。
法国的头巾之争
2004年2月法国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明显的宗教标志。尽管该法令也要求锡克教男孩不得佩戴缠头巾，但大多数因之而起的争论都是围绕着穆斯林女子佩戴头巾（亦称“海加布”）的问题。法国政府在试图使宗教人口融入世俗社会方面陷入两难境地，而围绕这些宗教标志的争论可谓正中要害。该法令的支持者认为，学校应该是一个中立的环境，所教的、所反映的应该是宗教与教育分离、共和主义和公民义务的原则。相反，反对者认为该法令带有歧视色彩，尤其是为法国的反穆斯林和反阿拉伯情绪火上浇油。
对多样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感受最深的主要是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像纽约、伦敦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样的所谓国际化城市。移民至少在三个方面成为了这类城市特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首先，国际化城市尤其依赖高技术移民和公司内部调动人员来促进国际金融、法律服务，以及像会计、广告和保险之类的高级商业服务的繁荣，这些领域正是国际化城市经济地位的基础。其次，移民通常也干一些任何城市都必须赖以运行的地位低下的工作，如运输、垃圾处理、接待、建筑、饮食服务等。
最后，由于工作机会的关系，国际移民越来越集中在国际化城市及全球其他一些大城市。由于倾向于在自己的社区安家，还有就是在靠近可以提供当地机构难以提供的特别帮助的地方（如教堂、清真寺和社区中心）安家，移民通常会聚居在某些特定的区域。移民社区集中的现象给全球主要城市增添了鲜明的色彩和特色，形成了闻名世界的一些街区，如纽约和伦敦的“唐人街”和“小意大利”。同时，移民会聚居在这些城市最贫穷的地方，形成通常所说的贫民窟。
城市中的移民
移民集中在全球城市中最贫穷的地方，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巴黎和法国其他主要城市贫穷的市郊住的主要是阿尔及利亚人和其他北非人口。孟买的达拉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那里的主要语言为泰米尔语（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移民都住在那里）。在曼谷，缅甸移民主要居住在孔堤的贫民窟。许多巴勒斯坦人还住在约旦首都安曼脏乱不堪的难民营里。约翰内斯堡的一个违章搭建居住区布罗，主要住着来自尼日利亚的移民还有说法语的非洲地区的移民。住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的非正式居住区的人一般来自尼加拉瓜。孟加拉人、阿富汗人和缅甸人喜欢住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巴尔迪亚镇和奥兰支镇未经规划的区域。
移民还可以通过形成新的跨国身份这种方式来丰富社会和文化。第二章提到，有人将跨国主义视为政治问题，因为它会潜在地削弱对国家的忠诚。同时，根据跨国主义杰出的理论家史蒂夫·韦尔托韦茨的观点，跨国主义具有潜在的变革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首先，跨国移民创造了跨越国境的新的社会结构。其次，随着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移民的增加，跨国主义催生了新的意识。第三，跨国移民提供了文化繁衍的模式。跨国移民在新语境下对其文化进行阐释和糅合，创造了新的杂交文化。第四，跨国移民会成为资本新来源的核心，移民汇款回家就是一个好例子，这在第四章有详尽描述。第五，跨国移民为政治斗争提供了新战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可以齐心协力在国外对本国政治施加影响。最后，有人认为，跨国主义会导致地方和区域重建。换句话说，移民会改造目的地社会以慰思乡之情。
也有针对跨国主义这一概念的批评。有人说以上描述的种种过程毫无新意；有人说这些都是夸大其词，对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移民都不适用。尽管如此，就连那些最激进的批评家或许也会同意，移民与全球化相互交织，使目的地国的社会、文化、经济都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不可逆转。
第八章 国际移民的未来
国际移民的未来变幻莫测，难以预料，希望本书对此已经做了足够的说明。概念上和数据方面的问题意味着要说清什么人算是移民、究竟有多少移民都非常困难。移民问题与更为广泛的全球经济和社会变化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其发展状况有可能发生突变。与移民入境及入境后地位密切相关的移民和难民体系会受到时常变化的国内政治议程的影响。移民政策未必总能达到预期效果。对于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来说，移民所隐含的意味根据国家和人群而各有不同，因而不能一概而论。
同时，要辨清移民模式、移民进程及移民政策当前的趋势还是有可能的。这种种趋势可能会对未来几十年国际移民的状况产生影响。通过逐一讨论以前各章的主题，本章作为最后一章将要指出和讨论某些趋势。
亚洲移民
多数批评家都会同意，本书第一章所指出的移民问题的变化发展还将继续。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移民在规模和多样性方面或许都会继续发展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全球每一个角落。国际移民中女性的比例将会加大。短期移民和循环移民似乎势必将成为更具主导地位的移民模式。伴随诸如高技术移民的增长等利好因素，国际移民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潜力会更加巨大。同样，由于超级多样化的进一步加深，移民所带来的社会挑战也会更加严峻。换言之，移民问题仍将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
也许，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什么地方的移民问题比亚洲的更重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来自亚洲的国际移民增长迅猛，其目的地主要是北美、澳大利亚和海湾各国。2000年美国的亚洲移民超过七百万——作为移民来源国，中国每年入境美国的移民在人数上仅次于墨西哥。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计，澳大利亚的亚裔人口超过一百万，即移民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或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而在海湾各国工作的亚洲移民则至少有五百万。
不过，当前移民的主要增长却是在亚洲内部。据估计，2000年在异国就业的亚洲人达六百二十万，但并未超出亚洲范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尽管受到1997年到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5年以来亚洲内部的求职务工移民每年仍以约百分之六的速度增长。主要来源国是那些劳动力极大过剩且又相对贫穷的国家，以菲律宾为典型，也包括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其主要目的地为“亚洲四小龙”或东亚的新型工业化国家，包括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
国际移民的增长潜力非常巨大。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因此这些地区势必会吸收更多的移民工人。中国现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这种变化的发生也仅是二十年间的事，主要是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力已显不足，估计短缺约两百万。为了与长江三角洲竞争，珠江三角洲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西部以寻求劳动力，先是西部各省，再是亚洲其他地区甚至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该地区的劳动力似乎与需求同步快速增长。印度次大陆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迁移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口也有不少增长，而两国都将劳动力输出视为未来经济发展策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移民之所以引人注目，还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