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国际移民 [11]
遣返遭拒的寻求庇护者
英国在遣返遭拒的寻求庇护者方面记录尤其不佳。2006年英国内政部估计有十五万到二十八万八千名遭拒的寻求庇护者依然滞留英国，而要遣返他们则需十八年的时间。主要问题是要一个个地找到这些人——可他们当中很多人匿迹于同一族群的社团当中，通常非法地从事某些工作。同时，英国政府不得不在遣返遭拒的寻求庇护者以维护自身利益与冒险引发已在英国定居的几个少数民族族群内部的仇恨之间采取折中方案。在英国还有一些颇具声势的反驱逐出境运动，反对即便遭拒的寻求庇护者回国会面临迫害，也应把他们遣返回国。这些运动有时也情有可原。
在这样的情形下，“寻求庇护者”和“非常规移民”二词时常交替使用或许就不足为奇了。问题是这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视寻求庇护者中不少人真的是为了生命或自由而逃离本国寻求保护的。值得关注的是，难民——有权在国际难民体系下受到保护的人——为了进入工业化世界的庇护体系冒着生命危险，而当他们一旦到了那里却又被视做非常规移民且被当做非常规移民来对待，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第七章 社会中的移民
当前迫切需要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移民对目的地国的影响。人数众多且还在增长的移民在同一时期源源不断地涌入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使许多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结构变化。其中包括了经济、人口以及技术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正使社会、劳动力市场以及社区发生着转变。需求日增，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大，社会和文化危机山雨欲来，境况已复如此，社会安全网络带来的痛苦变化则更是令形势雪上加霜。大环境是，全球经济风云莫测，人们的不安全感空前高涨。
移民问题和移民人群为当今社会的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是顺嘴就来的解释。这是许多工业化国家极端保守主义支持率上升的原因之一。然而，大量有关移民对社会的影响方面的学术文献是不是不偏不倚，这实在难以说清。要公正就要强调，静态方法或许无法完全反映移民影响的实际情况，因为情况会随时间变化，比如当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学会了新的技能和经验时，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就会随之改变；要公正就应当认清，孤立地看待移民对变化的影响并将其与其他（如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等）同样引起公众反对的方面分离开来难之又难；要公正就必须知道，移民和移民问题影响的大小会因为一系列因素（如移民的特点、在侨居社会的地理分布，以及那里潜在的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和社会关系）而大不相同。此外，移民的非经济影响，亦即其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代价如何，裨益几许，也很难量化。
移民的经济影响
移民对目的地社会的经济影响是一个备受热议的问题。总的来说，美国的学术讨论比欧洲的更为成熟，部分原因是，直到最近欧洲的政治和经济气候仍然使人很难就移民在经济方面所带来的利益进行讨论。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的客籍工人体系背后就几乎完全是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移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争论未有定见，仍在继续。全球移民问题方面的杰出的经济学家乔治·布加斯称：“尽管在解释移民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近来的理论著作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实验性研究却是寥寥可数，所描绘出来的状况也毫无明朗性可言”[《经济展望杂志》，9/2（1995），39]。
认为影响是积极的那些人强调的是移民有从事低工资待遇工作的意愿，很多移民都表现出很强的进取心，稳定的劳动力供应也带来了灵活性。也有看法认为，移民增加了资本投资回报，对当地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的创业精神使工作机会得到了增加，他们的劳动力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某一产业保持竞争力，如果没有这种劳动力，这个产业就可能会在国际竞争中一败涂地。在有些情况下，移民对来源国的积极影响也被持这方观点的人考虑了进去，第四章对其主要方面已经作了说明。
历史经验
近期历史当中的一些小插曲为评价移民的经济影响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例子。1962年，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九十万来自欧洲的人迁移到法国，使法国的劳动力增加了百分之一点六。分析发现，此次移民的影响使移民定居区的工资最多下降了百分之零点八，失业率则最多上升了百分之零点二。1974年，六十万殖民者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两个非洲殖民地返回葡萄牙。实证分析并未发现劳动力市场受到任何影响。1980年，约十二万五千名古巴人进入迈阿密，使劳动力增加了百分之七。针对移民活动对当地不同种族的非技术工人的影响，有人作出了评估，评估结果显示似乎只有古巴人受到了消极影响。
（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世界经济与社会观察：国际移民》，纽约：联合国，2004）
美国及其他地区一些同样颇具声望的专家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认为移民会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他们强调的是，移民当中更高的失业率、大家庭的蔓延及随之而来的福利费用的增加，还有移民与已定居族群之间的竞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大量低技术劳动力也会阻碍产业重构和重组。这种劳动力也会促使血汗工厂那样的工作条件出现，并削弱工会维护劳动力标准的权力。
在讨论移民对经济的影响的时候，有三个方面引起了特别关注，即移民对侨居国民众工作机会的影响、对其工资水平的影响以及对财政的影响（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费用）。
全球所有目的地国最难以释怀的一种担忧就是移民会从本国国民手中抢走工作机会。这种担忧在许多欧洲国家尤为明显，那里的失业率相对较高，失业人口中长期失业者所占比例也相对较大。但实际情况却似乎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全球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接纳移民是为了填补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空缺（与此不同，难民是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依据经济标准被接纳的）。这些空缺或者是技术性的，当地培训与教育体系无法填补，或者都是些地位低下的工作，当地人不愿去做。移民工人很少被鼓励去跟当地劳动力直接竞争。遍及工业化国家的广泛的比较调查显示，移民对当地人口工作机会的影响在中性到积极之间，因为移民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工作机会。
个体经营的外来劳动者和民族创业者
有关个体经营的外来劳动者的文献越来越多，他们在加拿大、丹麦、芬兰、西班牙、爱尔兰和英国多得不计其数。这些国家的移民当中之所以能有如此众多的个体经营者，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移民活动本质上是有倾向性的，移民本人更有活力，比起当地人更愿意冒险。另外一个观点是从反面来看的，即移民之所以成为个体经营者是因为种种障碍（遭受歧视、有语言障碍、信息渠道有限等）使其无法获得有薪水可领的工作。原因之三是移民社区经济活动的发展。民族创业的概念常常也被用来描述这类社区的活动。重要的是，它们的影响往往会波及到特定的种族社区之外，如印度、意大利、土耳其的特色菜肴起初主要由移民引入，供移民享用，但现在却成为了全世界饮食习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美国，讨论移民问题的关键集中在移民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上。有些劳动力市场的特点与移民的特点非常吻合，处于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上的人要直接与移民竞争工作，他们最有可能感受到消极影响，这是举国上下的共识。也有观点认为，移民对未与之竞争工作的人有积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因而被抵消，美国公司因为移民而利润增加，使本国有些人能够从中受益。
随着近些年来赴美低技术移民的增长，移民对美国本地低技术工人工资水平的影响受到了特别关注。在低技术工人中非裔美国人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们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非常脆弱，因此移民对他们的潜在影响也就尤其突出。近期的调查结果既不完全清楚也不尽一致。一方面，在纽约所做的研究显示，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和收入状况而言，男性非裔美国人的排名相对下降，据记录显示，当时正是移民入境最多的时期，而且其中很多都是低技术移民。另一方面，没有几项研究能够说明某种影响就完全是由移民造成的。换句话说，移民只不过是造成工资水平下降的众多因素之一，而要将移民的这种影响单独提出来看待是非常困难的。
讨论移民对经济影响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移民对公共财政的影响。澳大利亚、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各自的研究已经表明整体影响是积极的；总的说来，移民上缴的税金比他们所接受的服务费用要多。一般的说法是，大多数移民群体的年龄结构不平衡，处于经济活跃年龄的人占了主导地位，而且总的来看，移民的就业率较高。此外，目的地国通常无须承担抚养、教育和培训移民的费用。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甚至还不用承担移民的养老费用，因为移民退休后往往会重返故乡。
但也有一些重大的差别。比如，研究显示，移民在财政方面的积极影响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并不那么明显，因为美国没有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对于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的许多欧洲国家还有日本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新西兰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全体移民使政府收入增加了三千二百四十新西兰元，但从亚洲和太平洋诸岛屿来的新移民所耗费用明显比纳的税要多。
上文讨论了移民的经济影响，所提到的一个关键点是，移民就业的程度究竟如何，而在这一点上存在一些重要的不定因素。在美国和欧洲，近期讨论的一大观点是，国际移民的特点业已发生了改变。家庭团聚意味着经济不活跃移民的比例增加。一段时期内被禁止合法工作的寻求庇护者的人数也在增长。更为普遍的是，在获得社会流动性和技能方面，新近几次移民不如早先时候的移民。
欧盟二十五国的移民人口的整体就业率为百分之六十一，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不过，就业率根据来源地的不同会有很大差别。来自西欧和南欧的移民的就业率高于欧盟平均水平，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的就业率则较低。土耳其、中东和非洲移民的失业率尤其高。性别不同，就业率差异也很大。男性移民的就业率只是略低于欧盟男性的平均就业率，而女性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