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哲学的思与惑 [17]
这不是故意欺骗——尽管认为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也是荒谬的。这甚至也不是神职人员让普通人信仰他们是对还是错的问题。关键是必须相信一点：若非如此，便没有神父。所以存在着大量提升神父地位的著述。
到处都有这样的例子。既然在前面几章我们没有谈及西欧以外的地方，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印度，看看一部重要的《奥义书》[1]的开头部分。《弥兰陀王问经》写就的时候，《广林奥义书》（见参考书目）可能早已出现，就像今天乔叟[2]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一样古老。《广林奥义书》属于印度教的吠陀经[3]，一个充满宗教仪式、牺牲和颂歌的世界。仪式、牺牲和圣歌这些东西对我们很有好处，尽管必须要正确举行才行。为了确保正确举行，你需要一个精通吠陀事务的专家；对于那些重大仪式，甚至需要专家中的专家来保证其他专家能正确行事。这样的专门技术应当被赋予应有的尊重，当然也少不了适当的报酬。［“希望我富有，这样就能举办仪式”被认为是每个人的愿望（1.4.17）］。这种技术——以及附带的额外收入——是特殊的社会阶层或等级婆罗门的（世袭）特权。这种种姓制度不是简单的社会习俗，正如1.4.11节告诉我们的那样——很显然这种制度起源于神自身被创造的方式。仔细阅读1.4.11节：注意种姓制度如何将一定的优越地位赋予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武士阶层刹帝利[4]，同时又保留婆罗门的某种优越的。婆罗门的权力是统治阶级权力的“子宫”——后者的权力发源于此。所以武士伤害祭司是愚蠢的，因为这是在伤害他们自己权力的来源。这就是哲学和神学，显然也是很好的实用政治。
图16霍布斯笔下的海怪从英国乡村连绵起伏的山丘上升起，任何其他事物都相形见小。但是这样真的安全吗？难怪洛克感到十分担心。（图中文字自上至下为：《利维坦》或物质、形式，以及基督教会联合体的权力；来自马姆斯伯里的托马斯·霍布斯著。）
刚接触这种思想传统的读者会发现许多惊人的陌生观点。有关于用作祭品的马（这是吠陀最珍贵的祭品）身体的各个部分与世界的构成部分——年份、天空、地球——相对应的学说。有对语源学的信仰。如果可以看出一个长词是由——大致上——两个短词组合而成的，那么不管这个长词描述的是什么，组合构词这一事实都可用来表示长词所描述之物的起源或本质。《广林奥义书》反复强调，知道这个奇怪知识是非常有利的：“知道此事的人不管到哪里都能坚持自己”；“知道此事的人，……不会死亡……将会变成神。”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这个知识，而且应该重视它的捍卫者——祭司。
祭司并不总是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他还可能对你做些什么。不要与婆罗门的妻子发生暧昧关系。《广林奥义书》的第6.4.12节讲得非常清楚，婆罗门知道报复你的仪式。“被知道如何诅咒的婆罗门诅咒的男人肯定会离开这个世界，被剥夺生殖能力，被剥夺好手艺……千万不要调戏深谙此道的婆罗门的妻子，以免和他们结怨。”这里已经警告大家了。
图17印度邦主向祭司请教。
当然了，我们不仅需要神父，我们还需要医生、清洁工、电玩展示人员、广告顾问，还有——我差点忘了——哲学教授。由于人们拥有信仰和价值观、希望和恐惧，这些人都需要存在。
工人阶级
西欧的工业化给少数人带来了财富，给多数人带来的却是悲惨的生活。这多数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维护他们权利的人：卡尔·马克思（1818—1883）。毫不夸张地讲，世界上任何一个存在政治的地方其政治面貌都因马克思的努力而改变。马克思的影响直到过去的十年中才开始衰退。它可能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毕竟，任何对理论的检验和真正的尝试都是不一样的。（这一原则解释了实验方法在科学中的巨大威力。）除非有很多人都已经信服，否则不可能对任何政治理论进行真正地实践。
在此，我们有机会发现某些贯穿于整个哲学史的互相关联的事情。马克思不是黑格尔的弟子——他甚至强烈反对黑格尔的某些观点。但是当时没有人不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与黑格尔相同的是，马克思也认为历史展示了一种必然的进步；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他认为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经济：物质生活条件。与黑格尔相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矛盾得到了解决；但矛盾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著名的“阶级斗争”。而且我们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一个观点对黑格尔来说也非常重要：与你自己的“他者”保持联系有极大的价值。“他者”，就像我们常说的，是“某种包含着你的一部分的东西”。
在分析当代经济体制时，马克思充分利用了这个观点。当代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工人阶级和“生产资料”（即工厂）所有者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坚定地同情当时的受压迫者——工人。关键是，工人需要谋生，但是他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出售，于是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用劳动来换取工资。工资并不多，那些购买工人劳动力的资本家没有兴趣多给工人工资，所给的仅够工人用来维持持续劳动。这就导致工人及其家人只能过着贫困、低劣的生活。
另外，这种情形更在精神上重重地压迫他们——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并不真正是他们的工作：“对工人而言，工作是外在的东西，不是其本质的一部分……不是满足自身需要，只是满足其他需要的一种手段……在工作中，他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正因为工人的需求无法满足，他们才需要在所从事的工作中表达自己。
诊断是一回事，治愈则是另一回事。当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不是自己的而是国家的，就像不是自己的而是公司的之时，这个人就可能会体会到异化。当社会庞大而复杂时，对社群利益的认同就不容易实现或维持。即使能认同，那也只能使工作变得可以忍受而已。如果你的工作是站在传送带旁，拧紧果酱罐的盖子，那么为祖国母亲俄罗斯工作就要比为全球果酱公司工作更容易忍受。但是那样做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事情变得积极，成为表达你的个性、技能或者开发潜力的手段。今天我们讲“工作成就感”，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
女性
我们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从一个人跳到另一个人，穿越全世界，跨越三千年，就像组团旅行发了狂似的。除非人们略为深入地了解某个哲学家的思想，至少深入一回，否则是不能进入哲学王国的。我们已经大致了解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两部著名作品：《功利主义》和《论自由》。第一本书告诉我们善就是快乐，第二本书告诉我们自由才能使个体获得快乐。在另一篇差不多同样著名的文章《论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中，他告诉我们，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不仅仅是对成年男子。
密尔实际的政治观点瞄准了一个非常具体而且（至少在理论上）容易矫正的弊端：“一种性别在法律上从属于另一种性别，这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了阻碍人类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应该用完全平等的原则来取代。”他认为当前的家庭法相当于对妻子的奴役。他的话表达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正如他在第二章中描述法律地位时所表现的那样。然而，他想改变的是一系列，它们剥夺了妇女接受平等教育与获得重要工作以及职位的机会。
任何主要的哲学思想都需要潜在的受益对象，即使利益可能只是假想出来的。为了提高女性的地位，密尔要吸引大量的受益对象。但他相信，支持他观点的将是百分之百的人，而不仅仅是百分之五十。他描写了女性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以及现有条件对她们的生活造成的损害，但他同时也用了几乎相当的笔墨，描写了这种状况给所有人带来的损失。压抑女性的才智是“对她们的专制，对社会的损害”。历史告诉了我们许多女性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她们已经做到了。历史没有告诉我们女性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且除非一直有机会，历史永远也不会告诉我们。（正如我所写，一百三十多年后，一位年轻女子在一次单人环球航海比赛即将结束时处于领先位置，而参加这项赛事需要超乎想象的毅力、体力和智力。）
密尔还认为，作为个体，男人经常在不经意中（这本身就是损害的一部分）遭到损害。如果一个人从小就被教育认为自己比他人优越，那是不好的，尤其是当他人的能力实际上比自己强的时候——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从另一方面来讲，听起来也许有些残酷的是，和那些比自己“能力和教养”都要差的人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对较优秀的人是有损害的。然而许多男子会发现自己正处于这样的情况之下。与他们结婚的女子缺陷明显，因为这些女子是在完全有害的体制下强制生产出来的人工制品。那些男人也许认为自己是赢家，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是输家。
谢天谢地，自1869年起事情已经有了改观，很少的、在世界某些地方发生的、暂时的改观。
如果我们的话题只是围绕男人所写的东西，也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很明显，我们有义务转向另一个话题。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鸿篇巨制《第二性》（1949）自问世以来已经激励了许多女性从事写作。如果允许我在约两百年之后短暂复活，当我发现这本书被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时，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与密尔一样，波伏娃也关注女性的自由问题；与密尔不同的是，她没有特别关注自由和快乐之间的联系。她否认存在有关女性状况的有趣概括，因为女性的状况反映了她们所处的环境，其中有一些是社会环境，因此充满变数。（密尔似乎觉得可能存在一些这样的概括，但认为没有一个为人所知。）此外，波伏娃从存在主义传统出发，认为对环境的反应是我们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假装我们完全被环境所主宰是不真实的，是在逃避责任。
本书的篇幅只允许我涉及这部始终生动的巨著的一个主题。在第七章我谈到了黑格尔的巨大影响，并提及了他的自我认识学说：当一个人在其他东西，即一个人的“他者”里发现了自己的其他方面时，自我认识便出现了。抓住其中的心理真相，并完全忽略黑格尔宏伟的形而上学，波伏娃于此发展了她最有特色的学说：女性是男性的“他者”，且双方的自我了解都取决于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