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哲学的思与惑 [16]
上述就是尼采的分析。不管我们还会如何看待，他的分析都是坚定不移的。这种分析不过是将一些主要观点粗略地压缩在一起。尼采的风格，包括其音乐性、活力、丰富的变化、犀利的智慧，这些都是只能一个人体会的。书中到处都是令人愉快的细节描写，比如第三篇文章第七部分中关于真正的哲学家的描述。或者看第一篇文章第七部分到第九部分，你是否发现了其中的反犹太基调？然后再读一遍，你会发现这几部分实际上是针对反犹太主义本身的。这几部分声称犹太人的道德史创造了基督教诞生的心理环境——尼采很具讽刺意义地向那些反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开了一炮，这些基督徒认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归咎于犹太人，并以此作为自己反犹太人的根据。这样尼采就又一次颠覆了主流思想：基督徒应该尊敬犹太人，他们要感谢犹太人为基督教的兴盛所做的一切。非常有意思！
第八章 有什么？为谁？
思考哲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但是如果你坚持读到了这里，至少说明哲学还没有使你感到厌恶。要就哲学写点什么则更难（就我而言）。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思考哲学或者书写哲学呢？原因可能是以下一系列原因中的一种或更多种：希望学着控制自然，学着控制人类自己，进入天堂，避免下地狱；学会容忍生活本来的样子，或改变生活使其变得可以容忍；支持或反对政治机构、道德习惯或是知识机构；增强写作者的兴趣，增强其他人的兴趣（是的，那也会发生），甚至增强每个人的兴趣；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其他某些哲学家；因为他们的工作要求如此。有时也许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人们一般认为哲学家都是不食人间烟火，远离现实的。如果说的是哲学家的生活方式，这个观点往往是对的，尽管并非总是正确。如果那是指哲学家的工作，那么（我现在说的是能够永世长存的哲学）这个观点又常常不对——哲学家们一般总是探讨人们真正关心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真正的改进措施：至少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回到本书的开头部分（第1页）我谈到了三大问题：我应该做什么？存在着什么？（即现实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们如何知道？听起来似乎任何为人类提出真正改进措施的哲学主要关注的都应该是第一个问题。但那是不对的。对于现实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赋予生活以意义，或是加强我们的自尊，比如认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模样造出来的；这方面的看法还可以为某些类型的行为提供理由（或作为做出这些行为的借口），比如认为人类拥有理性的灵魂而动物没有。对“我们如何知道？”的回答可以加强或减弱第一和第二个问题的各种答案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回答中隐含着人们对哪些人拥有知识这个问题的见解，人们相信知识显然为这群人带来了威望和权力。
其实，绝大多数哲学都试图为人类作点贡献。在本书的最后部分，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一下某些哲学。一种哲学思想要想历世永存，就需要一批支持者，即一批对这种哲学感兴趣的人。支持者越多，哲学持久传承的机会就越大。我们先来谈一谈一些为个人服务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拥有大批的支持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人。
个人
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参见第五章）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它为个人提供快乐生活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是有论据支持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如果妨碍个人为快乐生活所作的努力，就是不公平的，伊壁鸠鲁在政治方面的唯一建议就是劝大家不要涉足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帮助其他人过适合他们的生活，但只限于那些与我们关系亲密的人（伊壁鸠鲁主义大力提倡友谊）；每个人都必须遵循各自快乐生活的方法。因为成功并非取决于物质条件，即一个人可以为另一个人安排的事情，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待物质条件的态度。这就是关键所在，因为当你明白自己现时的心境基本不受后续生活影响时，快乐便产生了。
图15现实生活中的伊壁鸠鲁主义？并非伊壁鸠鲁意义上的伊壁鸠鲁主义。
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唯一的善，当你听到这一主张时也许会感到吃惊。我们能得到多少快乐，这一定是极度依赖物质生活条件吗？但是还有第二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他认为最大的快乐是远离肉体疼痛与精神焦虑。容易达到的简单的快乐并不逊于奢侈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快乐，并且靠后者得到的快乐会诱发焦虑：获取这种快乐的途径可能会被夺走。（有人认为伊壁鸠鲁主义就是指有歌舞相伴的持续很长时间的晚宴——这种观点完全是误导，这肯定是从伊壁鸠鲁的反对者那里传来的说法，这样的反对者不计其数。）
许多精神混乱都源于因迷信带来的恐惧。应该消除这种恐惧。应该认识到完全生活在幸福之中的神没有必要、也不希望干涉人类的事情。努力学好物理学、天文学以及气象学知识，然后就可以确信所有现象都能从自然的角度得到解释——它们不是神灵发怒的征兆。另外，不要害怕死亡，因为死亡只是不存在而已，并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总之，那就是伊壁鸠鲁给我们每个人的忠告。你可以不听从他的忠告，甚至反对他的建议。当然如果我们都那样的话，政治家也就不会出现了；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容忍没有政治家。
伊壁鸠鲁教导个人要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以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两千多年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写下了激动人心的话语，来捍卫每个人自由生活的权力。在他著名的作品《论自由》（1859）中，密尔为众所周知的伤害原则进行辩护：“权力能够对文明社会的任何成员正当行使的唯一目的……应为阻止对他人的伤害。”欧洲和美洲的民主政治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的同时，也赢得了更充分的理解。密尔则指出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多数人对个体和少数群体的专制。
作为《功利主义》的作者（见第五章），密尔对人权没有兴趣，而是对那些由于不遵守他的原则而导致的损害和价值损失抱有兴趣。主宰自己的生活对人类而言是一种善，是我们的幸福之一，所以即使法律禁止的事情是个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做的，个人也会遭受损失。但是整个社会也会遭受损失。伤害原则所保护的人之所以是极其宝贵的资源，正是因为他们有脱俗的观点和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如果这些人的意见实际上是正确的，他们的社会价值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其社会价值不会那么明显，但同样真实：如果人们完全拥护真理，真理就会成为人们口头的死公式——对真理的反对保证了真理能够一直活跃在思想中。至于不合常规的生活方式，它们提供了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经验数据。制约个体最终会损害到每个人。
国家
前面（第二章，然后第五章又简单提及，第55页及其后）我们谈到了所谓政治义务的契约理论。在柏拉图的《格黎东篇》中我们又看到了契约理论的运用，并且注意到根据对以下问题的不同回答，原则上契约理论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在什么条件下，为了做什么事情，谁与谁订立了契约？
在所有的契约理论中，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的理论也许是最有名的——若果真如此，那是因为他对“自然状态”作了绝妙、真实的描述。在自然状态中，任何社会制度都没有建立，没有人能拥有、耕作自己的东西或者做任何有建设性的事情而不时时担心遭到攻击和抢劫，人人都有可能被谋杀。只要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持续，生活就是“孤独、贫穷、令人厌恶、粗暴和短暂的”。那么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呢？组织一个机构；同意接受某个“统治者”（个人或机构）的权威，赋予其充分的权力来完成任何他们认为有必要的事情，以保护我们免受来自他人或外部世界的威胁。这个统治机构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情，因为作为大家公认的代表，它所做的一切都假定已经获得了签订契约各方的同意。公民只有当生命遭到统治者的直接威胁时才会进行抵抗——公民签订契约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保全生命。回头看看，即使是“雅典的法律和宪法”（《格黎东篇》50e—51c，前文第21页）也不会允许苏格拉底因为生命遭到威胁而反抗统治者，只是给出了极少的理由来支持这样极端的主张。
霍布斯笔下的公民难道不会回答他们不只是为了保住性命才签订契约的？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享受各种自由，在自然状态下这些自由都是缺失的。这将意味着在公民的生命受到威胁之前，他们就获得了抵抗的权利。（再说，在交出所有的权力之后，他们怎么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呢？）和柏拉图一样，霍布斯似乎也超出了自己论点论述的范围，但实际上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柏拉图青年时期适逢雅典对抗斯巴达的那场灾难性战争。而霍布斯出生之时，西班牙无敌舰队正入侵英格兰，临近世纪末的那场宗教冲突则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壮年时期他又目睹了英格兰陷入内战的纷争之中。难怪两人都认为，政治生活首先需要有强大的政府来维持和平与秩序，没有这两样其他一切东西都无从说起。他们支持个人的方式是将全部统治权交给国家。难怪一些人认为他们做得过头了。约翰·洛克（1632—1704）写作的年代比霍布斯晚了不到五十年，所处的政治环境也要宽松一些。他辛辣讽刺道：
似乎当人类退出自然状态进入社会后便会同意，除去一人，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且那个人应该继续保留自然状态时的所有自由，他的权力又增加了这种自由，尽管他荒淫无度但仍可免受惩罚。这样想便是认为人类极其愚蠢。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臭鼬、狐狸带来的损害，却心甘情愿被狮子吞噬，并且认为这样很安全。
神职人员
神父通常不是富有之人或是掌握军事权力的人。因此赋予他们安全以及于安全之外往往还赋予他们在社会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