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 [7]
阿尔基洛科斯最著名的诗歌系列之一关乎他与一位名叫吕坎拜斯的人及其女儿的关系。根据把诗歌解读为诗人自传的古代传统，吕坎拜斯曾把女儿内奥布勒许配给阿尔基洛科斯，但后来悔婚了。阿尔基洛科斯的报复手段就是声称自己与内奥布勒和她的妹妹都曾发生过性关系，由此毁了两个姑娘（说她们淫乱）及其父亲（说他违背誓言）的名声，以至于他们全家不堪其辱而自杀。在其中一篇诗作中，叙述者认为他的前未婚妻内奥布勒是个烂货（“她对许多男人来者不拒”），转而勾引她的妹妹（片段196a）。该诗结尾既直白又含混：“我使出一身蛮力，只碰了碰她金色的秀发。”这就为观众（酒会上微醺的男人或节日里喧闹的众人）制造了悬念，让他们好奇心大增，不但争相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还热切期盼着阿尔基洛科斯关于吕坎拜斯及其女儿的下一篇粗俗诗作。不过这样用讽刺诗来辱骂他人不仅很刺激，还暗含了古代希腊观众应知的基本道德价值观——比方说这里就包括守信、未婚女孩必须守住贞操的重要性，以及性约束（当然是对女性的约束，这符合父权社会的双重标准）的价值观。
短长格讽刺诗的核心特征是内容而非韵律形式，哀歌（elegy）则不同，它包括以哀歌式对句写成的所有诗歌，是整个古代最受欢迎的诗歌形式之一。希腊哀歌通常是在阿夫洛斯管（aulos）的伴奏下演唱的，这是一种形似双簧管的乐器，由同一位乐师（阿夫洛斯管乐师）同时吹奏两根。切记不要把“哀歌”理解为现代的挽歌或挽诗，因为虽然它在古代的确与悼词和祭文（即其现代定义的起源）有关，但哀歌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形式，用于表现千变万化的主题，从神话或历史叙事，到酒、女人（外加男孩）和歌曲这类酒会上的永恒主题。
和写作短长格讽刺诗的阿尔基洛科斯一样，哀歌诗人也使用各种不同的第一人称来满足表演场合和观众的需要。最突出的实例之一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末的诗人泰奥格尼斯的哀歌中，诗人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心怀怨恨的贵族，在亲民主的革命中失去了地产，被迫流放，正在计划复仇。泰奥格尼斯对着他那位年轻的男性情人基尔努斯喃喃低语，敦促后者聆听和牢记。典型的抱怨如下：
基尔努斯，这座城市依旧如故，但平民却今非昔比：
他们曾对公正和法律一窍不通，
而是披挂着破烂的羊皮
住在城外，驯鹿一样卑微。
如今他们变成了士绅，基尔努斯，而昔日的贵胄
沦为败类。此情此景，谁堪忍受？
（第53—58行）
泰奥格尼斯的诗歌刻画出古风时期整个希腊的贵族群体的焦虑，民主政体的兴起或蛊惑民心的政客对他们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后者依靠大众的支持掌权，但随后就把自己变成了暴君。泰奥格尼斯为现有的特权辩护，憎恶粗俗者和新贵（nouveaux riches），这些让他的哀歌在贵族酒会上大受欢迎。在酒会上表演那些诗歌有助于培养群体和阶级凝聚力，让他们共同面对威胁自身地位的变革。
凝聚力的创造也是提尔泰奥斯的军事哀歌的重要元素，这位公元前7世纪中期的斯巴达诗人敦促他的斯巴达同志们誓死保卫自己的城邦和人民：“英勇杀敌为祖国而战/死于前线最美好……”（片段10，第1—2行）提尔泰奥斯的诗歌强调失败是可耻的，胜利是光荣的，反映了斯巴达社会残忍的军国主义，即便以古代的标准来看，其暴虐也非同寻常。提尔泰奥斯的时代之前大约50年，即公元前8世纪末，斯巴达曾经征服了他们附近的美塞尼亚人（同为希腊人），并把后者变成“赫洛特”（即“被俘之人”），整个民族被永久奴役。他们的强制劳动既使斯巴达的军事化社会成为可能，又让它变得必要，前者是因为斯巴达人无须劳动，可以做全职士兵，后者则是为了消灭持续存在的奴隶起义的危险。提尔泰奥斯写被奴役的美塞尼亚人“像驴子一样，被身上的重负压垮”（片段6），他的诗歌写于又一场奴隶起义之后的所谓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期间，宗旨就是要维护征服成果，强化斯巴达社会的军国主义价值观。在其后数个世纪里，他的军事哀歌始终激励着斯巴达军队英勇战斗。
传统上把其他诗歌（也就是既非短长格讽刺诗又非哀歌的诗歌）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抒情”诗，并根据它是由合唱队还是独唱歌手表演，再把它进一步分为合唱抒情诗和独唱抒情诗。不过有时并不清楚一首诗是为独唱还是合唱而作，而原本的合唱抒情诗自始至终都可以由一个独唱歌手重新表演（例如在贵族酒会上）。无论如何，既然这种诗歌都是在阿夫洛斯管、里拉琴或其他弦乐器的音乐伴奏下吟唱的，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音乐与歌曲至关重要（当然在合唱诗中，舞蹈也很重要）。
最著名也最迷人的抒情诗人或许当属萨福，她于公元前7世纪末在莱斯博斯岛上写作。萨福是古代最伟大的女性作家，被古代的仰慕者们誉为“第十位缪斯”。她写过各种形式的合唱诗，包括婚礼歌曲和献给神祇的赞歌，但她最有名的诗还是那些关于爱情，特别是女人之间的爱情的独唱诗（多半是独唱诗）。人们往往会说萨福与她的女性圈子的公开情爱关系也实现了某种教育目的，她的“学生们”能够学到许许多多的活动，包括音乐、装饰和宗教仪式等，为日后为人妻、为人母做好准备。在这一模式下，萨福的圈子被认为是与男同性恋通过仪式相当的女性活动，现存的很多资料都能证明，在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这种男同性恋通过仪式在希腊其他地方的年轻男子中非常盛行。
另一种情况是，她的那些关系可能就是单纯的情爱关系，不需要声称有什么教学目的。（换句话说，萨福的受话者们可能是她的一连串女性情人，不一定是某个体制内群体的成员。）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清楚，萨福的诗赞美的是女性之间肉体上的亲密关系和爱欲。例如在一首诗中，她安慰一位即将离别的情人，回忆起“你在柔软的床榻上满足你的渴望”（片段94，第21—23行）。维多利亚时期把萨福塑造成（贞洁的）女家庭教师形象，压抑了这些被认为有害的同性恋元素，不过奇怪的是，相关的男性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寄宿学校接受教育——倒是不难接受古希腊有一个年轻男性同性恋活动频繁的时期。
许多男性抒情诗人与男女两性各色各样的情人尽享欢愉，但他们没有一个像萨福那样，坚信爱是人生中最不可或缺的东西：
有人说世间最好的东西
是骑兵，步兵和舰队。
在我看来最好是
心中的爱。
（片段16，第1—4行）[3]
这里，叙述者的观点与“男性”崇尚军功荣耀的价值观公然对抗，而另一首诗则剖析了说话者看到自己心爱的人与一个男人在一起时，心中的妒忌和绝望（片段31）。让我们伤心的是，萨福只有一首诗完整地保留至今，她在该诗中向阿芙洛狄忒祈祷，请求女神帮助她克服一个对她的爱不予回应的女人的抗拒（片段1）。然而萨福诗歌的碎片化恰恰突出了她的意象的微妙质朴和摄人心魄的美感，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些例子：“爱摇动着我的心房，像一阵风落在山间的橡树上”（片段47），“让我浑身无力的爱神再度令我颤抖起来，那酸苦又甜蜜，谁都无法抗拒的精灵啊！”（片段130），还有（关于她自己的女儿）“我有一个好女儿，她的模样好似/金花几朵，我爱的克勒斯”（片段132，第1—2行）[4]。
合唱抒情诗是由古代希腊社会的各个阶层参与演唱和舞蹈的（一般来说，已婚女人、少女、男人和男孩各自在不同的合唱队表演），合唱的集体合声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就是表达参演演员及观众群体的价值观。合唱表演是宗教礼拜和节日庆典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从婚曲到葬礼上的挽歌，它标记了一个人一生中的许多重大事件。比起独唱抒情诗，合唱诗歌所书写的场面要大得多，风格也更为崇高，使用精心构思的韵律、复杂的句式、华丽的辞藻和大胆的比喻。
现存的最大一部合唱抒情诗集是品达所作的40首凯歌（或epinikia，即胜利曲）全集，都是诗人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为赞美四大运动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获胜者所作。委托品达创作凯歌的获胜者来自希腊语世界的各个角落，却因为都渴望用诗歌让自己的胜利名垂千古而走到一起。有些构思不够精妙的凯歌或许是在运动会之后不久的节日上创作和表演的，但大部分都是为了在胜利者返回故乡城邦时表演而作，胜利者的家人会保留诗作的副本，以便在未来数年里反复表演（只不过不一定像首演时那样，由大型歌舞团体来演出）。
品达因风格华丽而备受美誉，在现代人看来，他的诗作可能会显得古怪和夸张，但委托者们觉得要纪念他们伟大而耀目的成就，那样的风格再合适不过了。那些凯歌除了交代委托者或其家人此前所获胜利等个人经历之外，一般还会记述某个神话事件（往往与胜利者故乡所在的城邦有关），神话的细节会被精心构思，这些诗歌宏大的赞美修辞也是一样，从而突出胜利者能够获得成功的各种要素——天生的能力、刻苦训练、有德行的雄心抱负、众神的支持等。现代人看到这些颂歌强调天赋异禀和胜利者超乎常人大概又会犹疑不定，但品达的保守观念反映和强化了他那些有权有势的委托者的贵族世界观。品达认为，运动员在神的帮助下获得胜利的那一刻，人超越了生命的短暂易逝而获得了永恒：
一日之中的造物啊，谁是什么？谁又不是什么？人乃虚影之梦。然而，一旦宙斯赐予的澄辉拂照，
蔼蔼扶光委照于人，于是生命和顺。
（《第八首皮托凯歌》，第95—97行）[5]
然而当人的潜力得以实现，诗人同时告诉我们，成功可能会激起妒忌，或许是他人的羡妒，又或许是诸神的嫉恨，所以这些凯歌也用冷酷的笔调（在我们听来很是意外）重申人类生命易逝、力量有限，这也能保护胜利者免受随胜利而来的诸多危险。
按照罗马哲学家和剧作家塞涅卡的说法，“西塞罗说即便他的生命延长一倍，也不会有时间阅读抒情诗人的作品”（《道德书简》49.5）。还好，其他很多罗马人更喜欢抒情诗，拉丁文学也有很多抒情诗和个人诗可与希腊诗相媲美。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或许要属卡图卢斯，他在共和国末期（公元前1世纪60年代—前1世纪50年代中期）写作，虽然作品不多（只有116首诗），但它们呈现出种类繁多的诗歌形式和风格，从微型史诗和宗教赞歌到滑稽模仿文学作品和社会政治讽刺作品。但他的作品中最受欢迎的，还是关于他与一位他唤作莱斯比亚的已婚女人之间私情的那些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