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 [6]
他们利用市民同胞的血水堆金积玉
哪管尸横遍野，贪婪地征敛无期。
（第三卷，第70—71行）
卢克莱修对公共生活中的腐败和暴力的回应相当激进：只有退出罗马的疯狂竞争，才能逃离当代社会的物质主义以及现代生活中所谓的“成功”在智力和道德上的贫瘠。真是“万变不离其宗”[11]。
最后一个教谕诗的例子是维吉尔的《农事诗》（题目“Georgics”来自希腊语的“georgica”，意思是“与务农有关的事”），吸收了赫西俄德和卢克莱修两人所写的内容。和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一样，该诗也自称提供关于务农的实用建议并赞扬简朴的农夫生活；和卢克莱修一样，维吉尔也探讨了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特别是我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我们当如何在其中得到幸福。维吉尔探讨了农作物与天象（卷一）、树木与藤蔓（卷二）、牲畜（卷三）以及最后的养蜂（卷四），强调了labor（“辛勤劳作”）所附带的道德价值观，特别是它作为一种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改造充满敌意的自然世界的手段。然而与此同时，用于描述人类驯化自然所使用的武力和胁迫等隐喻，也意在指出人类生活本身所含暴力的破坏稳定的后果。
《农事诗》写于公元前1世纪30年代末，完成于屋大维（未来的奥古斯都）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角大胜之后，与《埃涅阿斯纪》的后半部一样，关注内战的混乱动荡，并为建立一个平衡的、更加和平的社会而奋斗。维吉尔强调说，这些冲突既是天灾亦是人祸，因为农村遭到了战争的蹂躏：
世上这许多战乱硝烟
这许多罪孽，无人躬耕
田园荒芜，农夫远行
弯曲的镰刀已被铸成冷硬的刀剑。
（第一卷，第505—508行）
和《埃涅阿斯纪》一样，维吉尔在这里也把屋大维看作唯一的希望，是意大利农村乃至整个罗马世界的复兴者，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样的希望有多脆弱，因为每一位读者都很清楚，屋大维就是近年流血杀戮的内战的主要参与者，“奥古斯都太平盛世”的稳定安宁仍遥遥无期。
* * *
[1] 罗马神话中的门神，双面神，被描绘为有前后两副面孔。罗马士兵出征时，都要从象征雅努斯的拱门下穿过，后来欧洲各国的凯旋门的形式均起源于这一传统。
[2] 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经典音乐聊天节目，1942年1月29日首播。节目每次请来一位嘉宾，谈论的话题是：送你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你只能带八张唱片，一本《圣经》和一本莎士比亚著作以外的书，一件没有实际用途的奢侈品，你会带什么，为什么？
[3] 译文引自罗念生译，《伊利亚特》（《罗念生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4] 译文引自王焕生译，《荷马史诗· 奥德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6页。
[5] 译文引自罗念生译，《伊利亚特》（《罗念生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7页。
[6] 译文引自罗念生译，《伊利亚特》（《罗念生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页。
[7] 同上书，第149页。
[8] 译文引自罗逍然译笺，《阿尔戈英雄纪》，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
[9] 译文引自杨周翰译，《埃涅阿斯纪》，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10] 译文引自杨周翰译，《变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
[11] 原文为法语：Plus ça change。——编注
第三章 抒情诗和个人诗
从早期希腊的抒情诗到罗马的爱情哀歌，本章将讨论各种类型的诗歌。这些纷繁多样形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立足于说话者（即诗中的“我”）的世界，此人的想法和经历被凸显出来。虽说史诗和悲剧等文类通常关注的都是昔日神话世界，其中诗人的“我”只是偶尔会（例如在史诗中）或根本不会（例如在悲剧中）出现在瞩目位置，但本章的大部分诗歌似乎都源于说话者此时此地的情感和反应。
乍一看去，这类诗歌似乎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启蒙运动时期强调个人是对社会、政治和艺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种主张最终的成果就是浪漫主义观念，认为自发的真情实感才是最好、最真的诗歌的基础。华兹华斯在他的《抒情歌谣集》（1802）序言中对诗歌的著名定义，即“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就概括地指出艺术建立在诗人个体对世界的情感反应的基础上，这个观点的影响持续至今。不过，虽说古代抒情诗或个人诗都声称表达了说话者对世界的反应，而且毫无疑问，它也的确汲取了诗人（及观众）对爱情或战争（等等）的个人体验，但古代诗人的目标却不是反思他自己的经历，而是建构一个让观众觉得既可信又扣人心弦的第一人称（ persona）。
换句话说，我们在阅读古代抒情诗或“个人”诗时，需谨防传记谬误。举例而言，上一章讨论过，赫西俄德为了写自己的教谕诗《工作与时日》，创造了抱怨不休的农夫和他的花花公子兄弟这两个角色。在抒情诗或个人诗中，我们会看到同样的过程更大规模地呈现，诗人们采用了五花八门的第一人称，但他们全都适用于诗人所选择的文类（例如阿尔基洛科斯的对骂歌）、表演情景（贵族酒会、公共节日等）以及叙述者的目标（不管是品达在合唱颂歌中赞美获胜的运动员，还是卡图卢斯哀叹情人的不忠）。
另一个应该提防的是，因为这些诗歌大部分是（或者声称是）“个人化”的，我们就会误以为它们没有那么传统，或者不那么关注与早期文学作品的互动了。这同样是一种现代观念：比方说，哲学家伊曼努尔· 康德就声称“在一切艺术门类中，诗歌是最高品级的。它几乎完全出自天才，极少受到规范或典范的指导”（《判断力批判》），表达了诗歌是纯粹的个人表达，不受文学规范和传统影响的观念；但古代诗人，不管是抒情诗人还是其他诗人，则恰好相反，他们对自己所写的文类及其历史始终有所关注。
先来看看古希腊抒情诗。这里的“抒情”一词是个笼统的词汇，因为它囊括了除史诗和戏剧之外的一切希腊早期诗歌，因而也就涵盖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形式，展现出千变万化的人物角色。传统上把这些作品细分成更小的文类——短长格讽刺诗、哀歌以及抒情诗本身[1]，包括独唱诗和合唱诗（见下文）——但这不应该掩盖一个事实，即诗人可以自由地使用他或她认为合适的任何形式来创作：于是阿尔基洛科斯既写短长格讽刺诗也写哀歌，而萨福既写独唱诗（例如关于爱情的个人诗）也写合唱作品（例如婚曲）。所以说这些类别都是人工添加的，可能会掩盖不同形式之间的延续性，它们本身也是基于不同的特征——“抒情诗”基于歌曲概念，哀歌基于格律，短长格讽刺诗基于主题——但它们仍然能够帮助我们大致了解早期希腊的“歌曲文化”。
这些不同形式诗歌的主要表演场所是酒会和公共节日。酒会是上层阶级的饮酒聚会，精英阶层的男性可以在其间听到诗人吟诵，或者自己表演。他们会选出一位“中心人物”或“酒会主事者”，由他来决定酒的烈性（也就是加多少水），并负责确保酒会不致沦为耍酒疯的胡闹场面。女人也在场，但她们不是谁的妻子，奴隶和妓女们或许会提供音乐伴奏或其他服务——幸存至今的酒缸和酒杯上就生动地（色情地）描绘了后一种场景。与之相反，民间节日是公共节庆，整个社群不但会聚在一起享受动物献祭（在古代可不是每天都能吃得上肉，因而吃肉是一大乐事），也会欣赏竞技、音乐和诗歌比赛。
现在来看看抒情诗的亚类。短长格讽刺诗（iambus）一词的起源大概与在祭献德墨特尔和狄俄尼索斯（与性交和繁育等相关的神祇）的节日上表演的诙谐和粗俗诗歌这一传统类型有关。但现存的短长格讽刺诗的范围表明，这一文类的发展大大超出了宗教崇拜起源，而囊括了多种多样的主题和目的。嘲笑和谩骂是主要特征，与性有关的猥亵和露骨话语也是一样（例如，“杂种”一词只会出现在短长格讽刺诗中），但这些诗中也会出现动物寓言，以及道德和政治劝谕。短长格讽刺诗相对较为“粗鄙”或通俗的语域，使它成为传播民主政治的理想介质：因此雅典政治家和诗人梭伦（活跃于公元前6世纪初，后来被尊称为开创民主的英雄）就用短长格讽刺诗来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辩护，声称自己解放了那些因债务而沦为富裕主人之奴隶的雅典人（诸多成就之一）。
短长格讽刺诗的多样性在该文类的杰出代表人物阿尔基洛科斯身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他的创作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在古代世界与荷马齐名，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阿尔基洛科斯以其诽谤诗语言的鲜活和诙谐机智名扬四方，但他的嘲讽也会带上一种严肃的笔调，比如他在取笑“漂亮的好人”这一贵族典范时就表现出了这一点，那是一种将美、高贵和卓越全都混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
那位将军我不喜欢，他迈大步，
鬈发整齐，自鸣得意。
我宁愿看见一位将军，腿弯人矮，
两脚站得稳，心中勇敢。
（片段114）[2]
短长格讽刺诗将嘲讽看成是透过事物的表面揭示真相的手段，这里就把矛头对准了那位漂亮的贵族将军，他只不过看上去是个人物而已。
阿尔基洛科斯还利用观众对动物的了解，特别是利用他们都受到了动物寓言这一民间传说传统的影响这一点，创作了含有影射意味的精练意象：
狐狸诡计多端，刺猬只有一个——但那是很管用的一个。
（片段201）
如此处所示，阿尔基洛科斯往往会自比那个表面看来处于弱势，却最终打败了敌人的动物。刺猬“很管用的一个”计策就是蜷缩成一个满身是刺的球，诗人在其他地方明确指出了它与叙述者的相似性：
但我知道一件重要的事：
对那个伤害我的人，我会加倍奉还。
（片段126）
这里的意思很清楚：如果有人试图伤害阿尔基洛科斯，他不仅会保护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