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 [3]
[3] 译文引自李永毅译注，《贺拉斯诗全集：拉中对照详注本（上）》，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总第6411页。诗句中的“拉提乌姆”为古意大利半岛中部一地区，拉丁语原本是此地的方言。
[4] 在英国文学中，18世纪被称为“奥古斯都时期”、新古典主义时期和理性主义时期。“奥古斯都时期”这一名称源于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都自觉地模仿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作家维吉尔和贺拉斯。
[5] 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在与代达罗斯一起使用蜡造的翅膀逃离克里特岛时，因飞得太高，双翼遭太阳熔化而跌落水中丧生。
[6] 译文引自李永毅译注，《贺拉斯诗全集：拉中对照详注本（上）》，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总第2462页。
[7] 译文引自罗念生、杨周翰译，《亚里士多德〈诗学〉和贺拉斯〈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56页。杨周翰先生为“柱石”加了注释：罗马习惯，新诗都张贴在书店外面的柱子上，此处实指书店、书商。
第二章 史诗
在所有的古代文学形式中，史诗不仅声誉最高，也最有可塑性，历史最悠久。古典世界战乱频发，无论是对立的希腊城邦之间，还是罗马与那些胆敢抵制她扩张势力的国家之间，连年兵戎相见：罗马的雅努斯[1]之门只有在完全和平的时候才会关闭。公元前29年，凯撒的继承人（未来的奥古斯都）200年来第一次关闭了拱门，在长达七个世纪的整个罗马史上，这也不过是第三次。在战火纷飞的社会，赞美并探讨军事英雄主义、忠诚和阳刚气质等概念的文类当然始终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或持久美誉。
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无论在叙事技巧和人物塑造上，还是在语言的应用和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方面，都是古典文学的上乘之作。它们从希腊暗淡的“黑暗时期”（迈锡尼文化衰落之后，公元前1200—前776年这段时期）脱颖而出，宛若奇迹，对后来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无可匹敌。在古代版的《荒岛唱片》[2]中，提前被放入行李的会是荷马的史诗，那是古典世界的皇皇巨著，相当于后来的《圣经》和莎士比亚作品。西方文学的起源似乎是一个双重悖论：荷马的作品是最早的，也是最优秀的；而荷马本人堪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不过好在这两个都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或许是现存最早的希腊文学作品，但事实上它们是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的口头史诗传统的巅峰之作，而对荷马其人的无知并不影响我们欣赏他的诗作。
和几乎所有的古典史诗一样，荷马所写的特洛伊战争和奥德修斯重返伊萨卡岛的故事也发生在一个众神与英雄的神话世界里。希腊史诗传统及所记述的特洛伊城陷落大概有其历史内核，让人联想到公元前12世纪初希腊攻打西北小亚细亚（如今的土耳其），然而当历史变成英雄诗，它必然会变成一种虚构。到公元前8世纪末荷马生活的时代，早有数代吟游诗人为适应各自的时代和观众的需要，把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改编得面目全非了。原本为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原因而起的冲突变成了一场为女人（特洛伊的海伦）而战的战争，诗化的夸张也留下了印记：十年征战，一个由1 186艘希腊舰船组成的大型舰队，诸如此类。最值得关注的是荷马诗歌中对逝去的英雄时代的怀念，那变成了史诗传统的一个主旋律，从诗中描写荷马式武士比今人更加孔武有力的句子就可见一斑：“我们当代人/只有华年壮士才勉强能用双手/把那块石头抱起。”（《伊利亚特》第十二卷，第381—383行）[3]
要了解荷马的文学成就，首先必须考察一下他所继承的口头史诗传统。荷马的诗歌是为现场表演而作的，即便他识文断字（对此我们并无十分把握），他也是从其他从事表演的吟游诗人那里学到史诗这项技艺的。其后很多年，他不断完善自己的诗歌，通常每次只表演很短的片段而非整部作品（要演完整部《伊利亚特》，大概需要26个小时）。和其他云游四方的艺术家一样，荷马也急于招徕更多的观众，因而很注意为自己的技艺做宣传：《奥德赛》里的吟游诗人菲弥俄斯声称，这种技艺既是苦练所得，也得益于神赐的灵感：“我自学歌吟技能，神明把各种歌曲/灌输进我的心田。”（第二十二卷，第347—348行）[4]而两部史诗的核心英雄阿基琉斯和奥德修斯都被比作史诗诗人，奥德修斯为长弓上弦也被类比为吟游诗人给竖琴调弦（《奥德赛》第二十一卷，第406—411行），亦绝非巧合。
《伊利亚特》虽然体量巨大（近16 000行诗），却只涉及特洛伊战争的一小段，重点只有交战第十年，也就是最后一年的短短四天时间。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诗学》第二十三章），荷马避免了某些后代史诗诗人所犯的错误，他们试图从头到尾记述所选神话的每一场事件，最终把史诗变成了一连串乏味的事件经过（“事件a发生了，紧接着是事件b，然后……”）。相反，荷马从特洛伊陷落的故事中选取了一个单独完整的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并就此展开，运用倒序和伏笔的方法，使他的叙事涵盖整个战争，从海伦最初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劫持（希腊出征的原因）一直到特洛伊被毁，城中幸存者悉数被掳为奴。如此巧妙地运用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是《伊利亚特》精细复杂构思的最佳典范之一。
我们把荷马史诗中的主要人物称为英雄，但有必要弄清楚“英雄”在这一语境中的含义。“英雄”一词会让我们想起某个做出毫不含糊的正面表率之人：比方说冲进一幢失火的大楼去救人的消防员。然而在古希腊文化中，“英雄”——神和人结合孕育的后代，并非单纯的正面人物，而多具有过激的特征，无论好坏。英雄能够做出超乎常人的行为，有着令人钦佩的非凡技能。但他们的英武之气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也可能会激发不尽如人意的品质：震怒、暴力、残酷、傲慢、鲁莽和自负。因此，英雄主义本身就有一种内在的矛盾：英雄拥有的能量既让他们非同寻常，也会带来动荡和危险（对英雄本人和他人而言都是如此）。《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是成熟的史诗作品，不仅赞美那个不畏艰险的英雄世界，也探索了英雄主义本身的复杂性。
《伊利亚特》的核心情节是阿基琉斯因为希腊同胞没有对他表示敬意而愤怒，随后退出了战斗。眼看着希腊人万分焦急，他仍拒绝战斗，于是他的朋友帕特罗克洛斯代他出战，却死于特洛伊领袖赫克托尔之手。阿基琉斯悲痛万分，最终被复仇的渴望驱使着重返战场。但他表现出了灭绝人性的暴怒，因为他不仅杀了赫克托尔，还毁坏他的尸体，把尸体拖在自己的马车后面飞奔。这是极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它违犯了保护死尸的一个基本禁忌，也威胁到赫克托尔入土为安的基本人权。多亏诸神的干预阿基琉斯才结束了他那可耻的行为，在他们的关心下，阿基琉斯见到赫克托尔的父亲普里阿摩斯，最终归还了赫克托尔的尸体。正是在这次与敌人的见面中，阿基琉斯总算恢复了同情和尊重的态度，《伊利亚特》认为，这些都是正人君子的必要品质。普里阿摩斯以阿基琉斯的父亲裴琉斯的名义恳求阿基琉斯，当阿基琉斯仿佛在这位特洛伊国王的脸上看到自己父亲的悲伤和痛苦时，两人一同哭泣起来：
两人都在怀念亲人，普里阿摩斯
在阿基琉斯脚前哭他的杀敌的赫克托尔，
阿基琉斯则哭他父亲，一会儿又哭
帕特罗克洛斯，他们的哭声响彻房屋。
（《伊利亚特》第二十四卷，第509—512行）[5]
阿基琉斯给予普里阿摩斯和赫克托尔以应有的尊重，才算摆脱了自己毁灭性的偏执和悲痛，并认识到了他人的人性。
众神对于凡人的关注以及他们不断干涉人间事务是荷马史诗最值得关注的方面之一。然而荷马笔下的诸神并不仅仅是文学人物：他们表达了一种连贯的神学。古希腊没有国教，也没有经书为宗教信仰提供指导，诗人们便扮演了影响宗教观念的重要角色，荷马在这方面无人能及，他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包括希腊人对自己的诸神的观念。但要理解希腊宗教，就必须摒弃不当的（特别是基督教）神学观念，后者认为神本质上必是善良和仁慈的。因为虽然希腊（和罗马）的诸神的确关心人类，但他们绝非无私，他们对荣誉的看重一点儿也不亚于英雄。如果神的荣誉受损，就像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把阿芙洛狄忒选为最美丽的女神而得罪了赫拉和雅典娜（《伊利亚特》第二十四卷，第25—30行），她们为了复仇，一点儿也不比震怒的英雄仁慈半分，这时她们超乎凡人的神力就意味着她们的复仇会更加恐怖。于是赫拉与丈夫主神宙斯做了一笔冷酷的交易，只要特洛伊被捣毁，她愿献出她最钟爱的三个城邦（阿尔戈斯、斯巴达和迈锡尼）（第四卷，第50—54行），并且毫不掩饰自己对特洛伊人的憎恨：“我却不能让仇敌特洛伊人遭受不幸？”（第十八卷，第367行）[6]
凡人与神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诸神享有永恒的生命，而凡人终将湮没在冥府。这一基本差异，即凡人必死，通过特洛伊人的同盟格劳克斯的一个比喻得到了有力的表达：
正如树叶的枯荣，人类的世代也如此。
秋风将树叶吹落在地上，春天来临，
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
人类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
（《伊利亚特》第六卷，第146—149行）[7]
然而悖论就在于，英雄必死本身却让他们拥有了诸神所缺少的一种肃穆的悲剧力量。由于诸神“必然永世安康，长生不老”，他们不会面对生死攸关的危险。换句话说，诸神的力量和不朽身躯就意味着他们无法以人类的孤注一掷来表现自己的勇气和耐力，因而反比人类略逊一筹。正如一位古代评论家所说：“荷马竭力为《伊利亚特》中的人赋予神性，却又把神写成了人。”（“朗吉努斯”，《论崇高》9.7）
《伊利亚特》描述了战场上的压力，而《奥德赛》却通过奥德修斯这个人物探索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英雄主义，这位“足智多谋的壮汉”不得不动用自己的智慧和计谋，克服返乡归家途中的诸多障碍。这样看来，《奥德赛》就是一部英雄流浪和返乡的故事，全世界许多文化中都有这样的故事。在这一故事模型中，英雄一般滞留在外，家人因他远离故土而备受苦难和煎熬，然而这位英雄最终克服重重障碍，救回了自己的妻子和家人。于是，在《奥德赛》的开头，特洛伊战争已经结束了十年，但奥德修斯还没有归家，他的家中一片混乱：一百多个骚乱又傲慢的求婚者